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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司长来了之後
《中国青年报》 辣椒
1956.12.02
白司长到了正定
从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说是部里干部司的白连成副司长要到正定来检查工作。那太欢迎啦！这所平地起家，由地质部直接领导而又远离上级的学校，是多么盼望领导者的到来呵！他们热切地需要了解，指示和帮助。
好！白司长带领着工作组终于来了。
滹沱河边的这座不大的县城里，来了一位司长，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8月间，正是酷暑停留在黄土平原的时节，工作组在闷热的日子里视察奔走，听取汇报，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之后，结论是可怕的：“这所学校是旧社会的缩影！”
8月23日，学校广场上，四千多人满满荡荡地坐在野台子下面，听白司长“谈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
白司长流着汗，摇着扇子，迷缝着被黄昏的阳光照射着的眼睛，他说：“现在是检查工作时期，因此我要打破常规。不谈成绩和优点，专谈思想改造。为什么呢？因为学生的成分、经历和社会基础（？）都比较复杂！大多是劳动就业的失学失业青年，是经过筛子筛了一遍又一遍漏剩下来的。学生当中有小偷、妓女、流氓、舞女……旧社会有什么，这个学校就有什么！”
真是旧社会的缩影吗？
正是白司长来的时候，滹沱河边有一个群众发动起来，席卷风云的大场面！田、范两位校长，带着一千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向决了口的滹沱河河堤亡命地扑去。他们砍倒了一百多棵大树，堵住了洪水，救出了两个村落的乡亲；那些背朝洪水逃跑的老乡们，看见这群狂奔的热血青年，都被感动得转过身来，跟着他们，挺胸向前。这样动人的新社会的缩影，白司长却视而不见。
也是在白司长报告前不久，青年们利用午休和课外活动来填坑札地，搭起了上百台的活动房子。他们的义务劳动，省却了国家的一万二千多元。而这些青年在白司长眼里却成了一钱不值的所谓“旧社会的缩影”。
难道白司长的报告没根据吗？有的。
学生当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那闷热包围着的暑期，每天只能趁早晨凉爽上两节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也随着懒散和松驰下来。有的饭厅里打群架的，有的城踏上去蹓跶的，有损坏公物的（譬如有一百多个马札到处乱丢），有偷窃和丢失东西的，甚至还发现了反动标语。
谁也不能否认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可是恕我给白司长的材料加上两个小注：1、政治问题与思想品质问题应该分别对待；2、即使把这两类问题加起来，在三千多学生里占百分之二还不到。
白司长的理由也是振振有词的，他说：“三反五反和肃反，斗争对象还不是极少数？难道就不应该发动群众么？”白司长在台上踱来踱去，比划着，“我主张普遍检查：一、学习问题。二、纪律问题。三、男女关系问题；四、爱护公共财物问题。……”
白司长讲过之后，田苏和高树槐两位校长也讲了话。田校长不无更正地补充说：“我们应该正视上级给我们指出一些严重的缺点……，可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学是好的，同学们也是有高度觉悟的，我们学校是一个光荣的集体。”
田校长的话也有根据：三千多学生当中，大多是去年毕业的初中学生，党团员将近一半；二十五岁以上的只有两个人，二十岁左右的将近77%（解放初期，他们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少年）。所谓“妓女”，原来是听到一点风声，说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的母亲有暗娼的嫌疑；所谓舞女，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的姐姐干过舞女，即令是失学失业的青年或作过妓女的，难道就永世不准革命么！
他们为什么喝煤油？
