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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治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中国科学院 刘治平
1957.00.00
简历
刘治平，男，福建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份学生，年龄23岁，担任过物理所研究实习员。
一、第一个点火人
(1)当北京大学右派分子疯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他宣传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争取民主的‘五一九’运动”，诬蔑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为“反民主的逆流”，宣传说“现在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大骂第一个对他进行批判的韩同志为“卫道者”。
(2)刘治平称北大右派分子张元熏、沈泽宜的反动诗“是时候了”是“最好的作品”，“最感动人”，并用这反动诗的同一标题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辱骂党员，称赞北大右派分子的活动，写道：“北大高举起了五四的旗帜”，“我举起双手高呼好”，“号召”大家学习北大右派分子，“一定要把物理所搞成北大那样子”。“至少要在所内援助他们，来扩充他们的影响”。
(3)随后刘治平与鲍诚光联合签署发表了带纲领性的“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一文，以生病在乡间休养的右派分子鲍诚光的建议形式出现，暴露出准备在科学院开辟一个以“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名的“民主墙”，企图在整个科学院点火，这篇文章只是第一篇稿件，实际上也是这“民主墙”的社论，是刘治平、鲍诚光的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企图在科学院内煽动起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4)刘治平为了利用党整风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宣称：“要谈就谈政治大事，鸡毛蒜皮没意思”，“小会不过瘾，要开大会”。刘说：“我反对我们所里的整风计划，即一级级地提意见，我不喜欢提意见，而觉得根本问题是要闹“民主”，主要是向党争取“自由”。
(5)刘治平对北大及人大的右派分子百般崇拜，四处宣传他们的观点：
听林希翎讲演的时候，掌鼓得“手都鼓痛了”，宣传林希翎“实在是女中豪杰，有胆量，见过世面……”，对林百般崇拜，写信给林说：“我们为真理而想，为真理而话，为真理而战斗，您是个先锋，然而决不是您一个人……，当北大我们的母校已经高举起“五四”的旗帜时，我不能无动于衷，我亦要来……支援北大……”。
听了林希翎讲演后，曾找很多人宣传；同时还宣传北大其他右派分子言论有：
1)“给北大党委会的一封公开信”
2)“论无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性”(谈谈即右派分子沈迪克)
3)谈谈“阶级的发展”(反革命分子钱如平)
4)“我的优虑和呼吁”(右派分子叶△△)
5)“是时候了”“人之歌等”(右派分子张元熏、沈泽宜的反动诗)
6)“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由”，“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由”。
7)“学年论文”。
(6)刘除宣传北大广场右派分子作品外，还与他们多方搭关系，去信给林希翎，已揭露出找过谭天荣，向他要“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特别与北大右派分子蔡一坤来往密切，当林希翎号召要扩大北大影响时，蔡很兴奋要“投笔从戎，去领导运动，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史中的领导者”。而刘表示“至少要在所内援助你们，来扩充“北大的影响”，并向蔡提议“北大应当派人去人民日报请求刊登，要到其他大学去宣传扩大影响”。
(7)刘治平在所内除了自己积极的“点火”，是一个右派言论的煽动者、宣传者以外，实际上还是右派在物理所的一个组织者。据已揭露的有：
1)刘除与鲍诚光一道发表“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外，在所内开始对他们进行批判时，刘始则声明：“如果有人把他(鲍诚光)随便当成右派分子或是资产阶级分子来斗时，我将全力甚至于生命维护他”，继则看形势不妙，除了声称自己要检讨外，并授意鲍诚光要他赶快检讨，承认错误，以便过关。
2)当陈芸感到所内“不过瘾”而要到北大去贴大字报，反对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时，刘就极力加以支持，并说陈的大字报内容还嫌空洞。
3)整风期间曾在刘镇远面前进行煽动，说北大团委会书记胡启文同志，他们班支部书记刘耀阳同志(党员)在肃反中对人(被斗对象)态度粗暴；又说他之所以没有能入团是由于对梁炎武的态度所引起的。以期取得刘镇远的同情和他一道在所内“兴风作浪”。
