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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家争鸣”的一些材料
1957.02.28
（1957年2月28日整理）
一、 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简况
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上海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界人士，曾在去年7月底广泛深入地进行了讨论，使学术界的空气蓦然活泼起来，几年来一直沉默的人们，也都开始“鸣”起来了，他们切身体会到，“现在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是一帖良药！”
从宣传贯彻这一方针的最初两、三个月的情况看，上海不如北京，党内不如党外。当北京已经从实质问题上展开争论的时候，上海还是停留在对方针的认识问题上，停留在“‘百家争鸣’四字，每字均有意义”，“要勇于争鸣”、“争什么，鸣什么”、“是否成了‘家’才能鸣”、“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等问题上打圈子。一般党外人士都情绪很高，座谈讨论很热烈，提出了许多意见，如争鸣问题不扣帽子，开辟争鸣园地，给予争鸣时间等，要求为“争鸣”创造条件。但党内一般思想准备不足，显得比较沉寂，有的还在等待上面布置，不知怎样贯彻才好。
在贯彻这一方针的8、9个月过程中，学术界的民主空气大为增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大为发挥。自由讨论、独立思考、交流经验，使许多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冲出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批判了崇拜权威的思想。过去认为“高教部的教学大纲是法律，丝毫不能更动”，“苏联专家的讲义不可能有任何错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的条文不能抵触”，现在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并能在教学上和学术报告会上讲述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因而学术界渐渐出现了繁荣的新气象。拿上海一地的学术活动来看。31个自然科学学会的活动日趋活跃，社会科学各学会也在整顿旗鼓，1957年1月还出版了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学术月刊”。从各界的情况看，高教科学界领导上比较重视。复旦大学全校教师在1956年共写了277篇（题）文章，其中属于科学专论性质的计有129篇（题）；该校在1956年举行了461次科学讨论会和小型的学术座谈会，上海财经学院去年曾召开了一次科学讨论会，全国各地兄弟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并创办了“财经研究”学报。文艺界中，巴金等老作家过去几个月中写了好些什文。对某些社会问题发表了意见。全国解放以来，一向沉默的丰子恺，近来也常在报刊上写文章，发表些漫画。医务界中，市立第6医院每月举行两次学术讲座，有百余名内科医师参加听讲。
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推动下，上海和全国学术界在科学研究方面，争论了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在哲学方面，争论比较热烈。今年1月北京哲学界讨论了许多有关哲学史的问题，如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对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和伦理学说中有无唯物主义因素问题，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和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
其中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理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而是师生朋友关系。第二种认为尽管某些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者有着师生朋友关系，并有相互影响、渗透的一面，但两者之间毕竟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不能混淆了两大阵营的界限。引起哲学界争论的，还有美和美感的客观性问题，有关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一些问题，哲学范畴问题，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问题，我国过渡时期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等等。此外，有些哲学问题，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论，如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
