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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言论——歪曲鸣放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 陈丘民 彭程 朱福荣 唐廉 许惠尔 林希翎 李德 江译纯
1957.05.00

“这次整风党给我们言论自由，过去言论自由不够，现在党的威信不是无限增长，而是停止着，党员的言论行为引起人民不满。整风眼光应放远，因为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真没有想到整风象今天这样的开展，当时是说和风细雨，欢迎群众参加，今天是不用欢迎自己搞起来了，声势真是浩大，从北大到人大，大字报的形式，火力真足呀！讽刺的针药注射到大脑皮质立刻见效，只有这样才能攻倒‘三害’的老巢，挖根哩！这种形式恐怕中央都没有想到……形势还要发展，要发展……学生搞起来比民主人士厉害，民主人士对共产党还不摸底，他们熟悉历史上执政党的脾气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是宗派主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彭程）

“现在只让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我相信人民大众对党比知识分子更有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这是继匈牙利事件而进行的，鸣放政策已提出很久了，为什么现在还没鸣起来，主要是几次运动使人不敢讲话，怕一棍子打死。鸣放可能是策略，是钓大鱼，是聚而歼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唐廉）

“整风是一种策略，‘诱敌深入，一棍子打死’。

整风开始时，党委请大家讲，打躬作揖，不讲还算落后。既然讲嘛，当然原形毕露，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反党的，都讲了出来。言者无罪嘛。现在却来了这样一下子（指反右派——编者注），这太‘那个’了。同目的、手段等等联系起来看，党连信用都可以不管。”

“党这次整风是不整不行，是群众的要求，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员 许惠尔）

“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彻底改革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让全民提意见尽情的提。现在的‘鸣、放’这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

“现在开始鸣、放了，但阻碍非常之大的。民主人士座谈后，邹副校长召开了会，说这对同学是很好考验与锻炼，可分三部分，对群众是很好考验与锻炼，共青团三次会议也提出了。我们帮助党鸣、放这是帮助党改正错误，这当然是考验。我认为对领导也是考验，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鸣放问题时有90％不同意，在民革小组会上有人退席，说明主席提出的方针阻力非常之大的，作为党中央决议这90％人在对此问题是否通了呢？说明我们目前还存在很大压力。目前鸣放除南对我们还感兴趣外，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是很冷淡的。我们知道陆定一报告苏联即未翻出，说明主席方针并未为广大人民所了解。联系到我校情况对此方针亦理解不够，邹副校长报告中还要求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系。我校同学未患流感为何要隔离，北大先搞起来了，交流一下经验为何不可以呢？无怪前一时期北大来人找我传达室又打电话又干什么的不知是否与保卫科联系的，这说明是有因果联系的。我校党员多在此运动消沉，彭真曾讲党内无争鸣，这话不知彭真讲了没有，学生闹事，现在不是闹，是帮助党除三害，如不让整的彻底，干脆别整，这需要大家斗争，需要举起党中央的旗帜，每个真正爱国者应在运动中积极参加不应冷淡。

还有一种谬论应反驳，有些人向党中央乱汇报，说乱的很。北大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当然大字报中也出现了些偏激现象有人说这样下去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这些种精神衰弱的人需要吃一粒定心丸，大家知道匈牙利事件错误有其内外根源在，在我国根本不可能发生此事件，神经衰弱的患者们可放心！”

“在青年报上有文章说小资产阶级看问题有偏见，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资产阶级的片面反对官僚主义。我看偏见只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有。主席没有偏见还革不了命，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偏见吗？工人罢工没有偏见吗？工人最有偏见。工人对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满。我国五亿多小资产阶级，五亿人不反对官僚主义，什么人反对官僚主义呢？五亿小资产阶级总比官僚主义好的多吧，五亿人总是宝贵的，除开五亿，剩下一亿，这一亿中真正的产业工人没有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有很多联系，这样归根到底只剩了领导者。这个论调等于不让大家反官僚主义，我说：反官僚主义人人有责，甚至是反动的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整风是共产党缓和矛盾的一种方法。共产党企图通过整风来维持一党专政。党和人民有距离，人民是要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在人民的压力下才提出了整风，矛盾已经达到顶点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

“对共产党看透了，党的整风是为了缓和一下矛盾；摸摸知识分子的政治面目（意思是整风是一个阴谋，党让反对自己的人暴露出来，再处理他们——编者注）。这是为以后鸣放开辟道路。整风后不知要捕多少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江译纯）

“人民觉得党不对要整风，大势所趋，民愤很大，压制不住，应放放冤气。”“多数党员和‘大党员’的错误就等于党的错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王鸿章）

“这次整风很必要，党现已面临危机，如当年太平天国的末期一样。”（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讲师 朱澄平）

“整风听说这是为了把共产党整好，这自然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已经坏了，至少是有的地方坏了，或者是一部分坏了，究竟坏到什么地方，坏到什么程度，这都是保密的。说什么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我看最确切地说是腐化。