4)刘治平的积极支持者之一吴哲，除极力支持刘在第一次鸣放会的发言外，并向刘提出两点意见：1)多说事实，最好把赫鲁晓夫的报告主要的都说出来；2)一定要有根据，每句都要有引出的地位。
二、攻击苏联、攻击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1)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刘治平大骂“斯大林是暴君”，“不同意‘再论’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同意‘再论’对个人崇拜根源的分析，要求“对斯大林重新作出评价”，说“斯大林用血腥手段迫害正直的共产党人”。“这种排除异己的恐怖行为，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
(2)诬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独裁专政制度”。他说：“任何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不应当只是个人品质造成的，应该说产生这样一个斯大林是由于当时在斗争尖锐的客观情况下所逐渐形成的独裁专政制度”，“要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有彻底消灭这种制度，这种与社会主义优越的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政治制度”。
(3)对人民民主制度进行恶毒的攻击，他指出“要肃清官僚主义不能单从思想上着手，不能认为进行一次反主观主义的教育就够了，必须把产生官僚主义的官僚制度一齐消灭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起来，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
(4)把党与人民对立起来，他把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一党专政”，诬蔑党报为“党的布告牌”，说“报纸应该是人民的讲坛而不能全是党的布告牌”。
(5)“三害与我们的社会有关”，“有关就在于我们社会的缺点”。
(6)我们人民民主国家“不能广开言路，广开批评、监督”。
(7)我们现在“选人民代表不是选代表而是选举模范”。
三、诬蔑党、丑化积极分子，攻击新社会
(1)歪曲党的性质党的成分说：“党内有大量小资产阶级出现，工人阶级思想不巩固”。
(2)诬蔑党员干部说：“干部目无王法”，“党的领导和党团干部不学无术”，“老干部大都是农民出身，农民意识很浓，目前都在以汗马功劳自居；新党员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而且是在大势所趋，水涨船高时入党的，鱼沙齐下，因而党性不纯”。
(3)“我所以提党员干部党性不纯，就是说党员是自私自利或者是禄禄无能之辈或者是个人目的的人，老干部居功，农民思想即是自私自利，革命是为了自己。”“我在大会上说了正直的共产党员，正直的人们跟群众在一起吧……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号召党员内部“起义”，我希望每个党员都象龙英华(北大叛党分子，已被开除出党)所谓的“正义”。“勇敢”。
(4)攻击歪曲党的干部政策，说：“党的‘德’的标准是对领导拥护的程度”，“党对党员的阶级教育太多了”，“于是党员都是唯唯诺诺，盲从……”。
(5)诬蔑积极分子，说：我觉得经过长期的教条主义的浸蚀，社会上三种人多了起来了：
(1)喜欢歌功颂德的人，他们从来不承认错误，永远是党各种作法的辩护者，有时看到党的缺点也不提而是花言巧语的骗取领导信任。
(2)对于一些问题有自己的意见是不愿提，不敢提，怕提了挨整，以后自己吃亏，因此就不能发挥其积极性。
(3)自己不愿意动脑筋的人，事务评论者，官僚主义者。
(4)痛恨我们的人事制度，甚至对素不相识的人事干部也加以谩骂。
说：“学校里讲了话一直转来转去。”
(5)认为“现在是死气沉沉的，青年没有生气，积极分子的一致响应号召我表示十分怀疑，在我看来是盲目或是拍马屁。”
(6)诬蔑新社会，说新社会“死气沉沉”，宣传林希翎的言论，说：“现在的‘生活是公式化’的这句话说得好”。新社会“要他们说一样的话。”“生活，政治学习几乎一切都规定好，敢独立思考，敢大胆争论的风气少”，“教育青年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如果越轨，压力很大”。
(7)“我们要建设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作的是积极的建设者而不愿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机械”。
四、造谣诬蔑，企图否定成绩，否定阶级
反对肃反，反对专政的必要性。
(1)用造谣手段企图说肃反是100%错误的，来否定肃反成绩，如造谣说北大“我们班上及系里是100%斗错了”，“北大是95%以上斗错了”，“航空学院也是100%斗错了”。“其他你们自己总知道，你们想想看是可想而知的了”。
(2)诬蔑肃反理论，说“肃反是根据斯大林社会主义日益发展阶级斗争就日益尖锐化的错误理论进行的，过高估计了敌人力量，过分夸大了阶级斗争尖锐化”。
