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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种观点论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 吴景超
1948.00.00
（吴景超：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经济平等”一词，含义甚多，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为大众都能接受的定义。现在谈经济平等的人，各人对于这个名词，有各人的用法。现在我们采用几种不同的定义，也就是从几个不同的观点，来看美苏两国中经济平等的实际状态。
一
经济平等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各人所得的来源是一样的。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私有财产的制度取消了，人民的所得，照理只有一个来源，便是劳务的收入。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各人的劳务所得，有多寡之不同，但无害于经济的平等。这是正统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平等的看法。恩格斯曾说过：“无产阶级平等要求底实在内容，就是要消灭阶级。任何超过这一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会得出荒谬结论来的。”列宁解释这一句话说：“恩格斯写得千真万确，平等概念除消灭阶级而外，就是最荒谬的一窍不通的偏见。”遵照这种解释，一个国内，如有一部分人靠劳务的收入维持生活，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靠财产的收入维持生活，那就是表现阶级的存在，也就是表现着经济的不平等。反是，不工作的不许吃饭，大家都靠劳务的收入来维持生活，那就是表现阶级已经取消，也就是表现着经济的平等。
如以这个定义来衡量美苏两国，那么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是不平等的，但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超过苏联。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全国的收益，有一部分为劳务的收入，另外一部分则为财产的收入，所以从上面的定义去观察，美国是一个有阶级的国家，也就是一个经济不平等的国家。研究美国经济的人，都很愿意知道，在美国的全国收益中，有几成是劳务的收入，又有几成是财产的收入。这两种收入，在过去几十年内，变动的经过如何。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其所以不容易回答，就是因为美国的公私统计，凡是讨论全国收益的，都不是采用二分法（即将全国收益分为劳务收入与财产收入），而是采用三分法。三分法的内容，一为被雇者的收入，这是劳务收入，不成问题。二为公司利润及存货调整，此为财产收入，亦不成问题。只有第三项目，包括经营者及地租的收入，不易处理。地租收入，可以归于财产收入一项之内。只是经营者的收入，包括一切非公司组织的事业单位的收入，如农业、商业、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其中到底那一部分是财产收入，那一部分是劳务收入，是不易分别的。譬如美国中部的一个农民，拥有田地一百七十英亩，自己一人利用曳引机来耕种，年终收入五千元。这五千元是劳务收入呢，还是财产收入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关于美国的全国收益，我们虽然不能采用二分法，但是过去各阶级中收入的演变，也有几点可说。第一，被雇者的收入，在1947年，占全国收益的百分之五九点九，较之1929年的百分之五五点九，显有改善。公司的利润在未付税以前，1929年占百分之一一点八，1947年占百分之一五点五，也有加增；但在付税以后，前期仍占百分之一〇点一，后期则占百分之九点四，略有下降。地租与利息的收入，1947年的百分数，均低于1929年。地租在1929年占百分之七，1947年只占百分之三点九。利息在前期为七点九，而后期则为一点九。农业经营者及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后期的百分数，都较前期为高。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欲求财产收入的压低，只有在税则上想法，如所得税、遗产税、及过分利得税，都是很好的工具。过去美国的政府，曾在这个途径上用过功夫，公司利润百分数的升降，可以说明。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社会改良者所希望的。