随后，正当各专科的负责人在三千多同学面前宣判受处分的学生名单的时候，有个男同学神色慌张地朝前边的主席台急匆匆地跑过来，向田校长报告：“曾凤其和陈玲都用化名喝了两灯盏煤油，吃了一盒火柴……已经送到医务所去了。”两位校长顿时慌张起来。白司长在一旁却面不改色，分外镇定地说：“不用怕！挤腿总会带点血，三反五反也有自杀的。”
这两个学生自杀的原因，一个是想用恐吓手段去跟一个女同学谈恋爱，这种行为，当然应该严肃地处理。另一个是由于同未婚爱人感情不好。前者怕处分或当众斗争，后者怕同学们追查。幸亏及时发现才救活了两条命。
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是可以作到不见血的；白司长却毫不痛惜，准备继续大干一场。
冷嘲不是批评
第二天，四百多教职员工挤满了席棚饭厅，白司长开始了第二个报告。
“昨天，我同意一个校长的讲话，不同意另一个校长的讲话。请问：流氓小偷算高度觉悟吗？妓女舞女算光荣集体吗？那些身体不合格的加上这些思想不好的学生，应该清洗或退学！至少应该整掉4%，少于这个数字是不实际的！”
“学校领导对知识分子估计过高和存在着严重的麻痹迁就！很多教员到正定来教书，是由于大势所趋！不可抗拒！我还受到学校领导的委托，来表扬表扬。”
教地质勘探的陶兴杰老师，听了这话非常反感，他想：“士可杀，不可辱！司长为什么要挑出极个别的不安心的教员来抹煞绝大多数教师积极工作的事实呢？”
一位民主促进会的老先生杨子熙，一边看着白司长激昂慷慨的“下马威”，一边揣摩着：“这样的讥诮，比直接了当的批评还要坏！这是没有诚意的！”
另一位地质教师王成杰想帮助司长挽回影响，就递了一个条子，说笼统地说教员不安心工作是不符事实的，绝大多数教员来自四面八方的大中城市，能在酷热的环境里，不过暑假，日夜辛勤地备课，是有爱国心的，有觉悟的，不是什么因为大势所趋被迫而来。
白司长拿着条子的手颤抖起来，气得脸色转青，声音更加高昂：“这条子我知道是谁写的！我这次提前两个月到正定，正是受了这位先生的鞭策而来！”原来白司长断定这条子是政治教员黄啸夏写的，为什么对他成见如此之深呢？
这里边还有一段渊源。
白司长受鞭策而来
今年平原地带，确实热得反常！老乡们说这是往年也没有过的“热死牛”的伏天。太阳像火伞当头盖住，活动房子里像蒸笼，暑气直到半夜才消散。清早雨节课教下来，没有一个全身汗透的。一般学校早已放暑假了。正定干部学校因为工作需要，师生也同意不放暑假。但病倒的有五十多人。
政治学科的教师黄啸夏（团员）和汪友竹，写了一封反映学生健康情况不好，希望放假的信给人民日报，批评干部司不了解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并且引用了斯大林同志的应该把官僚主义揍一顿的话。
由此而来，白司长才在这个大会上说：“我首先就查了写信的这位先生的档案，这个人出身有问题，父亲在劳动改造，本人的历史问题也没交代清楚。思想改造，首先得改造这种人！这位先生递条子，想否认写这封信的主观主义错误（王成杰递的条子，群众却都朝白司长隐射的汪友竹望去），现在我要告诉他！这封信是粗暴的！不文明的！这种人就不配作政治教员！”
这时候校长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司长一到校就主张开全体人员的代表大会，并且要特邀黄啸夏来参加；这个指向批评者的矛头，在白司长激动之下，露出来了。
两种方针的斗争
奉白司长之命，停课一周的思想整顿运动，在同学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白司长亲自主持的辩论会也争论得难分难解。
工资定额专业的老教师朱蒿寿不赞成在学生当中搞大运动，他说：“青年总是青年……”
白司长打断他说：“那当然罗，没胡子嘛！可是咱们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你说这些人是学生还是干部？”
朱蒿寿说：“是学生。可是任何学校都培养干部。问题是这种大运动似的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矣，司长提倡，学生会更偏的。”
资料室的一位主任，表示拥护司长的作法，他引证斯大林同志关于阶级斗争越到后来越尖锐的理论，来阐述整顿的必要性。由于他表现得积极，白司长曾经几次在大会上提到他。说是应该把他调到青年团总支作领导工作，后来因为他不是党团员才没调。
黄啸夏和体育学科主任陈冠宗等同志一直是最尖锐的反对者，他们把二次团代大会朱德同志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在辩论会上宣读。