在社会科学方面，历史科学中曾经争论的有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汉民族的形式，以及近代史分期等问题。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一些教授对古代史分期问题，都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在经济学界中，讨论了价值规律在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上海新经济学会曾专门座谈3次），定息性质问题，纯粹流通费用的补偿问题，农业合作社的土地报酬是不是剥削问题等。上海法学界对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如何对待法学遗产问题等展开了争论。最近，关于人口问题，北京也在开始继续讨论。
在自然科学方面，许多专门学术刊物上曾经对地质、地理、遗传学、细胞学等都有争论。地质学界张文佑等人对李四光在研究大地构造中所形成的地质力学的新学派，有不同看法，展开了讨论。遗传学的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科学院所组织的一次遗传学座谈会上，互相展开了讨论。华东师大王宗清同上海医学院马长俊、陈丽琏在细胞无丝分裂问题上发表了不同的论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科学研究人员对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有新的见介/解。上海土木工程学会对柔性路面设计的理论问题和砖砌双曲拱屋顶问题，曾展开讨论。上海畜牧兽医学会对乳牛挤乳次数适应问题，炭疽病的控制和处理问题，也曾展开讨论。
二、 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中存在的问题
（一）党内和领导上所存在的主要思想顾虑：
（1）怕“缺乏资本”，因而不敢放手领导“百家争鸣”。如教育界怕“党内不懂业务，‘争’起来可能被动”。有些同志认为要领导好教育思想的“争鸣”，起码应该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哲学、逻辑学，但几个领导干部一门也未系统学过，觉得难以领导。文艺界反映：“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党内有“■不上”的现象；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发表了，我们却没有组织批判或者批判得软弱无力。文化局戏改工作干部说：“这下工作难做了”。因为剧目“解放”后，什么东西都搬出来了，“琵琶记”、“四郎探母”、“杨乃武与小白菜”、“碧落黄泉”等都演出了，鬼和玻璃棺材都上台了，但党内对许多问题却还没有研究，不知如何处理较好。卫生局有的领导同志对医学领域各科有哪些分歧的意见也不大清楚，感到很难领导。有些医院的党员副院长不懂业务，“百家争鸣”提出后，认为“自己是外行，在医院里呆不长了”，甚至不安心工作。
（2）怕“百家争鸣”会造成混乱的局面。有些干部对唯心主义可以公开宣传大吃一惊，认为这等于“放虎出笼”。有的怕“百家争鸣”会造成“百犬狂吠”的局面，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泛滥成灾。有的同志过去认为“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是“王牌”，现在“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什么都可以登报出版，“王牌”没有了，感到无所适从，怕偶然看一些东西会“上当”，“弄得更加糊涂”，怕“夹带私货”，怕“纯洁的人中毒”。文艺界有不少人提出：“碧落黄泉”、“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的戏是否有教育意义？担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削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有人问：“是否发生了路线上的错误？”出版系统也怕不好掌握，如文化出版社副社长王鼎成同志提出，如果作者自认为作品是“花”，而实际上是“草”，怎么办？“花”与“草”的标准究竟如何？卫生系统也有人担心“争鸣”后会影响西医向中医学习，造成业务工作上的混乱。高教科学系统也还有“怕乱”的思想，如怕讲课时介绍不同学派，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怕老教授在课堂上讲唯心主义。
（3）怕犯错误。一部份党员平时只敢发表正面意见，不敢发表反面意见，或者明知有问题也不敢提出自己的疑点。他们认为党外的人讲错了还没有什么关系，党员讲错了会影响党的威信。有些党员在过去各项政治运动中曾被“整”，至今还不敢大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文艺界有不少党员作家因在反胡风斗争中被批判，或者怕被那样批判，因而至今仍抱 “冷静沉着的态度，看看苗头再说”；或者只想搞创作，不愿搞文艺理论，认为“搞文艺理论容易犯错误”。财经学院也有党员认为“少说为妙”，怕“一不小心讲错了，那些‘通天’的人向上面一说又要挨批评了”。
（4）怕影响团结。医务界党员对邵力子介绍吃蝌蚪可以避孕的方子意见很多，但不敢讲，怕违反中医政策，有些青年党员教师对老教授的观点有意见也不敢提出，怕影响团结，怕人家说自己不虚心，不尊重党外专家；党员老教授对青年教师有意见也不敢提，怕被戴上“权威思想”和“忽视新生力量”的帽子。
