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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与人口
中国人民大学 吴景超
1947.08.02


(吴景超:清华大学教授;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我们提倡工业化的人,其中心的愿望,就是想以机械的生产方法,来代替古老的筋肉生产方法。机械的生产方法,其效率超过筋肉的生产方法,事实摆在目前,实在太清楚了,不必多来讨论。不过机械的生产方法,还是手段,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还是高水平的生活程度。一个国家里的人民,其生活程度的高下,当然受很多原素的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原素,莫过于生产方法。生产方法的优劣,决定工人的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高低,影响工人的生活程度。在今日的中国,如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决不可忽略生产方法的改良。

所谓生产方法的改良,从另一个角度看去,就是增加资本的供给。机械是资本中最重要的部分。假如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机械,都以金钱来计算,那么每个工人所能控制的资本的多寡,就可表示机械化的深浅,也就可以表示生产方法的优劣。一个中国乡下的铁匠,他所控制的资本,或者说,他所利用的工具,其价值是很低的,所以他的生产效率,也随之而低。在美国一个钢铁厂中,每个工人所控制的资本,也就是说,他所利用的生产工具,其价值是很高的,所以他的生产效率,也随之而高。我们再从农业中举一个类似的来说明此点。一个华北的农民,他所控制的生产工具,如锄、耙、犁、镰刀等等,其总值是有限的,决不能与美国农民所利用的曳引机,播种器,收割器等相比;因此两个国家农民的生产效率,也大有差别。这种差别,是影响生活程度的主因。

美国的资源委员会,曾根据1935年的统计,算出在每项实业中,美国每个工人所能利用的资本,其数目如下:

实业名称 每个工人所能利用的资本

(单位美元)

公用事业 11,900

矿业 8,700

农业 3,900

工业 3,700

劳务供给 3,700

商业 2,000

平均数 4,600

一个工人,专靠两只手,其生产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两只手之外,如以资本来协助他,那么他的生产能力,可以加增若干倍。英国矿业工人的生产能力,与别个国家比较,算是高的,但在美国工程师的眼光中,以为英国矿业中,犯了资本不足的毛病。换句话说,英国的矿业,特别是煤矿业,机械化的程度还不高。现在英国的煤矿业,共享七十万另九千工人,每年产煤一亿八千二百万吨。假如英人能在煤矿业中,再投资二亿镑,那么只要用四十五万工人,每年便可产煤二亿五千万吨。每一个煤矿工人,在投资之后,其生产效率,可以提高一倍。工业化与资本的关系,这些统计已经替我们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无妨借用美国的统计,来算一下中国工业化中所需要的资本。假定中国的人口,为四亿五千万人,其中就业的人数,为百分之四十,即一亿八千万人。此一亿八千万就业的人,如每人给以四千六百元的资本,以协助其生产,即需资本总量八千二百八十亿美元,此数等于美国1940年的国民收入十倍以上,或1945年的国民收入五倍以上。

此庞大的资本需要,几乎可以说是无法满足的。此项资本的来源,不外两途,一为靠自己储蓄,一为向国外借贷。但中国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贫穷的,所以储蓄的力量很低。根据中国农业实验所的报告,中国的农民,有一半以上是欠债的。这些人不但没有储蓄,而且每年的消费,还超过其收入。他们以借贷的方法来补偿收入的不足,因而使那些有储蓄的人,不能以其储蓄来投资,而是以其储蓄借与他人,满足消费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要靠我们自己的储蓄,来满足工业化上的需要,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中国有储蓄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我们无法知道。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年收入在二千元以上的家庭,才开始有储蓄。二千元以下的家庭,每年的消费,都超过收入。收入愈少的,欠债也越多。每年收入在五百元以下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债三百二十元。收入在五百元至一千元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债二百另六元。假如这种情形,也在中国发现,那么国内能够储蓄的家庭,其百分数一定是很低的。这些人即使勤俭度日,其储蓄所得,离我们的需要,真是太远了。

假如靠自己的储蓄,不能产生我们在工业化中所需要的资本,那么向外国借贷的希望又如何?诚然,在中国政治问题解决之后,向国外借贷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的胃口太大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填满我们的欲壑。美国即使每年借十亿元给我们,十年也不过一百亿而已,此与八千二百八十亿的需要比较,相差还是很巨的。