白司长立起身来，冷笑一声（并非记者的想像），针对这种引经据典批驳道：“看的书多，并不等于觉悟高，经典不一定都对头！人民日报不是也常常发表更正吗？”
政治教员李书林说：“我的儿子犯了错误，啪啪？我就给了他两巴掌。从此以后他就疏远了我，而对他母亲却更好了，对青年人用处罚……。”
有位工会副主席，嘻笑地说：“那可不一定！比方我小时候，父亲常常打我，”他搔着又短又稀的头发，说：“你看，现在我脑瓜儿，也没给打笨呀！”
政治学科的教员陈鹏翔，文化班的主任陈可文，学校办公室的主任方南生以及很多教员们都站在反对方面；学校个别领导人、一部分班主任和干部站在拥护方面。正当辩论相持不下，政治学科主任皮仁智起立发言，白司长疑惑起来：“他早不发，迟不发，偏等到形势有利就来煽动反对言论争取群众……”
在学生当中，也不缺少公正的有头脑的青年人！十八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苏陈霞，在斗争会上就曾经给团总支专职干部俞奋递来一张纸条：“我认为要求把男女关系一切经过都讲出来，是原则错误！是为了使同学们欣赏欣赏。”财会专科（这是掌握得最好的一个专科）的一个复员军人认为“这种紧张的斗争空气，统治了会场，提意见的脸红脖子粗；被整的坐立不安，他们都是初中毕业生，没经过大世面，哭出来还算好，没哭的更加痛苦，他们被斗了一个星期，还不知犯了什么过错。如果说这是一次洗澡吧，有的连皮带肉也被洗下来了”！
屡次提出反对意见的青年团干部俞奋，白司长对她很恼火，考虑了两次想把她撤换，因为找不到理由才罢休。俞奋对这些偏向不能闭口不谈！于是跑到团县委去请示，答复也很明确：不管是哪儿来的，错了就可以不配合。
白司长对待反对意见的同志们正言厉色地说：“有人说好得很，有的说糟得很！咱们以后让事实来总结吧！”
事实的总结
学校大门口的三块大黑板报，给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威风！上面有“自觉坦白从宽，别人揭发从严”的口号，还有画着雷公电神怒视着一个用树叶遮盖着身体的卧倒着的犯了错误的同学。
凡是有女同学的班级，几乎都进行了男女关系问题的普遍追查。正确地运用了批评的班，是极个别的，而像下面这样千奇百怪的问题，却并不是个别的：
“你们为什么要到光线阴暗的地方去谈问题？”
“你为什么只联系她一个人？为什么单单帮助女同学扛行李？什么企图？”
“你们到城墙上去干什么？”
“你拒绝他是不是玩弄？”
“老是同她开玩笑，思想根源是什么？”
有的班的学生自动交出爱人的信；还有号召学生交情书的；还有五次书面反省两次大会检讨也通不过的；还有追查梦话的；追查上课时向后看的企图；追查起床早的动机；追查女同学踩了男同学的脚的用意；检讨不贴邮票发了信是由于自己的官僚作风；追问同学的父亲的外婆是干什么的；追查有组织有领导的地区宗派小集团；并且干脆提出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白司长认为这话是人民的俗话，可以用得的。当然，被整的同学的放声的嚎啕、偷偷的饮泣以及斗争会上“不老实！”“想混过关！”的呼号，白司长听不见，也不愿意听。
连皮带肉，一齐洗掉
由白司长发起的整顿，用了肃反的口号，运动的干法，外加突击的精神。连早操、课外活动索性一古脑儿取消了。斗争中，各个班组，互相传递条子，揭发那些所谓顽抗的分子。这个经验也是被白司长肯定了的，他说：“既然可以口头揭发，那么书面揭发就不该么？”外面飞来的条子，使斗争空气更加神秘紧张，全体传问之后，于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新的材料，你和××……”
像张海风这样的积极分子，当然更加上劲了！他提出了“不打胜仗，决不收兵”的口号，号召大胆追问！并且代表“校方”、“专科”、“党”、“团”（从此有了“老四级”的称号），引用白司长的话，便逼着在恋爱上冒失的团分支书记连夜写坦白材料。
这里，我想讲一个所谓严重偷窃案。
十六岁的姑娘李玉（化名），在取信的时候，同时又拿了另一个同学的信，她摸着那鼓鼓的信，里边仿佛有小玩意，好奇地打开一看，原来是四个和平鸽，她挂了一个在胸前，把另外三个碎的和信件，一齐扔掉了。这不道德的行为被同学发现了，应该给以批评劝说。可是专科秘书张海风却坚决主张当众宣判她！
那两天，李玉在悔恨的眼泪里过日子。她只得寻了一个午休时间去央求田校长：“您给什么处分都可以，就是别公布我的名字，要不我没脸活下去！只好去跳井！”田校长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专科主任孙铃方进来，也帮这小女孩说情，说看在她平日品性功课优等和偶犯的情况，不必严惩，孙主任还同情地掉下泪来。
