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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主义的调味派
北京市 谭之仁
1956.07.10
(谭之仁：《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笔名白榕)
山西人没理由攻击湖南人的嗜辣如命，湖南人也大可不必讪笑山西人的盘盘菜都离不开醋。人们总是那样多年而不改地嗜恋着自己的“家乡味”啊。很难设想有这样一种霸道的人，他除了只欣赏一种口味的菜以外，便到处排斥甚至禁止别人的不同的爱好；或者，他竟连一种口味的菜也不欣赏，而只是主张地无分南北，菜不分中西，都应该用一种方法(仅仅一种)去处理，那就是所谓的“一锅煮”。是的，“一锅煮”，这自然既简单又省力，而且还可以“包罗万象”——五香大料，色色皆备，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若真有这样的人的话，我想，人们不说他是疯子至少也得说他是傻子。
其实，象这种吃菜问题上的疯子或傻子，毕竟还不多见。多见的倒是对于文艺作品有不少这类“一锅煮”主义者，或者，也可以美其名曰“主观主义的调味派”。这种人，他们总是习惯于用一种不变的尺度、一种固定的眼光去品评不同作家的不同的作品。他们排斥作家的个性以及他们的对题材的独特的构思和处理，他们也从不尊重作家的对生活的新的发现和新的感受。他们只善于用一些过时的理论和陈腐的老调去硬套所有的艺术成果。凡作品中写了的，而又恰恰是这类调味派闻所未闻的，那么，他们便会随随便便给你一个“这不真实”或“那不可能”的断语；而凡作品中所没有也不可能有或不应该有的，则他们又会对你“求全责备”起来。他们会指手画脚地向你提出：“既然是反映农村的阶级斗争，那你怎么能不写地主、富农呢？怎么能不写他们的放火放毒的破坏活动呢？”或者“……如所周知，伟大的翻天复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党所领导的，那你的作品里怎么可以没有党员、团员呢？你这岂不是……”(我知道，再要说下去，那口气准又是要训人了。)因此，若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那就是说：如果想写一篇农村生活的作品，不论长短，你必得面面俱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细节都得写进去，否则，就不足以构成农村生活的“全貌”。但是，作品的特定的题材和结构，决定了它的容量是有限的；即使退一万步说，作品可以“包罗万象”，那么，象这种“内容丰富的”“作品”，它是不是会反而产生其他真正的缺点——例如，使作品变成“合作社手册”呢？
不是还有这样的例子么，一位青年剧作家，忠于对生活的体验，经过苦心的探索和劳动，写成了一个以富农家庭内部矛盾为题材的剧本，送给有关领导方面去审查。据说，审查者也肯定了这个剧本的取材角度的新颕，肯定了它的语言的生动以及冲突的真实性(夸大一点说，他们甚至于有点喜欢这个剧本了)，但是，很不幸，只是因为这个剧本里没有一个正面人物，于是，它便遭到了被否定的厄运。最后，他们还好心地劝说着作者，为了使作品“全面”起见，不妨加进去一两个正面人物。啊，这真让人糊涂！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剧本里，就非得有正面人物出场呢？难道除了让正面人物和地富分子直接冲突以外，就不可能或不允许运用别的处理方式来表现敌对阶级的“分崩离析”吗？不是连拍照人们也喜欢采取不同的角度么？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高尔基的“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又算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某些人对相声“买猴儿”的意见，也是一例。谁还能不知道相声的特点？它不过是一把匕首，它只能起一把匕首的作用。它的喜笑怒骂，对反面事物的嘲讽，都必须在引人发笑的、滑稽夸张的戏剧性的情节中表达出来。从形式上看，它也许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严肃的玩意儿。它的严肃之处正是在它的不严肃之中。可是，根据某些人的意见的弦外之音听起来，仿佛写相声也得变着法儿弄进去一些合乎标准的严肃的东西，譬如：完全合乎实事呀，正面人物呀，冷静的分析呀，慎重的解释呀，否则，据说就必定会导致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恶意的诬蔑。我真忍不住要纳闷：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相声，让正面反面两个人物在那里辩论什么生活的真理，而且每隔个三句五句就得严肃地向观众作一番声明的话，那，那它还算不算是相声呢？那还有谁爱听呢？
总之，这些形形色色的新的调味派，他们之往来于厨房，似乎只是为了向厨师们呵斥，“你怎么加糖呢？只有咖啡才加糖呀！”或者“你怎么不放芥末呢？红烧鱼能不用芥末么？”(天知道，红烧鱼要用芥末！)诸如此类。而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那就是：将我们的整个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风格，从题材到构思，都拖向于一般化的水平—一亦即是“一锅煮”的水平。他们是在抹煞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客观上在阻挠着“百花齐放”。
我常想：这世上，好花何止万千，好鸟何止千万！但如果花一色，鸟同音，则这样的山林花圃又有什么可供欣赏的呢？
来源：原载1956年8月号《人民文学》，摘自《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刊物的参考材料》，第一辑“人民文学”，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