由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断言,在最近的两三代,我们即使朝野一心,努力于工业化,但是我们每一个工人平均所能利用的资本,其数目必远较美国为低,因而我国工人的生产效率,也必然不能与美国工人比较。结果也必然是:我国工人的工资低,生活程度也低,决不能达到美国劳工的生活水准。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纺织业中举一个例子。美国现有棉纺锭二千三百万枚,但运用此庞大纱锭之工人,只有七万左右。中国现在的纱锭,不过美国的五分之一,但纱厂中的工人,却不只一万四千人。朱仙舫先生,在其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一文中,假定中国以后要添置棉纺锭一千万枚,共需工人约二百万左右。这个具体的例,说明中国的工人,将来也难希望控制象美国劳工所控制那样多的资本,以协助其生产工作。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愿意提出现在一般人所不愿讨论,或有意忽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口的量的问题。中国人口的量,与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多寡,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资本那样多,完全是因为我们人口的数目太大。假如我们不减少人口,而减少资本,那么我们工人的生产效率,必无法与美国相抗衡,此点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不必辞赘。但是假如我们的人口减少,我们资本的需要也就减少了。假如我们的人口只有一亿人,其中有四千万人就业,那么我们的工业化,为想达到最高的效率,也只须资本一千八百四十亿美元,这是一个比较易于达到的目标。

英国以提倡社会安全出名的俾佛利支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说明他的乌托邦的内容,他说,在他的乌托邦中,人口比现在要稍少些。他希望英国只有五百万人,而中国则只有三千万人。假如中国只有三千万人,那是同汉唐时代的人口差不多了,我们的生活,一定比现在要舒服得多,一切的问题,也都容易解决了。不过减少中国的人口,使其退回到三千万人,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做到的事,正如使中国人民,储蓄八千二百八十亿美元,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做到的事一样。但是我们希望政府,以节制生育为其人口政策,规定各地办卫生事业的人,凡在各地努力降低死亡率的人,都应同时努力,降低人民的生育率。换句话说,我们要各地的医生,把节制生育的各种方法,传布到中国每一个角落。假如每一对成婚的夫妇,生育子女,不得超过二人,则在目前的死亡率之下,将中国的人口,降低为二亿人,其可能性要比储蓄美元八千二百八十亿,要大得多。



我们现在愿再作进一步的讨论,即假定中国储蓄八千二百八十亿美元,是一件可能的事,再看此事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影响如何。当然,假如中国境内,可以利用的资本有那样大,工人的生产效率,一定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准,因为他们的生活程度,也可提高到很高的水准。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中国的资本还没有发达到这个程度之前,就要发现中国国内的资源不够用了。在机械化的生产方法之下,农业,矿业,以及利用国内资源从事制造的工业,其吸收就业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譬如在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法之下,农业中大约只须要一千万的就业人口。假如土地不加增,而只加增农业中的就业人口,必然会降低农民的生产效率,因而降低他们的生活程度。在各种实业之中,只有工业,如能从国外获得原料,又在国外觅得市场,那么他的扩充,是不受国内资源所限制的。譬如我们如只利用国内土地上生长的棉花,也许我们只能设置纱锭一千万枚或二千万枚。但是我们如能从国外运入棉花,又能在国外觅得棉纱的市场,那么我们的纱锭,即使加至三千万枚,或六千万枚,亦无不可。工业扩充到利用国外资源的阶段,则运输业,金融业,商业,以及劳务的供给,都可以随之而扩充。英国就是走了这样的一条路。英国在1907年,其国内的生产,有百分之三十点五,是输出国外的,到了1930年,也还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生产品输出国外。他们的棉纺织业,可以说大部分是靠国外市场而生存的。在第一次大战以前,英国的布在国内市场中只能销去七分之一。纺纱所用的棉花,则完全来自国外。美国与英国,在这一点上,是大不相同的。美国的生产,只有百分之五,是销往国外的。

假定资本不成问题,那么走英国的路,以提高庞大的人口生活程度,也未常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可惜这条路并不好走。不好走的原因,除了资本问题撇开不谈外,国外市场,早已有人捷足先登,我们这些后进的国家,已难有插足的余地。即使可以插足,这种生活方式的危险性也是很大的,英国纺织业的没落,便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例子。我们的纺织业,如生存在国外的市场上,则别国自己发展共纺织业,或另外一个国家来加入竞争,或输入国提高关税,或战事发生阻碍了交通,都可以给我们的纺织业以致命的打击。所以在天下还未一家的今日,工业的市场,应当注重在国内,国外的市场,只可置于次要的地位。假如这点判断是可靠的,那么中国工业所利用的资源,应当大部分由国内供给,其产品也应当以大部分在国内的市场中销售。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业吸收人口的能力,也就是有限制的,与农业矿业相同。



以上的讨论,意在说明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的庞大,以及资本的缺乏,为我们将要遭遇的巨大困难。这两种困难,也许是可以克服的,但需要相当的时日,而且还需要合适的政策。只要我们开始降低生育率,开始以资本来辅助劳工的生产,那么人民的生活程度,总可以往上升的。可是上升的速度,不能期望其太快,而且在两三代之内,想赶上英美等国家,大约是不可能的。


 八月二日于清华园。

 (选自“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第10—12页)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