到了执法者张海风那里，根本没有李玉的发言权，斥责她是小偷，并且一定要当众宣布。“张老师，您听我说几句好吗？”“不行，你走吧！”
这位在整顿思想运动中表现得最激烈的张海风，主张勒令退学，而白司长却更胜一筹，他主张：“开除！”孙主任又去请求白司长，却吃了一顿温情主义的批评，坚持要他写关于李玉的材料。孙主任被训得含着眼泪，声音颤抖地说：“这孩子还年轻，既然真心认错，司长，您就别把她打到绝路上去！”经过几番争执，最后才确定留校察看。直到现在，李玉在几千同学的目光下，成了一个抬不起头来的“小偷”。白连成司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学校不是劳改队！也不是教养院！”
谁制造混乱
夜里11点多钟，青年团干部俞奋想到校部去把这些偏差向领导汇报。政治学科的三位教员，也正在小会议室同高校长谈着。
白司长的秘书张惠寰从卧室出来一看，又是这批人！
俞奋对高校长说：“三十八、三十九两个班，今天合起来开会，斗争一个男同学。”
秘书急忙去报告白司长，司长匆匆赶来，追问道：“你听谁说的？”
“听办公室主任说的！”
“去把他给我找来！”
“他已经睡了，明天问吧！”
“睡了把他叫起来！”白司长火气很大，嚷着：“今天不睡也要查清楚！”
方南生主任快步跑来，还在扣着衣服，说：“我是听团总支金淑清说的！还有王洪昌也知道！”
“把这两个，都找来！”
王洪昌来了，一见白司长怒气不息，怯懦地说：“没有斗，只是两个班合起来开会，这一个同学当众检讨他的男女关系，因为他思想暴露得比较真实……”
白司长听到并没有斗争二字，气得咬牙切齿，在会议室外的空地上暴跳起来，骂道：“我早就知道有一批乌龟王八蛋在制造混乱！……平日不积极反映意见，到了现在，意见都来了！”
黄啸夏听到这样高级的干部，出口谩骂，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损失，于是急匆匆地离开校部，愤愤不平地说：“走，写信去，一定要给报社写信。”皮仁智嘱咐大伙不要把白司长骂人的事向外讲，免得影响工作组的威信。
体育学科主任陈冠宗跟在白司长后面，鼓起勇气说：“白司长，下边学生那么搞，我也有意见呢，我是个团员……”
白司长怒火更大，指着他喊道：“你盲从！”
“我有我的独立见解！”
“说你盲从是轻的！……”
后来白司长还对班主任们说：“现在的运动不是‘左’，而是右！……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采用合法斗争的手段。”
在白司长的指令之下
“学生现在是大大的规规矩矩了！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这是一位班主任（从税务局调来）的话。这位主任显然是忘了新中国的学生同反革命分子的区别。有的班主任也肯定说：“学生现在坐得繃直，纪律大为好转！”是的，这是事实！但这些好转不用斗争会是不是也可以达到呢？
有一次，在火车站，看到一个不寻常的场面。一群同学，男男女女二三十人，依依哀哀地哭着送一个体格魁悟的男同学，等火车开动时，他们竟追着列车顿脚嚎啕。我好奇地坐到这位被送的同学旁边攀谈起来，知道他也是被斗过的。功课全是五分，防汛也是积极分子。被斗的理由一是对团不满；二是不尊重老师。被处理退学的理由是有过心脏衰弱的迹象，不宜野外队工作。可是他说：“我体重一百多斤，能参加百米赛跑，我几次请求到卫生所复查都不准！现在，我只好……”说着眼圈发潮，向车窗转过脸去擦眼泪，“遗恨的是这分不公平的材料将永远跟着我！我拼命学了快一年，现在真不甘心呵；……咱们班还有一个被开除的同学，硬是屈打成招；到现在还给班上几个同学写信，说他偷了衣裳是漫天的冤枉！”
这里，我不禁又想起另一件委屈。二十八班的一个过去有过偷窃行为的同学，运动中一定要他承认有一块失而复返的表是他偷窃的，大会小会斗，他坚决不承认，班长和团支书只好代他写了一份检讨。这个同学直到现在还在病院里。
因为身体不好被遣送的六十多名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不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的。可白司长的指示，谁敢不执行呵？
惩办之风流行起来，处分和退学的共有一百多人，被整的同学们，有的嗓子哭哑了，有的想回老家，有的几天吃不下饭，有的（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八等班）被整的学生要上吊、投井、喝煤油……。
下面是一个被斗同学寻死未遂的遗书：
“我现在存在很多缺点，我看我的前途是黑暗的，因此自杀……”