苏联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照理应无财产的收入，可是现在这种收入，已经出现。利息便是财产收入的显例。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阶级的取消，并不是说大家的收入便会一样。在劳务的收入中，还是有多寡之不同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便发生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政府，对于那些收入较多的人，应当鼓励他消费呢，还是应当鼓励他储蓄？在需要资本甚为迫切的苏联，自然是走第二条路，即是鼓励人民储蓄，而利息的付给，便为鼓励储蓄的工具。在1937年，苏联付出的薪资，为八二、二四七兆卢布，同年人民投资于政府公债的数目，为一八、二七四兆卢布，储蓄银行的存款为三、九八五兆卢布。人民的总储蓄，约占薪资总额四分之一以上。公债与储蓄的利息，平均约为四厘，所以利息的收入，约在八亿八千万卢布左右。有人怀疑，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是否会产生资产阶级。贝柯夫（A.Baykov）的推论，说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苏联的公债，为五千万人所保有，每人平均分得债额三六五卢布，银行储蓄，为一千四百万人所保有，每人平均储蓄额为二八五卢布。平均每人的储蓄数量不多，所以专靠利息维持生活是不可能的。贝柯夫的推论，有一点是站不住的，就是他假定每人所保持的公债或储蓄款额是一样的，但据博格森（A.Bergson）的报告，在1937年正月，苏联的储蓄存款，有百分之六十七在百分之十的人手里。假如这个报告是可靠的，那么这百分之十的人的利息收入，也就可观了。不过苏联的公民，即有利息的收入，也不能把他转变为资本，从事于再生产，因为生产的原素，如机器及他人的劳力，不是私人所能购买的，而且苏联的宪法中，也不许有不劳而食的人存在，所以假如有人真想靠利息维持生活，他的归宿，可能是在集中营。
二
第二种经济平等论者，其判断一个社会的平等与否，不注重收入的来源，而注意各人收入的数量是否有很大的悬殊。
不管收入的来源如何，只看收入的数量，那么社会中贫富的差别，在美国与苏联是同样存在的。收入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生活的不同。生活程度上的差异，美国与苏联的社会中，也都一样存在的。有人以为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生活程度的不平等，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据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各人底胃口和需要，无论按质量或数量来说，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都不会是，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如说社会主义要求把社会组成员们底需要都平均，划一和均等起来，要求把他们的胃口和个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来，说按马克思主义者底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和同量的饮食，那就是胡说八道，诽谤马克思主义了。”由此可见苏联在现阶段的社会中。并不要求个人收入的平等。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在两个国家中，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有何深浅的不同。
简单的说，从收入的数量去看，两个国家都是不平等的，但不平等的程度，美国深于苏联。
我们先看巨万者的收入。在美国，净收入每年在百万元以上的，1914年约有六十人。以后十年内，此种富豪的数目，在二十与二百之间。1929年达到最高峰，共有五百十三人。在不景气时期内，此数骤降，在1932年，只有二十人，1936年，也只有六十一人。最近这种富人的数目，想必又加增了，但详细数字不详。苏联收入量多的人，到底一年可以拿到多少卢布，我们没有看到统计。但从1940年所通过的所得税法案中，我们曾看到一个规定，就是自由职业者，如作家、艺术家、及医生等，每年的收入，有一千卢布可以不必纳所得税，但收入超过三十万卢布的，其超过部分，纳税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见苏联也有收入在三十万卢布以上的人。假定有一艺术家，每年的收入为五十万卢布，以官价汇率五点三卢布等于一美金来计算，这位艺术家的收入，也还不到十万美元，所以苏联的富翁，远赶不上美国的富翁。
但是比较两国富豪的距离，远不如比较在一国内贫富的距离为有意义。美国的最低工资，自1938年规定为每小时二角五分以后，1945年加至每小时四角。1948年1月，杜鲁门总统曾提议将最低工资，增为每小时七角五分（1947年12月，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点钟一元二角七分）。今假定有一工人，每点钟得最低工资七角五分，每星期工作四十点钟，可得工资三十元，每年如作工五十二星期，可得工资，一千五百六十元。苏联的最低工资，1937年规定为每月一百一十卢布，每年应为一三二〇卢布，约合美金二百五十四元。苏联的最低工资，虽然赶不上美国，但是贫富间的距离，却比美国为短。
