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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与复杂
中国科学院 回春（徐懋庸）
1957.03.15
（回春，即徐懋庸：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原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位八路军的政治委员，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农民出身的干部。他的文化水平很低，但是善于发现问题，也善于解决问题，所以工作做得很好，在干部中威信很高。我曾经请问他，有什么经验？
“经验？谈不上。”他说：“不过，我有两条习惯。第一条，碰到简单的事情，把它看得复杂些；第二条，碰到复杂的问题，把它弄得简单些。”
我听了他的话，再看看他做的事，的确是这样。例如，有一次他到我处，看我在读一本唐诗，就问我诗是什么，叫我念一首给他听听。我念了杜甫的“今夜鄜州月……”，他要我详细解释。接着，他问我农民唱的山歌是不是诗；问我是不是觉得月亮有诗意；又问我在过敌人的封锁线的时候，觉不觉得月亮美；又问苏联的小说里面，写红军和工人是否也有赏月的。他又问，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男女爱在月光底下散步谈情，是否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情调？……问了一个多钟头，简直漫无边际。通过这种化简单为复杂的办法，他就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是当处理一个情况复杂的大问题时，他却化复杂为简单了。开一次干部会，讨论三、四天，意见千、百条；他做起结论来，不过两个钟头，抓住问题的中心，提到原则的高度，肯定基本的真理，指出主要的偏向，规定简单明了的处理方针，不去理会那些枝枝节节的东西。结论做后，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正确意见既被采纳在里面，自己的错误想法也受到了纠正。他并没有针对每一个人的发言一一作答，但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受到了考虑和处理。
我一直记着他的两句话，并且愈来愈觉得，化简单为复杂和化复杂为简单的道理，不但适用于做工作，也适用于求学问。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个细胞——商品，考察来，考察去，研究出许多道理来，复杂得使我们读起“资本论”的头几章来，感到头昏眼花。然而，到了最后，却从“就是有七十个马克思也是不能把它们全部把握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变化的总和及其一切交错纷歧”中，只“在其主要点上和根本点上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语）由复杂达到新的简单。
艺术家，也是用这办法的。艺术家在体验生活的时候，把每个小节观察得极仔细；但在创作的时候，却要下提炼工夫，把许多材料省略掉了，而对于足以反映生活本质的现象，在生活中看来虽是简单的，在作品中却加以着重刻划。
我们的政治委员的两句话，恐怕很有些辩证法的大道理在里面吧？
然而，并不是一切“化简单为复杂，化复杂为简单”的办法，都是对头的。这办法，倘若抽象地运用那就要糟糕。黑格尔在“谁在抽象地思维？”一文中，（见“学习译丛”今年第二期）就举着两个糟糕的例子。
第一个是关于凶手的看法。凶手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在“研究人的专家”，是“要考察一下促使这个人犯罪的一切经过，他会了解他父母的恶劣关系对他的生活经历和教育所发生的影响，会发现这个人曾经因为犯了轻微的罪过而受到过分严厉的惩罚，这使得他仇恨社会制度，这引起他的反抗，使他脱离了社会……”等等。在我们今日，还要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方面去研究研究。但是，简单化的抽象地思维的人们，却说凶手“是一个凶手，仅仅如此而已”，除了“他是凶手”这个抽象的概念而外，在凶手身上，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了。
第二个例子：一位女商贩，仅仅因为女顾客说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她就恼火了：“什么？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妈妈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里了吧？……”她把那位女顾客全身上下编派了一番——从帽子到床单，从头到脚，还有爸爸和所有其余的亲戚，一切都沾上了臭蛋的气味。这位卖蛋的老太婆，可谓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十分复杂了。但是，她却是凭着抽象的思维，把概念弄复杂的，因为实际上，那位具体的女顾客，未必有这些臭气的。
所以，每逢想起政治委员的那两句话的时候，我是又有所警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