(3)诬蔑阶级斗争理论，说“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在学生里搞肃反是人为的，把阶级斗争硬搬到青年中去，而青年本来就不是属于那个阶级的，我坚决反对这种人为的阶级斗争”。
(4)恶毒造谣说肃反是“红笔一勾拉出就斗”。
(5)“林希翎说得有理，胡风不是反革命”。
(6)“我思想上总觉得周围很多事与我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特别是肃反，人事汇报，立场，斗争……我听见就反感”。
(7)“张元熏、沈泽宜‘致党委会的公开信’，把肃反认为是造成人与人互不信任，互相怀疑的根源，我看了十分感动……能把人们心情表达那样深刻”。
(8)“对肃反问题我就是采纳自北大的意见……因为我也是根本的反对肃反斗争”。
(9)诋毁积极分子说：“很多人在肃反里是虚伪的，有的太无脑筋，只会喊口号，很多申请入团的积极分子，都想在肃反里捞一把，这些人可耻！”
五、煽动、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1)人民代表本人要“准备替当地人民反映些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应拿出自己的纲领计划及行动计划”，“人民代表应具有：(1)调解问题的能力，忠于人民；(2)敢于提出问题反映问题，指责官僚主义等等的勇气；(3)有一定远见，具有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2)“我极力反对积极分子，只有龙、张、沈、蔡等人才是“真正的积极分子”，我觉得他们可以担任人民代表。
(3)刘治平除了照抄林希翎“一切由于制度”的公式外，同时也照抄龙英华的公式：“社会主义民主是医治”“三害”的良药”，提出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据是由于“不够民主”，提出要“扩大民主”：
1)让人民知道更多的事情……
2)和人民商量更多的事情……
3)给人民以作更多的事情……
4)给人民以更多的说话机会……
(4)“我们要求党给予新闻以更多的自由”，“党有更多的必要(此资本主义)给人民以充分的舆论、出版、集会自由”。
(5)“我是同意北大的行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道歉而是要求尊重人权，健全法制。”
(6)“我要把我的看法大大地发挥，……要从“教条主义”的手中夺下“立场”的大棒，要造成我所需要的“生气勃勃”。
(7)“自然，我也知道人事汇报，档案是取消不了的，不过能松一下也好”，“我与蔡一坤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较实际，只想大家轰一轰造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就必得全国各地都有才行，否则单是北大是不够的”。
(8)“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就要党放下‘阶级立场’的武器，要党取消斗争，要给那些‘一肚子有酸甜苦辣的人’以绝对的呼喊与说话的自由，而且要采取这些人意见的民主”。
(9)刘一方面骂共产党制度阶级斗争，但另一方面宣传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沈迪克和钱如平的“阶级论”，把共产党员骂为特殊材料等级，骂积极分子为应声虫，吹捧等级，……他誓言要消灭“人剥削人制度”要争取“自由民主”。他要消灭的是什么，要争取的是什么？其底尽在于此。
刘治平在科学院中、初级研究人员座谈会上的发言
(根据记录整理) 1957.5.6
整风是要根本解决领导与被领导间矛盾。要搞大民主。官僚主义除个人的一些立场，在和平环境中滋长官僚主义外，还有社会上的可能性，如民主制度是不够巩固的，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更没有享受过民主权利，解放后在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基本上得到根本的民主，但由于阶级斗争，很多地方民主权利不够，很多干部损害了民主，在全国范围阶级斗争基本胜利的时候，全国应该扩大民主，只有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才不能逞凶。我是同意赞成北大的行动的，高等学校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道歉，而是要求尊重人权，健全法制，可是社会对这个支持不够，现在放的是高级知识分子部分，中初级放得不多，报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北大从不报导，北大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当然这中间有缺点，但社会上为什么不支持，我们副所长也加以讽刺。我们支持北大要求扩大民主的行动，最好的是群众的政治热情真正关心国家大事，过去对青年教育只是重复人家说过的话，如果越轨就造成很大压力，学校里讲了放在一直小袋转来转去。有人说比波、匈事件还坏，到底是比波、匈事件还坏呢？还是好。
院里首先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表现在分配工作上，科学院在接收毕业生的考虑家庭成份党员等，科学院应吸收最好的学生。
团委会传达毛主席报告不让非团员去听，家里一同志去听了要作检讨，为什么要神秘化，团委会要深刻检讨。
× × ×
肃反是普遍的社会问题。
