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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点意见
中山大学副校长 陈序经
1957.06.14
许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鸣?”还有人说：“你参加学校行政工作，应该鸣一鸣，起带头作用”。我在一个小会上，已曾表示过，检讨自己的错误，我应带头，可是揭露同志间的缺点，由我带头，未必作得好。我这两年来，在全国政协小组上，在高教部座谈会上，以及其他好多地方，对文化教育事业，曾提过一些意见。我主张自觉自愿而鸣，有早鸣之自由，也有迟鸣以至不鸣之自由。既不必人鸣亦鸣，亦不必为鸣而鸣。我还要顺便的指出，鸣有一般普通之鸣，还有研究学术方面之鸣，前者较为容易，后者较为困难。因为对于一般普通的问题，发表意见，较为容易，但要在学术上，尤其是在专门问题上，自鸣或是争鸣，都需有相当的时间和准备。对于我们来说，学术上的争鸣，是更为重要，而且是有长期性的。
在这次学习的初期，我还觉得有点意见可谈。但是近数星期来，大致上我所能说的话，人家都讲过了。我所没有想到的好多话，人家也说过了。许多同志说：我对于龙潜同志不会没有意见。其次，任何人与人之间都会有意见，就是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不一定都值得提出。龙潜同志对我也不是不客气，我根本想不到他对于徐舜英同志或其他同志那么主观粗暴。我说不出徐舜英同志或其他同志所说那些话，因为我没有同样的体验，龙潜同志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其优点，他未离开本校之前，曾对我说：“你有涵养”。我说，我还须学习涵养。我又对他说，高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比较复杂，权利心比较淡薄，但也有其自尊心，甚至有怪脾气。与高等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涵养。尊重对方的长处，不须要过分强调对方的弱点。龙潜同志还对我说假使高等知识分子政策早一年宣布了，他可能避免好多错误，假使今后还有机会在高等学校工作，他也不至于再犯这些错误。我觉得办教育的人，必须从同志间的友爱出发，如果一个同志既已承认他的错误，且有心改正，就应该给他改造与学习的机会。所以在他没走前，我也曾向党的负责同志提议应该给他在学校中受教育与吸取经验，不一定要调动他的工作。
应该指出，院校调整以后的数年中，在我先后参加学校行政工作的时间中，许多事情我与党员同志们是共同负责的。假如说他们做错了，那也就是说我也不能没有错。从近来同志们所提出的意见来看，有了很多缺点是应当由学校行政领导负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应该倾听大家的意见，努力改进工作。此外，在这数年中，有一半时间我自己没有参加行政工作，只作点研究工作，准备开课。对于学校许多事情，实在相当隔膜，因之提意见也比较困难。我以为过去受“三害”较多的同志，应该多说话，帮助党员一齐进步。
我现在想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谈一谈。
第一点我要说的是，许多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党员同志们，对一切大小事情，不加区别，都当为政治任务来看待。我觉得假使我们把高等学校的生活，完全当为政治生活来看待，那就是把政治庸俗化了。这么一来，找找朋友谈心，便不免有政治意义，同朋友吃饭，也有政治意义，以至古董的欣赏，金石甲骨文的小组讨论，也有政治意义了。这么一来，不只要把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变为政治专门学校，而且可能把个人以至男女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都认为是只有政治作用。应该指出，学术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的，学校是需要政治的领导，但学术并不等于政治。学术分门别类，各有专业，欲求学术进步，必先使研究学术者有充分时间去钻研业务和独立思考。一个科学工作者，可能有时候被人看成为想入非非者，他与政治以至现实生活，可能完全没有关系，甚至可能一生想不出也作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假使没有优容雅量和科学预见，学术就很难有显著的进步，很难有崭新的发展。
第二，许多党员同志，只有主观主义的政治观点，而缺乏法制观点，在新法制还没制订完备，而旧法制已不适用的情况之下，许多党员同志作事，往往不讲法律，不讲制度。比方，在学校里可以把一些认为有问题(?)的教师集中起来，主要目的虽说是思想改造，事实上便妨碍了人身自由。又如，院校调整，是把广州各高等院校调整，但是在我们同志之中，也有人还存有“你校归并我校”的思想。这是本位主义，这是宗派主义。在这里，我要替许校长和冯副校长说几句话。两位校长是在院校调整之前已任命为中大校长的。到了院校调整时，原有的中山大学和其他高校一样的，是由筹备委员会去领导的。但到了1954年5月29日，中南高教局发出筹备委员会结束的指示，在同一公文中，有许冯二校长原经任命为校长“迄今未经变动”等语，这么一来，就不见得是院校调整，而却是“你校归并我校”的作法了。既然如此，又何必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任务，明明是筹备新的大学，新的大学成立了，尽管它仍用旧名，但校长的重新任命，是绝不可少的手续。