除了以上的统计外，我们还可以收入集中的情形作一比较。根据美国1936年的统计，最富的百分之十的家庭，共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三六，最富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其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五一。在另外一极端，最穷的百分之十的家庭，共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二；最穷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其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五。关于苏联的情形，传说极不一致。托洛斯基在一篇文章里，曾说苏联有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二的人民，共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五十。这种说法，显然有点夸张。就是对于苏联抱敌视态度的达林（David J。Dallin）在他的“真实的苏联”一书中，也只承认有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四的人，收入占总额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另外那些在集中营中被迫服劳役的，人数占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一，收入只占百分之二点三。关于苏联集中营里面的人数，各人有各人的估计。他们是否有达林所说的那样多，其收入是否如达林所说的那样少，乃是苏联经济组织中的一个谜，外人是无法猜透的。对于苏联收入的分布，我们愿意采取博格森的结论。他研究了1934年苏联的薪资支出，发现苏联收入最少的百分之十的人民，其薪资占总数的百分之三；收入最少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民，其薪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点八。另一极端，收入最多的百分之十，其薪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四点三；收入最多的百分之二十，其薪资占总数的四〇点三。这个统计，勉强可与美国的统计比较。他表示苏联收入集中的程度，也还不如美国。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美国人除了劳务的收入，还有财产的收入。假如美国的收入统计中，把财产收入除开，那么美国贫富的距离，马上就可缩短不少。就我们手边所有的统计来说，美国同一工厂中工人的收入，以及规模相似的事业，其经理的收入，彼此相差是无几的。譬如苏联同一工厂中的工人，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据道布（M.Dobb）的计算，约为三与一之比。美国钢业公司的工资，虽然分为三十等，但最低工资，为每点钟一元零九分，最高工资，为每点钟二元二角五分，相差的比例，还到不了三比一。苏联的经理，平均每月拿薪水二千卢布。美国的大公司经理，（在战前曾有人调查过二百六十四个此类经理的薪水）在制造业中，平均每人每年得七万九千二百元，在公用事业中，得四万八千六百元；在铁路局中，得四万零六百元，彼此相差，也不太大。专靠薪水的收入，美国很少几个人能每年拿过十万元，但连财产的收入，便有不少人超过百万元了。
三
希克斯（J.R. Hicks）在他的名著“社会骨架”一书中，在讨论平等问题时，说是铲除不平等，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收入的不平等，只是外面的表现。社会上还有更深刻，更基本的一种不平等现象，就是权力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弥漫于各种社会之中，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权力的分派，是平等的。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的不平等，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出现；主人控制他的奴隶，贵族控制他的佃奴，地主控制他的佃户，资本家控制工人，组织者控制被组织的群众，官吏控制人民。从各种不平等的现象中去观察，收入的不平等还是比较坏处最少的。这种不平等，可以测量，因而也有方法控制。现代的社会，必须控制这种不平等。但是为人类的自由着想，我们不要前门拒狼，而让后门进虎。
这个警告，是值得我们仔细思量的。在现代的社会里，为企求某一种的平等，很容易陷入另一种的不平等。我们为要求收入的比较平等，很容易引进经济权力的更不平等。在经济平等这个名词的含义之中，我们不要放弃经济权力平等这一个概念。所谓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与私有财产颇有密切的关系。谁把握着财产，谁就把握着经济权。美国的国会，为调查经济权的集中问题，曾指派一个委员会，专门搜集这一类的资料。他们所搜集的意见，已达数十厚册。专家根据这些资料而写成的丛刊，也有数十余种。我们对于美国经济权集中的情形，是有相当认识的。我们从这些意见之中，看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权的意义，不但包括财产所有权，还应包括财产使用权。这两种权力，在以前的社会中，是集中的，在现代的社会中，则可分开。象美国的电话与电报公司，股东多至几十万人。握有公司股票的人，虽然把握着财产所有权，但不能行使财产的使用权。在另一方面，公司的经理，可能的并未保有公司的股票，但整个公司的资产，都由他指挥使用。这种经理的经济权，是很大的，有许多人归他指挥调用，有许多物资归他安排支配。这种人在美国的社会中，薪水很多，地位很高。