(1)当时对情况是否估计正确？(2)是否按斯大林的理论(社会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发展。)指导运动？
(3)党员表现的偏差应加以分析，思想根源是什么？
肃反是必要的，但没有搞好，肃反中强调了专政没有强调民主。肃反养成一种只歌功颂德的风气，产生三种人。(下略)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支书同志，支委同志，刘耀阳先生，请看，北大高举起五四的旗帜。墙上贴着“如果我们不爱祖国与党，我们怎么会将诗句贴在墙上”，可是，我们的支书却看也不看地轻蔑地说一句“这是多么荒谬的”，不，我看说错了，你应当说“这里都是荒谬的”岂有此理，闹大民主，但是请看北大的党委书记说“欢迎你们大胆的提”，北大的群众在欢呼，青年的心在沸腾，我举起双手高呼“好”。
可是，我们的支书同志，却说：“北大天才多，提出来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就应该说，“北大无组织无纪律的人太多”那么，支书同志，请你放下宗派主义的眼镜，看北大是“天才”还是“群众”，我奇怪的是江同志怎么会对“天才”如此兴趣？请你再看看吧！北大谁的心在跳耀，青年的群众还是“天才”。自然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您一向的领导作风，我清楚的记得你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话就是胡风的言论”你一手拉着吴的耳朵，一手拍桌子大骂，你反共、反苏，法西斯，完了，却只是轻易地说“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要从党的立场上看，主要是优点”即使是错误也是组织不理解，应当原谅组织，你再提，就是“不信任组织”。
但是，我说“不”，一百个“不”错误的不是组织，而是你自己刘××同志，正是通过你的手，把党的政策执行得不正确，正是由于你认为群众是落后，是立场有问题，不是你卷起脚手，提着大棒阻塞了群众与党的联系，是时候了，×××，是你检查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时候了，不要以为你离开了北大，你就可以用不着检查过去，也用不着道歉不”，这决不是党员应有的态度。你可知道，当别人受你凶凶的一棒时年轻的心是将要引起多少波澜，而你完了却依然提着大棒轻轻地说一声“当棒子舞起来时，擦一下总不可急，你们应当看优点，而不要的看缺点”。我想，如果你是个真正的党员，你就该认真的检查自己“你为党做错事没有”？？
末了，建议，我们室的青年同志们，你们多是来自北大，应当回去看看那儿热情的火焰在燃烧，我建议在这个星期六，让我们走出，坐在办公室是谈文件的方法，而去看看，北大的实际，然后讨论讨论，是好还是坏，是天才灵感，还是群众的激动，如果是好，让我们欢迎她吧，我们学习她吧！
刘治平在四室第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当时记录整理)
我不同意一批批的整，而是不要分开，我们青年最重要的是自己切身的问题，例如北大，学生讨论的不是按行政间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团员间的问题。因此，把步骤限得过死会影响整风，我觉得反“三害”应从下而上好反“三害”应从群众着手，要群众性的监督，“三害”才能断根。例如，大棒主义过去为什么会产生？因为民主不够，因此要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保证以后除去“三害”。如果不明确用民主去领导群众，以后还会犯“三害”。群众也要示会民主，而不是右于对一二件事的分析。要像北大，讨论国家大事，使青年学生有生气，有兴趣讨论，以后才有改进。
这方面也反映科学院宗派主义严重，是不是我们不关心政治呢？这样的作法是与党团教育青年的原则相违背的，应面向群众检查。青年有很大的积极性，而你们往往损坏他的自尊心。团总支也要检查。
我对院提一个意见，不知道是不是宗派主义。有关我考研究生的问题。是由于我的成份，我不是党团员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回音。有必要向院干部培养局提出。
对青年的估计都保守。很多汇报制度，不是帮助青年，而是从怀疑青年出发。向领导汇报总是汇报缺点。在大学生自己亲身体会便是这样，自己被人说立场不稳，但我自己觉得很热爱社会主义，自己好发表意见，好对问题怀疑。这本来没有坏处，而实际上的后果，都得到立场不稳的问题。提出问题往往不是从正面提出来，而是背后提出，首先抱着认为我们改不了的态度。收集问题，是不是从团结出发，我很怀疑。应相信青年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是引导他们，而不是背后评头品足，例如水管问题。背后说我们闹大民主，而当面不说。这样对我们毫无帮助的，只有加深我们的距离。
民主问题，要相信群众，放了不会乱了。例如北大，过去很多不敢说的话现在说了。过去的不民主很不好。有些人，明知不对，还是歌功颂德。有些人更是无知，这一些都是由于不发扬民主，使社会风气沉沉。北大今天有很多意见是很正确的。如法律系要求制定法制的问题。大胆提出：我们法制不够健全。要是过去，定会说大逆不道。因为今天放开手，大家才敢想敢说。才能想出积极的意见来。
我觉得北大讨论会很好。我觉得可以讨论：团总支如何对待青年的问题。我感觉到现在的座谈会不过瘾。北大讨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可以讨论：
