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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中国民主同盟 罗隆基
1957.03.23

（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罗隆基的发言

去年冬天我到四川去视察的时候，曾经接触到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最近我负责主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小组的座谈会，又听到了许多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现在我根据这些材料来谈谈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

一年来的成绩和缺点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从周恩来总理旧年1月先后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努力，在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上，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成绩。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解决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如时间、助手、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问题，到今天尽管不能处处尽满人意，但在可能范围内，都得到了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有了广泛的和适当的调整。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都感觉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高级知识分子就增强了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般高级知识分子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沉，现在兴奋起来了；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极，现在积极起来了。今天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气象。这个事实，我们应该肯定，并且必须肯定。

另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情况是不断地在变化。旧问题是不断地在解决；新问题是不断的在产生。各位委员从视察中和座谈会中当然都知道，当前知识分子的问题仍然还是不少。在这里，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第一，有人说：“代表委员们年年观察，次次反映，反映尽管反映，问题还是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是与事实不符合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就印发了一些有关单位答复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这就充分地证明上面这种悲观论调是错误的。第二，国家正在一个发展很快的过度时期中，对任何方面的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不会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我们的责任只能是：帮助党和政府，天天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当前，在知识分子方面，还存在些什么问题呢?在安排和使用方面，还有某些需要进一步调整的情况。学哲学的人在图书馆编书目，学法律的人在机关里做会计，学染料化学的人在中教学语文，学机械工程的人在中学教历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学政法、财经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学校挂名领薪，而没有开课的人还是不少，甚至散居在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英国留学生拉板车，美国留学生摆烟摊的情形。这当然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单位的事例。这次知识分子问题小组座谈会建议党和政府通令全国，普遍检查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的情况，我个人同意这种建议的。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纠正的。国家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这是知识分子的利益，这也正是国家的利益。

旧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对知识分子问题政策的时候，重点放在高级知识分子方面，对一般普通知识分子问题，准备逐步地来解决。现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又起来呼吁了，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照顾，而对小知识分子，特别对小学教师的照顾不够。其实旧工资调整，对小学教师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他们普遍表示兴奋。但是小学教师教书的工作量已经很重，而有些地区的干部还要驱使他们充当杂役，替机关抄写，替书店推销，替农村打井筑堤，替粮库晒谷守仓。小学教师疲于奔命，不听命令，就要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吁：“救救六千三百万小学儿童的老师吧”。某些干部过分地歧视和轻视小学教师，的确是一种偏差。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领导干部要主动努力改进工作

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识分子，精诚团结，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党员之间有隔膜，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提出这样—个问题来了。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有了某些好的变化，经过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更纯洁了。各级党和政府努力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今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不只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党进一步地加强具体帮助和领导。诸位委员，今天的问题是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适应今天的新形势，彻底消除隔膜，以达到触洽合作的目的。

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在党员干部的“主动努力”方面，我愿意提供几点参考意见。举些反映中的具体的事例来说，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采用评级制，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这种反映当然是少数的，并且是片面的。尽管如此，这就值得领导干部主动努力，进行检查，看在行政工作上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是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事实果真是如此，事实就会给埋怨者以具体有效的说服教育。旧年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我曾说过：“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当时我以为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的思想意识，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先求团结，其“存异”的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就所见，畅所欲言，这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将来总是同归于海。然而事实怎样？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家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根据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认为两个号召提出以后，今天社会已经是淫辞放恣，异端猖獗，他们就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以今之韩愈自任，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更加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更加退缩不前，逡巡不进，更加瞻前顾后，栗栗危惧，而对领导干部和一些进步人士就更加“畏而远之”了！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

加深了解，消除彼此间的隔膜

隔膜是从双面来的，消除隔膜必须双方面共同努力，倘此方认彼方是思想落后，而彼方认此方为学术外行，只看见了自己的长处，却忽视了对方的长处；只看见了对方的短处，却忽视了自己的短处。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那末“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

消除隔膜，是彼此双方彻底认识和了解的问题。在我个人来看，我们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好好地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样，我们才能明白革命老干部经过了怎样困苦的革命斗争，受过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锻炼。革命老干部语言比比坦率，行为比较憨直，批评比较严厉，斗争比较猛烈。这是长期革命生活中养成的习惯。这是革命干部的特性。这正是革命干部的优点。这是党外知识分子必须了解认识的。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领导工作的岗位上来，固然应该研究新的业务，以便加强具体领导，但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名利观念，个人打算，以及所谓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这一大套构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特点，也正是旧知识分子不幸而有的弱点。它们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产，而一百余年的半殖民地教育，也使它们变本加厉了。彻底扫除这类思想上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求领导干部的同情帮助和耐心教育。

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谓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颕而出的毛遂者少，愿作陇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在目前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同旧知识分子相处共事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我们今后必须深切地体会毛主席关于“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切指示来处理问题。这样，党与非党的感情就自然逐步趋于融洽了。

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愿就个人的见解谈一点我们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就拿我们中国民主同盟来说，几年来我们民盟全体盟员在自我教育和改造以及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方面，是做了些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自从领导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后，我们各民主党派的责任加重了。怎样进一步来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当前一个严重的课题。在这次视察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反映：民主党派中有些人的工作是“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只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这些反映是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下，我们今后应真正成为领导党的助手，我们应该诚地接受党的领导，坦率地对党提出批评。我们要认真地贯彻“互相监督”，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今天一般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都有了进步和提高。极大部分的老年高级知识分子是业有专精，学有尊长的。我们应该殷勤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并且竭诚帮助他们我们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问题。协助他们克克难困，鼓励他们贡献意见，团结他们互相学习，共同改造，这是我们民主党派每个成员的任务，我愿同我们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共同勉励！(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