用同样的观点来看苏联的经济组织，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特殊而有深刻意义之点。在苏联，生产工具是公有的，私人对于这些资本，并没有所有权。可是苏联的生产工具，总得有人使用，所以财产的使用权，是寄托在若干人手中的。在苏联，财产使用权的集中程度，超过美国，所以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苏联大于美国。我们可以举几个例来说明此点。美国的钢铁工业，是相当集中的。美国钢铁公司，是美国钢铁业中的巨子，他手下的公司，便有一百三十家，可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产额，只占美国钢铁总产额百分之四十。在美自的钢铁厂中，除去美国钢铁公司之外，还有八家，每年的产量，均在一百万吨以上。美国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指挥全国的钢铁生产。在苏联，所有的铁钢生产事业，都归一个生产部门主管。这个主管部门的首长，对于钢铁事业中的指挥权，用人权，决非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所能望其项背。再以汽车工业来说，美国有三家大汽车公司，其出产量占全国约百分之九十。但在1939年，除了这三家公司之外，每年生产汽车在一万部以上的，还有五家。苏联的汽车工业，与钢铁工业一样，也是归一个生产部门主管。这些生产部门，都归行政院指挥，而行政院又听命于党的中央政治局。所以苏联经济权力的集中，世界各国，没有一国能比得上。在苏联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政府，甚于在美国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资本家。在美国，因为经济权还未十分集中，作工的人，得罪了一个资本家，还可在别的资本家手下谋一位置，甚或自立门户，小本营生。在苏联，得罪了政府，还有什么别的政府可以收容他呢？在八百余万英方里的苏联领土之内，他有何处可以成家立业呢？苏联国内政治权与经济权的集中，是苏联人民的最大不幸，不过这种不幸，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在理想的社会主义体系之下，经济权力，即财产的控制权与使用权，依旧是可以分散的。
四
若干社会学者，讨论经济平等一个概念时，特别注重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的核心，就是教育机会的平等。一个人假如在受教育方面，与别的人得到同样的机会，因而得到他的天资可以吸收的教育，然后根据他所受的训练，在社会中得到一个适合他的才能的位置，他对于这个社会应无怨尤。从这个观点看去，一个社会，假如在教育上，使所有的公民机会平等，这个社会也就是平等的。
关于美苏两个国家中的受教育机会，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两点。第一，苏联中学的最高三级，是要收学费的，而美国的公立中学，完全免费。第二，在大学及其它高级学校中就学的青年，美国人数多于苏联。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几点来比较。一为两个国家在教育上的花费。美国于1940年，花在教育上的，共为美金三十九亿元。同年苏联花在教育上的，共为二百二十七亿卢布，以官价折合美金，共为四十三亿元。苏联在教育上的总支出，多于美国四亿，但如以用在每一个人民身上的教育费用来说，则苏联以人口较多，其平均数低于美国。第二点可以比较的，为高级学校中学生的出身。据鸟格朋（W.F.Ogburn）的报告，美国自由职业者的子女，有百分之五十二进大学，而粗工的子女，只有百分之六进大学。与此类似但不能作严格比较的一个统计，是1938年苏联高级学校中学生的出身。在总额五十三万五千人中；出身于劳工家庭的，占百分之三三点九，出身子农民家庭的，占百分之二一点六；出身于薪水阶级的，占百分之四二点二；出身于其它家庭的，占百分之二点三。苏联薪水阶级的人数，决无农民及劳工阶级那样多，但其子弟在高级学校中读书的，超过任何一个阶级的子弟。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尚有此种现象，可见教育机会平等之难。教育机会如不平等，则欲企求收入的平等，或经济权的平等，亦为妄想。
五
我们已经从四个不同的观点，来讨论经济平等的意义。从收入的来源与收入的数量两方面去看，苏联均较美国为平等。从经济权的分派去看，美国又较苏联为平等。这些现象，与两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如经济制度不改变，这种差异，也难改变。教育机会的平等，现在苏联似乎不如美国，此点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不大密切，将来到底教育机会，在那一个国家中，更为平等，第一要看谁能生产盈余较多，第二要看各国的政府，是否肯以更大的盈余，用于教育之上。这两个国家，在教育上都是不很吝啬的，因而在这两国中，教育机会的平等，假以时日，将来似乎都有实现的可能。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