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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艺方针政策的体会
山东 王希坚
1956.11.30

（王希坚：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部长）

(一)少奇同志报告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重要的方针，周扬同志对这一方针又作了解释。

“百家争鸣”最后归于客观真理，而文艺的“百花齐放”却更广泛一些，不是最后只有一个东西是唯一的，真理，始终是百花齐放，越放越多。

科学是愈辩愈明，艺术则是兼容并包。

过去认为一切好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看法也不对。浪漫主义也适合于一部分人，因各有所好。

(二)“百花齐放”的主要障碍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简单化的粗暴态度，即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表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例如：

(1)把文艺服从政治等于政治，把文艺的特点一笔抹煞，用政策套文艺作品，使文艺成为空洞的教条，我们要求千篇一律，公式化，机械的与政策联系，好象文艺只能反映政策，为政策服务。如“集体喂养牲口”的作品到报纸上登载后面还加上小注。又如讽刺地主寄生生活，也受到干涉。“身上背着大皮包，到处去把群众找……。”“谷子上有一蝗虫”的画不能评奖，拿到北京去评上了奖。不应把作品仅视为宣传品。不容许写反面人物，否则即遭抗议。

(2)强调文艺反映社会本质，这是片面的。讨厌写细节，庸俗社会学首先要求作品要有主题，都要有阶级性，结果使文章枯燥无味。只强调反映本质，结果一个阶级才只有一个典型，一个事件只能写一篇文章。强调只写主要矛盾，把文艺与政治经济学抽象概念等同论点是不对的。因比，后果使文艺的领域非常狭窄，只能从正面写工农兵，而写知识分子就是反映小资产阶级情调。

(3)要求严格的典型，不能有其他不符之处。

(4)要求通过正面人物体现党的领导。

(5)轻视民族传统，认为旧的社会基础不存在，上层建筑亦随之垮台，地方戏改得失去原有风格(如吕戏加入西洋音乐或类似越剧)。

(6)在文艺批评中，简单化、粗暴，出自一人之口，别人既无资格发言，认为北京没有说的话，我们即不敢说，又认为党章言论应是一致的，不能争论和意见不一致。我们认为批评不能过早下结论。

(7)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以行政命令领导文学，要求有计划有规格的完成任务。

文联的组织有人认为可有可无。

对党外人士的团结也不够好，不相信他们能写出社会主义作品。

(8)庸俗社会学发展到极端就必然否定文艺的作用。

鉴于上述障碍，必须对庸俗社会学进行批判，加以纠正。其次，文学作家必须研究业务，提高业务水平。不应从计划、报告、总结方面打圈子，而应研究些问题，第三大胆放手进行领导，多表扬，对待错误应适当引导纠正。

按：此稿系根据记录稿誊出来的。1956年11月30日，省委文教部领导上为了帮助部里的干部熟悉业务，曾请有关厅局负责同志来文教部作关于文教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王希坚所作的文艺方面的报告，不仅丝毫没有提及省文联如何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反而“控诉”了所谓庸俗社会学的“八大罪状”，以此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报告中所举八条，绝大部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如：“要求千篇一律”、“不容许写反面人物”、“只强调写本质”、“只能从正面描写工农兵”、“要求严格的典型”、“要求有计划有规格的完成任务”等等，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事。同时，这些似是而非的所谓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和否认文艺事业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根本原则，宣传文艺绝对特殊的论调。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希坚在这次报告后，曾得意的对方平(右派分子)说：“我在文教部谈了个庸俗社会学八大罪状，可把他们气坏了！”从这里完全看出，王希坚这次向党的攻击，绝不是偶然的论点上的错误，而是有意识、有准备的进行的。

来源：《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济南。原题为：“关于文艺方针政策的体会 (即：庸俗社会学八大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