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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言论——反对工业化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 潘俊民 朱澄平
1957.05.00

1．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工业化政策需要重新考虑，不应从教条出发，从个别国家（苏联）的经验出发，而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

工业化对苏联是适合的，但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毛主席在〈再论〉中还肯定要学习苏联工业化这一条，可见对这件事的认识还是不深刻的。

波、匈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发生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困难，波匈事件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群众思想觉悟不高，这是粉饰我国的太平，掩盖事件的真正原因。

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提高不是在生产的基础上，而是由于土改、民主改革的结果。这种情况限制了人民劳动上、政治上的积极性。须要迅速提高，如果只注意工业化的长远利益，而不注意目前的利益就要犯错误。

工业和农业应当并重，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看，都忽视了农业。‘工业国’的口号是不适当的，而应当是‘工业、农业国’，片面‘工业国’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如果中国成为工业国就必然须要一个农业国来与他配合。

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投资为5：1。这样，1953年、1954年，农业根本没发展，而工业增加百分之几十。这样，农业合作化不可能巩固。如果不进行技术改革，起码有30—40％的合作社要垮台。在搞合作化时，我们用毛主席的17条向农民许了许多愿，实际满不是那么回事。

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片面发展工业，这是很不聪明的。

农村剩余劳动应当去开荒。现在，将拖拉机生产速度降低，这是错误，要大力发展技术，农业投资绝不能减少。开荒是比节育更积极的办法。

轻重工业比例为1：8，后改为1：7，造成了目前轻重工业的失调，生产和消费的失调，如纸张供应不上，棉布供应不上，许多消费品涨价，这是反常的现象。

今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打起来也用不着大量的钢铁，只要用原子能就行，所以国防上也用不着那么多投资。

重工业积累资金比轻工业慢得多，并且轻工业有了投资就能开工，就能吸引广大工人。

因此，轻工业比重要提高，重工业要降低。

当然，生产资料的生产应当优先增长，但马克思并没有解决轻重工业化比例问题。

我国用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了两条工业化的道路，对苏联的道路全盘肯定，对资本主义的全部否定，我们应当采取第三条工业化的道路。〈再论〉上说：‘苏联工业化的道路是普遍适用的’，这不一定对。我们不和苏联一样，就是否定之否定，这样才能进步，如果只想学苏联，那就是懒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2. 诬蔑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深刻的变化。波匈事件是在‘八大’以后发生的，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八大’上制定的，因此，它的改进不彻底。五年计划规定生活水平提高25％（实际是10％），希望这个计划只是个草案，不要形式主义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样通过是极不负责任的。”

“〈再论〉把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当作普遍经验肯定下来是不对的，工农业必须同时高度发展，片面的工业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国发展目标——工业国应改为工农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形而上学地对待了工业化道路，国家的工农业投资有错误，农业发展太慢，再不进行改革，用不着三五年，农业就要垮掉30—40％。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也失调，工业品的价格不是逐步降低，相反是增加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旧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没有接受波匈事件的教训进行彻底的修改，希望中央提出新的建议，不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形式主义的通过一下就算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3．否定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成绩

“我们许多工业建设都是冒进了，如飞机制造厂，汽车制造厂，电子管厂等。现在制造一架飞机的造价折成黄金其重量相当于飞机本身的重量，我们能制造飞机不过是好听而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战生）

“成立政治经济学会，国民经济计划学会，通过这些组织来保证我国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有参予国家政策方针、发展经济计划的研究的可能，这些组织和计委经委的关系是我国计委经委和其他经济机关，有义务向经济学会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资料与情况”。（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讲师 朱澄平）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