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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阻碍着内蒙古文艺事业的发展
《人民日报》记者林沫
1957.06.06



内蒙古文艺界存在着许多问题,严重地阻碍着自治区内各民族文艺的繁荣和发展。由于领导部门有“三个主义”在作怪,使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愈堆愈多。

在上个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本报驻内蒙古记者站和自治区文化局又联合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在这些会上,内蒙古文艺界的问题得到大量的揭发。


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


发言的很大一部分是批评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许多人认为宣传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

剧作者周戈说:宣传部领导上平时对文艺工作中的复杂现象和问题,不去进行研究和了解,遇事就临时抓一把,要文艺工作者配合宣传,把文艺工作看得十分简单。我们希望宣传部最好有一个懂得文艺的部长领导文艺工作,于是领导上就批评说:“你们都要求领导上象梅兰芳那样,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文艺工作者平时有句对领导消极不满的话:“反正文艺工作上死不了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对文艺问题不大管,但对文艺干部的思想有时却扣得很紧,遇上问题就乱扣帽子,什么“反领导,反党”等等。

曾在宣传部当过三年文艺处处长的陈清漳说:内蒙古文艺界的问题过去曾长期存在着,不断发展,这就是对文艺问题的许多争论,特别是和领导上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各有片面性,有争论是正常的,但却没有引向学术问题好好探讨,往往被湮没在个人之间的意气中,把学术争论庸俗化了,而且不同意领导上的意见,往往就被认为是反领导。这个矛盾发展到肃反,有的就把内部矛盾错认为敌我矛盾,挨了整。这样把问题压了一下,但实际上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更深了,不少人沉默不语了。

内蒙古文联主任尹瘦石说:我认为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教条主义,而且是占主要地位的。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往往理解为工农兵题材,忽视了题材的广泛性。而我们某些文艺工作者也有缺点,过多地强调文艺的特殊性。领导上以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你意见提得多一点,就扣你个帽子,脱离政治,反领导。领导上对文艺工作者的不同意见,是很难听进去的。这就妨碍了对文艺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听说中央曾指示各省和自治区一年要讨论一次文艺工作,我也曾向内蒙古党委作过这样的建议,但始终未这样作过。党委宣传部平常对文艺界过问少,问题当然就很多。有了问题,就临时抓一把,整一下,这样怎么能搞好呢?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求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精通文艺,但是否可以多接触,多了解,找文艺干部谈谈,可惜这样的事也是很少的。不了解,不关心,如何领导?就只有以教条主义来领导,以官僚主义对待文艺干部。


有些青年作者不但得不到领导上的培养和帮助,有时反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


蒙古族青年作家乌兰巴干说:在内蒙古有些青年作者,不但得不到领导上的培养和帮助,有时反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过去七、八年,我一直是在业余搞创作,白天工作,夜里写文章,每天只睡四、五小时,写出了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我为什么要写它呢?过去我们的爹娘用求神拜佛的办法找幸福,一步磕一个头,磕几十年到五台山去;我们的祖先为反抗异族的压迫,也举行过多次的武装反抗,流尽了鲜血。但是到五台山的也没找到天堂,多次的反抗也都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失败了。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们幸福,给了我以力量,我们的民族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草原和人民,我觉得应该反映这个大变化,一个蒙古人的良心促使我去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受批评,挨斗争,说我是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没收我的桌子和灯,各方面为难,最后发展到甚至要没收我的稿子,罪及作品,使我所写的人物在纸堆中喊冤。我为此事曾经神经失常一个多月。打击我的就是曾经在内蒙古日报东部版担任副总编辑的周达理同志。我觉得他有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认为蒙古人落后,不相信他们会写出东西,所以受他打击的蒙古青年不只我一个。他不理解文艺创作和文艺的作用,他说小说是瞎编的。他认为我每天夜里写东西是不干正事,甚至怀疑我是作坏事,派人监视我。我虽然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有一个时期身体也很不好了,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一直把良心当作铁帽子顶在头上,坚持写作。最后终于得到全国作家协会和内蒙古党委领导上的支持和帮助,使我能够安心地从事文学事业。不过我觉得在这次整风中,对于象周达理这样思想作风不正的同志,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和团结的精神,给以应有的教育。

在会上,很多人都批评文联、作协、美协内部党与非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高墙;个别领导人独断专行,缺乏民主,在文学、艺术作品上,用不正当的手段抬高自己,压倒别人;在文艺工作者之间,排老欺新;在文联和文化局之间,由于个别领导人关系不正常,使部门之间形成门户之见,在很多问题上,不是团结共事,而是互相排斥。

作协的两个非党员副主席有职无权,副主席纳·赛音朝克图说话不顶事,连勤务员都支使不了。他是一个民族作家,但却被分配作编辑和翻译工作,使他很难从事于民族文学的研究和创作。


内蒙古文艺界要繁荣创作,百花齐放,必须整顿队伍,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


文艺刊物“草原”的编辑组长杨平说,作协的个别领导人口称繁荣创作,但却把创作室取消,搞光了别人的创作条件,自己则是关门创作。对别人的长篇小说,不让在“草原”上刊登,而自己的就可以登。安谧同志过去在创作室写了不少诗,现在创作室取消,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受到了限制。杨平认为,内蒙古文艺界要繁荣创作,百花齐放,必须整顿队伍,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文艺团体要建立集体领导,消除少数人操纵一切的坏习气,开展民主批评和自由讨论的风气,同时还要开辟出版园地,不然,外边的一些新鲜空气就吸收不进来。

美术工作者乌恩说:过去由于我批评了官僚主义,就受到打击。只要对党和人民不利的事情,我就要斗争,正因为这样,受到某些领导人的厌恶。有的人是糊里糊涂入党的,我对有的党员是不承认的,因为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还不如非党同志热情和勇敢。美协的个别领导人缺乏民主,遇事独断专行,对大家有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心里不满意,不敢谈,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举行美术展览会,大家不愿画,沉默以示抗拒。美术界理论水平高的被批评,画得好的外调,很不利于美术事业的繁荣。有的领导人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思想,排斥民族干部。美协成立时,最初没有朝鲁(蒙古族),后来事情闹到中央,朝鲁才当了副主任。


有些同志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对文艺干部、文艺活动很少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


周戈说:文艺界不团结,思想根源之一,是我们有些同志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在作怪,对文艺干部、文艺活动很少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就说交朋友吧,在自治区工作十年,应该有个蒙古知心朋友,但这在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之间却说不上。口头上讲团结,但办事情只从自治区的大多数汉人着眼,当然就忽视了民族特点。同时,在有些汉族干部的内心深处,对民族干部总有些轻视和瞧不起的心理。如美术工作室归文化局领导,文联有些同志就觉得,他们有谁能领导?还不是望着文联呵!如文化局进行文艺评奖,也在背后冷言冷语说:“他们评就评吧,反正是有钱无处花么!”这就使有些民族干部产生反感和排挤心理,把一些不好领导的汉族干部排挤出去。但责在我们,因为你不好好帮助,逼得人这样作。文化局副局长布赫同志常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但很多事也缺乏商量,因此由人的关系又造成部门之间的磨擦,在工作上是互相牵制,而不是互相帮助。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