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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单位反右派斗争已获初步战果
《解放军报》
1957.08.10

本报讯　驻京各领导机关、部队、院校的反右派斗争，目前已进入深入阶段。隐藏在各单位的许多右派分子已被揭露出原形。

和社会上的右派一样，我军驻京各单位的右派分子也利用整风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我军的几项基本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他们首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他们特别恶毒地攻击党，声言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不能领导学校，不能领导医院，不能领导文艺，不能领导报纸，主张取消党委制，要求“教员治校”、“医生治院”、“工会管理工厂”、“艺术委员会领导文工团”，赞成“同仁报纸”。某坦克学校助理员吴辅仁、总后卫生部出版助理员白文庆等，甚至狂妄地要共产党退出军队，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

他们十分仇视我军的生命线——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空军情报处参谋左奇太、工程兵参谋叶传烈污蔑“政治机关、政治工作人员不起作用”，左奇太更疯狂地叫嚣“要搞一个大民主，把政治处的人都搞死”。

他们厌恶马列主义教育，反对思想改造。总军械部研究所实习研究员郑克杰公开诋毁马列主义，他同意雷海宗的说法：“１８９５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他还诋毁列宁、斯大林和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反对列宁主义的提法。他赞扬资本主义制度，企图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海军政治部助理员季德明（党员）更是对思想改造十分仇恨，他说，“所谓团结、帮助、照顾知识分子仅是一个口号”。季德明并与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右派分子蔡鸿干结为联盟，散布流言蜚语，整风时拉拢人，有系统地攻击党在军队中的各项政策。

为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工作，反对思想改造，右派分子更千方百计地污蔑党、团员与积极分子。解放军报社助理编辑丁乙骂共产党员是“便衣警察”“特务”，英雄模范是“抱大腿”的。空军工程部助理员唐持污蔑共产党员是“仗势欺人，一手遮天”，是“酷爱吹牛拍马之徒，专筑高墙深沟之城”。他并“创造”了“共产主义革命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党与非党的矛盾，党与非党矛盾发展的结果，非党群众就要起来消灭党。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董奇说：一旦有了匈牙利事件，我就扛起机枪把全厂的党员都打死。

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自然也就要攻击老干部。他们骂老干部是“猪”、“没有心肝的人”、“贵族”，主张修改干部政策，提拔干部应该以“才”为主，说什么“有才便是德”，应当“以知识分子为建军骨干”，老干部都是“庸才”，要“下台”等等。他们还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认为“新的革命又会产生”。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社记者梁南（预备党员）在他向党挑战的“七点意见”中，更污蔑高级干部已成为“特殊化集团”，他在近一年的报道活动中写了二十五篇稿件，其中绝大多数稿件是揭露我军各项工作中的所谓“阴暗面”的，专向我军的某些制度和领导者攻击。

右派分子反对党的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恶毒地挑拨工农关系。某坦克学校军医钱望远，捏造“根据”，根本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他提出我国农业合作社有所谓六大缺点。

右派分子疯狂地攻击肃反运动，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总政组织部助理员段星灿（党员）污蔑肃反运动有二十条缺点和错误。总后财务学校胡寿令与军外右派分子林希翎秘密通信，公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

右派分子不仅自己用恶毒的言论向党进攻，而且到处“点火”，有的还煽动闹事。如通信兵部某研究院技术员丁杰，利用少数工人的不满情绪，煽动工人罢工。右派分子还和军外的右派分子串通一气，互相呼应。如总政文工团赵森林，把部队的舞台美术工作说成“漆黑一团”，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部队进攻，并与军外右派勾结，组织所谓声讨文工团某领导同志的大会。

这一撮右派分子运用各种伪装的面目混在革命部队中，但在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经过近一个多月来的揭发批判，他们的本来面目终究不得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原来他们恶毒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批右派分子中，有６５％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旧军官、旧官僚的家庭；有３０％以上其亲属曾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其他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斗争过，或被判刑、劳改、镇压；有４０％以上本人曾在历次运动中被斗争过；有４６％本人历史上曾参加过反动党团或会道门组织。这些人在参加革命部队后，拒绝思想改造，对我党我军心怀敌意，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贯追求个人名利，因而堕落蜕化为右派分子，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驻京单位的经验证明，为了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必须克服领导上的右倾麻痹和温情主义倾向。近两个月来，驻京单位所揭露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了不能盲目地满足于我军内部政治思想上的纯洁；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深刻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不反映到我们部队内部来的。驻京单位所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散布在总参、总政、总后等全军的首脑机关内，也散布在海、空军和各特种兵的领导机关内。不仅一般的学校中有右派分子，而且在政治学院中也有右派分子；不仅党外有，而且党内也有；不仅在新参军不久的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而且在入伍入党多年的干部中也有。例如解放军报社时事组副主编常征（少校、共产党员），已经在党内军内工作了十多年。而且越是像常征那样的右派分子，越是狡猾恶毒，危害也越大。由此可见，在我们部队中进行一次深入的反右派斗争决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决不可忽视这一股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驻京单位的经验还证明了，在进行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还可以继续发现和暴露一批新的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驻京单位在大放大鸣期间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并不很多，多数是在反右派斗争向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揭发出来的。如空军某单位在斗争右派分子姜树山时，设计处技术员沈鹤龄跳出来为他辩护，叫姜“站稳（反动）立场”；群众一查究，原来沈也有许多右派言论。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继续发现和暴露右派分子与右派言论的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和领导上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些右派分子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明显突出的右派言论，但他们却在背后（食堂、宿舍、娱乐场所）和秘密通信中散布了许多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只要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大力发动群众，把斗争引向深入，尽管这样的右派分子隐藏得再巧妙，也终究会被揭发出来。

驻京单位近两个月来反右派斗争的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都是用事实、用道理作为武器，逐个逐点地批驳谬论。尽管右派分子百般诡辩，在真理与事实面前，也不能不低头认错服罪。特别是曾经和右派分子接近的同志，揭发的事实最有份量。某科学研究处右派分子吴亦寿在低头认罪时，曾说他有“三怕”，其中一条就是怕知道他的底细的人揭发。因此群众越在斗争中迅速提高觉悟，积极向左转，右派分子就越无藏身之地，反右派斗争的进展也越快。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时期来，由于右派分子的狡赖顽抗，在若干单位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和简单粗暴的作法，这对于斗争的深入发展是不利的，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

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在驻京各单位已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深刻的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大干部、士兵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地提高。在总后工作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解放几年来，我现在才具体地认清了什么是立场问题，这真是太好了。”但是这一场斗争还远没有结束，除了一部分右派分子已经缴械投降以外，还有一批右派分子尚未揭发出来。有些右派分子还交代得不彻底，有的还在顽抗，还在暗中活动。各单位正在继续组织围攻，不取得彻底胜利决不收兵。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10日，原题为：“展开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驻京单位反右派斗争已获初步战果 经验证明：深入开展斗争的关键，在于克服领导上的右倾麻痹和温情主义，在于充分发动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