（二）学术界中所存在的几个问题：
（1）否认党的领导，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关于贯彻“百家争鸣”是否要有党的领导，还有不少人仍抱有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如医务界有人认为“党的领导同志不懂技术，‘门外汉’不能领导医务工作”。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尤彭熙说：“中央领导向科学进军要有内行人”。又说：“共产党搞政治行，搞技术不行”。文艺界有人则认为，既然“百家争鸣”，就应该绝对自由，为所欲为。
关于贯彻“百家争鸣”是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问题，有人主张“只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只要■，不要马克思。”有人把引用经典著作字句都笼统地斥为“教条主义”，把反对教条主义看成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清规戒律”，“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在党内提，不能在学术上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一家之言，各种学术见解都应当有平等的地位。应当‘新旧齐鸣’、‘不怕乱鸣’”。华东师大教育系一教师说：“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争鸣就是不平等，百家争鸣是否一定要使唯物主义压倒唯心主义？”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人认为研究自然科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关系，“搞科学的不一定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哲学可以多学，可以少学，也可以不学”。有些科学工作者认为研究生学习哲学的时数应当减少，“否则学出来的不知道是科学博士还是哲学博士”。有的则公开表示不愿意学习哲学，说“苏联科学家李森科虽然学好了哲学，但还是把科学搞坏了”，“宁愿象爱因斯坦那样做一个渺小的哲学家，然而是伟大的科学家”。在文艺界方面，有的作家认为“在学术研究中要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会阻碍百家争鸣的开展”。有些人仍抱有“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材料”的思想，对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有些怀疑论调。有一美术家认为“假如过于强调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就会约束美术创作”。同时在学术界中，某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利用“百家争鸣”的机会，正在抬头，财经学院有的教授对资产阶级反动经济学家凯恩斯学说推崇备至，大加赞赏。
（2）对“百家争鸣”的范围和界限不够明确。目前所存在的主要思想是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关系怎样？学派与宗派问题如何划分？是非界限如何掌握？对政策是否可以争鸣？有些问题在课堂上是否可以争鸣？社会科学可以争鸣，自然科学是否也可以争鸣？党外可以争鸣，党内是否也可以争鸣？与苏联专家是否可以争鸣？等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的同志感到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难分，不好掌握。政法学院同志说：“在法学学术上很容易牵涉到政治，学术问题就变成政治问题了，这样很难掌握，是否在这方面应该放宽一些？”该院国家法讲师（党员）说：“法律是社会科学，是党的政策，不能标新立异，应如何争鸣？”潘序伦曾在上海政协召开的“百家争鸣”分组座谈会社会科学组上提出：“是否一定要限制在宪法范围内争鸣？”也有人提出“‘派’与‘宗派’的界线怎样划分？”作家唐弢在杂文座谈会上提出：“现在敌我界线容易分，是非界线难分，写杂文批判新社会缺点，分寸怎样掌握？”
在高等学校中，关于教学工作如何展开“百家争鸣”，“课堂内应该不应该争鸣？”“高年级有思考能力，可以争鸣，低年级刚接受知识，是否不应该争鸣？”“今后百家争鸣了，可以不根据教学大纲，在教室中自由发表教学内容。”但有人认为这样不对，“教学大纲经过大家的教学研究，讨论修改，在未修改前还是应该遵守，有所根据。”（廖世承），“课堂上介绍各种学派的学说，学生考试各答一套，如何打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部分教授认为，“学校课堂教学不能‘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只能在科学研究中进行。”该校生物系的部分教授认为，“在高年级中可以介绍各家不同论点，而在低年级中不能这样。”
“‘百家争鸣’与学习苏联、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应如何掌握法？”“我们对苏联专家的建议有意见，而专家不同意，如照苏联专家建议做会是教条主义，不照做又会影响团结，这样左右为难，如何办才好？”