所以就法理来说，中南这个指示及其措词，都是错误的。其实，中南也没有权去任命大学校长。他们应该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这不过说明党的某些同志，不重视法制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今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大会发言中，除了董必武院长与黄绍雄委员作了关于法制的报告外，没有其他人谈到法制问题，小组也少谈这个问题。说明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重视法制问题。有人批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其实有许多事件，还应该说是无法无纪。
第三，许多党员同志对于办理高等教育缺乏经验，而把他们所熟识的一套搞政治运动的经验，硬套到高等学校上去。他们不只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不见得懂，对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高等教育也不见得懂，就是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书院制度，而尤其是对于中国近数十年来的高等教育的经验，也很缺乏。大家记得，有一个时期，凡是阅读英、德、法、日文书籍的，往往被当为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来看待。马克思是用德文发表其主要著作，恩格斯也常用英文写文章。有些人强调学习苏联，但没有了解苏联的高等教育，也曾利用过沙皇时代资本主义的教育遗产来做底子。莫斯科大学还纪念着罗蒙诺索夫，人民民主德国的柏林大学还名为威廉洪德堡大学。前一位是18世纪的资产阶级学者，后一位是19世纪的唯心论的个人主义者。中国旧书院制度，也有其一定的优点，用不着说。许多党员同志，把中国数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当为完全从英、美、德、法、日搬过来，也是一种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看法，三十五、六年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比方生物系的教授，也开始采集中国各地的标本。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调查工作也在萌芽。所以30多年来，我们在教学上、在研究上、以至在教育制度上，已多少能结合到中国实际情况，并不见得全部盲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解放前，也不见得绝对排斥苏联的好办法。现在要积极去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是无可疑的。但对于可以肯定的过去成绩，似乎不须要全部否定。
关于高等学校的党的领导问题，我觉得中国今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既然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种领导不只从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而且是从城市到乡村，以至工厂机关等等。假使高等学校里不要党的领导，是很难想像的。作为一个非党员的学校行政工作者，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党的政策是不容易贯彻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的领导，而在于如何领导。
数年以来，广东省委对于高等教育十分重视，比方帮助本校解决外汇问题，组织高等学校教授参观团，建筑科学馆，以至对于高等知识分子生活上的种种照顾，据我所知比之其他各省较好得多。但也应该指出，省委对于高等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是偏于物质与生活小节方面，对于他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方面，较少关心与鼓励。
近来高等知识分子，对于高教部这数年的工作，揭露出很多缺点。大致上，我也有同感。但也得指出，各高等学校没有把高教部的指示，结合到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灵活去执行，也是一种缺点。比方，1952年教育部(那时高教部还没有成立)拨给约80万元与我校建筑房舍，款项到时已是10月、11月。我曾提议收买怡乐村房屋，因为当时有好多房子愿意低价出卖。有些党员同志说，部方要我们盖房子，不是买房子，购买房子是“先斩后奏”的作法。结果到了12月底只好把全部款项上缴。其实为了增加房舍，建筑与购买是没有多大分别的。况且怡乐村就与本校毗邻，购买房屋便可以马上解决部分的房荒。当时有人对我说，这或者是党员同志们的“党性”强的表现。其实，这恐怕是教条主义。此外，又如在院校调整时，本校没有力争保留经济与法律系，让两系连根拔掉，以及后来的六时一贯制等，都说明了我们自己没有远见，没有好好的考虑到本校具体情况，和本省的长期需要。
我现在所想到要说的话，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