下面是另一个同学的“坦白材料”中发出的呼声：
“请把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吧！……”
所谓“小集团及其爪牙”
白司长所领导的工作组，已经完全陷于被动。当地党委根本不知道这里在进行似是而非的肃反；学校行政和党组织，也没在白司长的眼下；教员们争得乱纷纷，学生们整得惶惶然，白司长成了一个四面无靠的单干户！总结没法作，走又走不脱！白司长在客观的墙壁面前撞得更加暴躁起来！
等到听说黄啸夏给报社的信已经发出去了，白司长更是熬前得有如火油一般。“咱们再不对付不行呵！”白司长来了个先发制人！向部里写了个报告，先把政治教员的政治面目涂上一层黑锅烟，一来争得信任，二来抢个原告。既然“乌龟王八蛋”这种话已经从口里出去了，那么索性把政治学科这批人，往政治问题上推一把！于是一系列的对敌斗争的手段，朝着批评者汹汹而来。
白司长趁第二天早饭的时候，把人事科刘长秀副科长叫过来，说：“你布置个人去了解了解政治学科的内幕情况，”白司长又压低声音，说：“不要说是我布置的！”
白司长接着又亲自把过去犯过错误的两位教员找来，并指着参加给报社写信的汪友竹，恐吓说：“如果要逮捕你们，早就可以逮捕了！现在你要揭发别人，立即赎罪！今天的事，不许向外说！”
白司长的秘书、干事们，也纷纷忙碌起来，最得力的秘书张惠寰命令一个人事科的干部去布置一个非党同志监视党员皮仁智（政治学科主任）。这简直是对于党章的挑战！张惠寰还提议要去偷听，赵建华科长说偷听是违法的，不能干。但明目张胆的监视政治教员的行动，却已经是昭然若示了。
这位人事科的干部孙贵贤，还几次拉汪友竹上酒馆，说是“咱们交个朋友！”主要的是想问问“用什么理由，什么方式可以整出个小集团来？”
政治学科的同志们挨了整，背了黑锅，当然是痛苦的，可是他们更痛心的是白司长对青年利益的伤害，对知识分子的冷嘲，给党造成的损失，因此他们既不吵闹，也不怠工，而是像白司长说的那样“采用合法斗争的手段”：推举黄啸夏进京告状。
黄啸夏的信，从报社转给了地质部的领导同志。问题才算有了出头之日。
可白司长眼看政治学科沉默了，以为他的两只手真的盖住了天地。于是又给人民日报写了关于放暑假问题的回信：“黄啸夏在教员中发动要求放暑假的签名运动。该校政治学科有一政治小集团，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黄不过是其中爪牙而已，他们制造流言蜚语，散布谣言，阳奉阴违，两面手腕……是否有其他政治问题，尚待今冬肃反（这些教员已经过肃反——记者）进一步清查。”
信尾盖了一个又大又圆的官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地质部领导发觉后，认为这是利用职权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并宣布这封信完全无效）。
这封信抄送到学校，校方很是震惊！既然部里说了，那么就查查清楚。于是由高校长主持，停课一周来整小集团。结果学校给部里和人民日报写了复信。白司长所谓的小集团全部不符事实！
地质部把主要的当事人调到北京来核对事实。何长工副部长热情地鼓舞了这群青年人勇于向专制主义做斗争的犊子气慨！
正在这时候，白司长的得力助手张惠寰给我们报社来了一个电话，说：“干校两位先生反映的情况，全部不符合事实！”并且拿了一封没有盖印的复信（这回部里已经发觉，没让盖公章）来对我们进行游说，企图把批评者们涂得更黑一些；当然，最后还是涂到自己脸上去了。
让群众帮助白司长“考虑考虑”吧
白司长手里掌握着不小的权柄，可是白司长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是作人的工作的领导者，他不懂得人，对人毫无感情！对那些到学校之后得了病又令其退学的同学们，白司长说了几句叫人痛心的话：“不能叫这些人死在野外，也不能死在学校，要死，就死在他自己家里！”我想，一个牧羊人，也不会对他的羊群说这种话吧？
最近我还看到一个同学的一封请求复学决心改正错误的血书。这同白司长给我们报社的复信，真是一个强烈的对照，白连成当然也提到一两个缺点，最严重的，据说是“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方式不够婉转之处”。白司长还说：“我需要考虑考虑在检查工作当中出现的毛病、缺点，甚至是错误……”好一个“甚至是错误”！现在是放弃这种轻描淡写的官腔的时候了！人为的阴暗面，在光天化日之下，是遮盖不了的！
来源：1956年12月2月《中国青年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