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在“鸣放”中的右派言论
湖北 卢盛谟
1957.05.00


[编者按:卢盛谟(又名谷秀云、卢丹)系《桥》编辑部编辑,在大鸣大放中,他先后在《长江文艺》、《桥》刊上,向党向社会主义连续地发射了四支毒箭,“阴魂下散”、“究竟为谁服务?”是其中的两支。这两篇文章,集中的恶毒的攻击了党的文艺方针,抹杀和否定了党对文艺领导工作的成绩,为资产阶级右派争夺文艺阵地。与此同时,他不放弃一切机会,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企图在《桥》编辑部取消党的领导。这个材料,是由《桥》编辑都整风小组提供的。]


(1)对党的领导和人事制度进行攻击的言论


卢盛谟说,我认为人事工作有毛病,人事干部从来没给干部做工作,很多负责首长的爱人都当人事科长,为什么人事干部必须是党团员不行呢?

卢盛谟同意“选举编委会,选举组长”的言论,并在会议上提出:“建立全体编辑成员大会,并赋予大会以选举、罢免编委的权利”的意见。当这种言论受到驳斥时,公然质问主编吕庆庚(《桥》刊编辑部主编)说:“谁来监督编委?”答:“省委宣传部。”卢又质问:“谁来监督省委宣传部?”

卢说:干事是会找到你头上来的(指找到群众),在外面出头露面,招摇撞骗的是另外一批党团员。

卢说:一件事情,总是党——团——群众,非要搞三道,我看没这个必要,其实倒霉的还不是党团员,老张(原《工人文艺》主编)评七级没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主任,是党员,真是一朝入党,身价十倍。党员的江山不是铁打的。

6月8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卢说:党的政策很难捉摸,是不是又收了,除三害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了,反过来整别人。提意见不一定歌功颂德。党的气量太窄了,不能容人,章伯钧的意见让他发嘛,没人会同意。党估计群众的觉悟太低了。“言者无罪”怎么讲?“人民日报”批评“文汇报”、“光明日报”太不谦虚了。开始鸣放它不积极,“卫道”倒很积极。

卢还散布这样的言论:人总是要发点谬论的,可是,发了还要磨你的棱角,唉,棱角磨光也好!“是非皆为多开口,烦恼皆为强出头”。再不写杂文了,写我的剧本罗。


(2)对社会主义制度及文艺方针的攻击


卢盛谟在作协鸣放会上讲:作协领导文学创作活动,思想上是教条主义,工作作风上是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把参加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作者讽刺为:“这些人们虽系新生,并非力量。”说工人作者×××同志根本不开窍,没什么搞头。

武钢工地文学小组有成绩,但也有缺点。

卢盛谟说:到底文学小组有啥用?文学小组是没有成绩的。黑丁同志是否研究过。在反胡风时,因为曾卓提出要取消文学小组,就笼统地肯定它。张云骧(当时《工人文艺》主编——编者)也睁着眼睛说瞎话,写了一篇经验介绍,天知道写的什么东西?主观主义笼统地肯定是不合实际的。

卢说:“‘工人文艺’搞了几年,哪篇算是真正的作品呢?”“武汉市真正写戏的有几个?”“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没一个能干活的,就只吴丈蜀(出版社右派分子——编者)有板眼,17级干部,将来成立作协出版社,江云(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搞思想领导,吴丈蜀搞业务。卢攻击党的文艺方针时说:李尔重让我们的刊物为生产服务,确是贻害非浅。

卢说:“说我们国家有自由,为什么不允许象香港那样办各种报纸?”“我们国家不如英国那样民主,那里伦敦有个海德公园,你可以随便去讲演,谁也不干涉你。”

讨论斯大林错误的问题时,卢说: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完全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把党权政权军权集中到他一人身上是造成个人崇拜的原因。又说:苏联不应出兵干涉匈牙利的内政。

反胡斗争中,张云骧只说个“我退出了阵地”就没事了,这是因为有黑丁(于黑丁,作协武汉分会主席)同志支持他,这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


 來源:《右派言论选集(续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