我无味地参加了‘提意见’的座谈会，似乎可以理解共产党的一片良心，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缺点改掉，为着巩固自己的统治，为着不在人们面前丢脸”。（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员 李鹤亭）

我认为党碰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是与绝大部分的党员的变质联系着，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如不整风，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一危机，因而整风不是党的正常的政治生活。而是解决危机的一种手段。（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语文教员 白枫）

“现在（整风初期）好象处于波兰八中全会前夕。毛主席的百家争鸣方针没有得到党内90％的高干支持，因而拿到群众中来让群众讨论支持”。现在许多问题要重新估计（意思是说过去对许多问题都估计错了——原编者注）。

“整风运动实质上是我们领导的，人大之所以搞起来是由于法律系搞起来了，而法律系是由于我们贴了几张大字报，运动就搞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胡大展）

“听聂校长报告有感（虞美人）”

“小脚男人何时了，春风知多少？

昨天广场又动员，运动尚在虚无漂渺间。

障碍顾虑依然在，只是语调改。

问君何时下决心？

是否要留‘英名’重‘丹青’？”（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我们支持到社会上去这一意见，到社会上去并不意味着去游行，胡说乱道，而正是因为我校整风运动的开展落后了，要到社会上去学习整风经验，取长补短，以利我校整风运动，所以我们支持他们。

要沉着，要有准备，耍要立基地，要抓住主要方面，不宜操之过急，我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充分揭露我校矛盾，冲垮我校的堡垒，用大炮轰醒还在酣睡的人。

要大胆揭露党的缺点和错误，但需要大家都动起来，揭露的才深刻广泛，不要只指手划脚，就请你动起来揭露吧！

人大整风明明落后，邹校长死不承认。如众目所共赌北京高校已进入高潮阶段，到处风声鹤戾，草木皆兵，三敌为之惧怕，庶民为之高兴，而我校却死气沉沉，毫无风声，党委抱定自己‘计划’，唯恐‘乱放乱鸣’，光明报、文汇报、大公报、广播电台都已向我校提出批评，校领导诸首脑置若罔闻，前日北京日报向我校大声疾呼‘人民大学赶上去’，试问我校领导作何反应？

昨日邹校长为‘市委决定’所逼，为形势发展所趋，不得不发布学生开始整风，但始终对我校整风落后不敢承认，一二九时代你出生入死，抗日战争时也曾冲锋陷阵，试问今日整风中又为何如此‘畏首缩尾’。”（中国人民大学 火箭）（大字报）

他认为校党委领导上对整风“缺乏诚意”，强调“整风就是只提缺点，否则就不符合中央整风精神”，主张设“自由论坛”，并贴大字报，要求“抛弃大民主小民主的不恰当的概念”，“反对把人民的民主限制在小民主的范围内”，“压制民主的错误口号应该以正确的方针政策与工作作风来教育人民自觉的争取恰当的方式来行使民主权利。”（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钟溶华）

“和风、细雨，细雨、和风，有意见你提吧！领导上保证接受，什么时候改，这需要领导上慢慢来，安心学习吧！——读书就是爱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童金怀）

“整风中党不放手，压力大，整个社会对党有意见。现在，是不是能放手发动群众提意见，是考验党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福荣）

“粉碎清规戒律”

“我们坚决反对在整风运动中用各种方式方法，别有用心的为党的缺点作掩护“御林军”，他们虽（提）出‘集中问题’‘明确重点’等等形形色色的清规戒律，他们企图把党员存在的严重缺点与党组织机械地割裂开来，而自封为运动的指挥官。伪‘君子’们！‘趋炎附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站起来的人民群众，必将用正义的巨掌，挥真理的利剑，来粉碎你们颠倒历史的幻想。”（中国人民大学 当头炮）（大字报）

“反对‘两阶段’论”

“前天邹副校长报告中说，我校整风分两阶段进行：

一、大放大鸣阶段；

二、和风细雨的处理阶段。从我校刚开始揭发的问题来看，有许多问题是既有可能，又须立即处理的。如主张‘两阶段’，就会失去对问题处理的及时性，并会成为官僚主义者的挡箭牌。”（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邹校长声色俱厉，大会上宣布了三条戒律‘第一不可参加游行’‘不要把事情闹到校外去’呜呼！这多么荒唐的逻辑，宪法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的自由，毛主席说必要时也可以采用这种形式，为什么邹校长别出心裁，想出了这绝妙的主意，莫不是怕家丑外扬，莫不是怕暴风雨打翻了官僚主义者的坐椅。

邹校长宣布第二个戒律‘不许停课，不许耽误学习’，同学们听此言面面相观，看不透校长的神妙玄机——上课时想整风，整风时想学习，真所谓学习整风两不误，我们的办法具有典型意义。

邹校长宣布第三条戒律‘不准打架’，叫人听了好笑又好气，我们是毛主席时代的青年，十余年来党把我们抚育，把这一条算作戒律，那是多么可笑，滑稽！

多亏邹校长煞费心机，想出了辉煌的戒律。”（中国人民大学　刺蝟）（大字报）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