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百家争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事，数学、物理、化学和技术科学中不存在“百家争鸣”的问题，最多只是不同方法的探讨。如复旦大学有些教授认为“数学、物理、化学等部门没有什么可争，因为实验已经争鸣了。”
在党内，有些同志对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两者混淆不清。有人问：“‘百家争鸣’方针党内党外是一视同仁还是有所区别？”“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与党内组织纪律性是否有矛盾？”政法学院反映该校有的党员认为“百家争鸣的范围应该扩大”，“今后党内民主生活也应以百家争鸣的新观点来解释了。”有些机关的党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有它的阴暗面，因此党内也应该争鸣。”华东纺管局有的党员处长认为“党委制与一长制也可以争鸣一下。”
（3）参加“争鸣”有思想顾虑，参加“争鸣”的态度问题：
第一，怕受批判，怕将来“算总账”。有人说：“‘百家争鸣’是策略，现在开放，不出三年，又要收缩。”特别是过去挨过批评的旧专家，仍旧保持“谨慎小心”的态度。纺织工学院黄葆真说：“有一位先生说，去年肃反时，平时讲的话都要拿出来算总帐，现在写了文章，将来再算总帐怎么办？”复旦大学行政上虽鼓励开唯心主义课程。但部分教授、讲师还有顾虑，怕将来被批判。在文艺界中，也有类似情况。如艾以（以前是“文艺月报”编辑）认为，“‘百家争鸣’是‘钓鱼’，现在冒出来，将来整一下；‘百家争鸣’与政治是有联系的，写文章非常可怕。”在老作家中，也有怕在报刊上发表意见的倾向。如作家协会开了一次关于“浪头与石头”这篇作品的座谈会，一般人对这篇作品是肯定的，但谷斯范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文艺月报”约他写稿，他不愿意，说：“谈谈可以，不要发表文章。”
第二，某些科学家之间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最突出的是学术见解不同的科学家之间，有“文人相轻”的表现，“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如生物学方面在所谓“秉志集团”和所谓“实验生物学派”之间，在拥护米丘林、李森科学说与拥护摩尔根、孟德尔学说的学者之间都存在着轻视对方、否定对方的表现。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关中，英美西方派的老专家和解放后学习苏联米丘林、巴甫洛夫、勒柏辛斯卡娅学说的青年科学家之间的隔阂，至今还未完全消除。在中西医团结上也还有问题。有人提出，“中西医之间是否可以争鸣？西医对中医批评是否违反了团结政策？”因为过去说中西医团结的关键在西医。钱真医师说：“如果西医可以同中医争鸣，我们意见多得很！”上海劳工第二医院某医师说：“中医总有些糟糕，放在医院里弄不好。”还有些人争鸣要看对象，一些有地位的教授学者，不愿与青年学者争鸣；反之，青年学者也不愿与一些老的教授学者争鸣。如周谷城说：“我是一级教授，和毛头小伙子争论，让他出名，化不来。”也有些青年学者反映，“与有名望的学者（如郭沫若）争论，总是争不过他们的，还是不争为妙。”
第三，对别人意见不够尊重，或者借口“百家争鸣”拒绝接受别人意见，如上海财经学院有一位教授写的文章不让别人改一个字，最近该院校刊编委为了要修改他文章题目中的一个并不关紧要的字，就同他商谈了三小时之久，才答应修改。该院副院长李炳焕写了一篇文章，内容空泛，质量很差，其中有社会主义经济不占统治地位等欠妥论点，校刊未登，心里便很不服气。
（三）学术界所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和要求：
（1）争鸣园地问题。学术界一般都反映上海争鸣的园地太少，学术杂志不够，复旦大学有些教师要求多办一些专业出版社，科普协会毛启爽认为上海不能没有科技方面的专门学术性刊物，要求多为争鸣创设条件。医务工作者认为除全国性的“中华医学”杂志外，上海可以再创办一个医学杂志。
（2）时间问题。原来有一定业务水平，介/解放后几年来忙于行政工作的党员要求党给以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如曹未风同志要求给以时间研究莎士比亚。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技术归队”以后仍旧搞业务行政工作的党员也希望搞研究工作。卫生部门工作人员也反映平时业务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而感到苦闷。
（3）资料仪器设备问题。财经学院反映苏联的有些书籍买不到，国内业务部门资料清规戒律多，也不容易找到。医务工作者普遍反映，希望有一个完备的、系统的图书馆，认为目前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不够，要求购置仪器等设备。
（4）领导问题。某些部门，如卫生部门对科学研究工作还缺乏全面规划。方向不明确，平时督促检查不够，以致工作进展迟缓，并有自流现象。目前卫生部门对中医中药的整理研究也还缺少专门机构。据反映，卫生部门对医务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工作也还缺乏帮助，如有的医务工作者进行病理研究，要亲自到各医院收集病例，浪费精力，有的医生只好自己化钱购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