(1)肃反有没有错？错在何处？为什么错？
(2)党团员干部，在运动中犯了一些什么错误？我们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党员？
我觉得经过长期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侵蚀，社会上三种人多起来了：
(1)喜欢歌功颂德的人，他们从来就不承认党会犯错误，永远是党各种作法的辩护者。有时看到党的缺点，也不提，而且花言巧语，骗取领导信任。
(2)对于一些问题，有些自己的意见，可是不愿提，不敢提，怕提了挨整，以后自己吃亏，因此就不能发挥其积极性。
(3)自己不愿意动脑筋的人，事事等领导布置，惟命是从。久而久之就成不用脑筋的人，事务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
当然不是，就认为我自己就不是三种人中之一种。(当时有人不同意刘治平的提法：提出我们都是党所培养的，难道就是这样三种人？)
所里制度很死，外人不敢窥视物理所，会客制度是星期二、五几点——几点，这样限制太大，不能相互来往，一律将人推之于门外，行政与学术如象分开似的。
刘治平在四室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当时记录整理)
有些干部目无王法，法律似乎是专为别人订的，而他可以不顾。身为一个干部不懂国家法律，根本不配作干部，我要求健全国家法制。对违反法制的应有舆论上、社会上、法律上的制裁。
对成份不好的人，现在社会上不是帮助多，而是压力多。
我觉得现在流动的风气是什么，都是订的太死：生活、政治、学习几乎一切都规定好。因此，独立思考能力，敢于大胆争论风气很少。有这种人都是个别的，而且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有很多人作事都是四平八稳，这样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气，丧失了青年的优秀品质，敏感和大胆。我觉得从小让他这也不想，那也不想，大了当然就更不想。我觉得这对于青年培养上是不好的。团章上规定是很好的。实际上，据我接触，都是四平八稳的空气。
那时例如选课，就要动脑筋，现在是一切安排好，到时候背书就行，林希翎说：“有人责备文教家太死板，学出来太一般化，但现在生活就是一般化，怎样要求作家学出多样性格”。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有的，我们班上有一些人很不错，但没有很大志气和抱负，我认为和别人如何对待他有关。我觉得这里由于对青年苛求得利害，要求他们大家说一样的话。例如肃反时不在会上大骂几声，就认为不好。有些人也不是一贯反动思想，而仅是有些人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我当时就不赞成用斗争大会。我这个人性格是要我认为对，才是对的。可是我就很奇怪，有些人明明知道事情不怎样，但却偏偏这样说。因此我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很伤心，我感到很多人很虚伪。人为的阶级斗争，人为的将阶级成份搬到班上来，我坚决反对在班上使用。
肃反中一些人表现出不动脑筋；再有一些人那就是“虚伪”跟着一起喊口号；有些人只知听上级意见。我想如果肃反真正能够依靠群众，就不会出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要硬凑百分之几，到上级汇报得轰轰烈烈，我觉得非常奇怪，实际上班上就没有这种阶级成分。
我在高中时，也曾经被斗过，罪名也是反苏反共。我们班上选了一些积极分子，我曾经嘲笑他，反正就说破坏这个，破坏那个。
我自信我是一个正直而爱国的人。
因此，我是坚决反对这种人的阶级斗争，青年本来就不属于那一个阶级，我对于这种人为的阶级斗争就感到非常不满意。
现在有些人不动脑筋，只知维护上级的意旨，根本不会用马克思主义来思维，根本不敢问，现在是否一切都合理。我觉得学校里许多眼光短浅，无能的一些党员只知牵强附会，兴起人为的阶级斗争。
有人说我反对肃反，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应该真正地发动群众，不是形式上喊一些口号。我觉得大家只顾喊口号，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有一些人不动脑筋，另一些很可耻，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一番。
我觉得正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现在象“德”就是拥护领导的程度，我觉得这不是的，真正的“德”应该是为了把事情作得更好，不是为了领导的威信。我觉得正直的条件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自己觉得我思想上是很落后，但我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即使肃反要斗到我头上。
我觉得所内保密制度很怪，办公室没有钥匙，要一把，答案是钥匙发的太多，为了保密制度，从此不发钥匙，这真是天大荒唐！
献给您——党 刘治平
献给您——党，
我给您的不是一面锦旗，
也不是一首赞美的诗篇，
而是一团火热的心，
为了我们年青的社会主义，
为了我们祖国可爱的人民，
我，割下我赤热的心。
献给您——党，
也许这里面有片面、有粗暴，
但是由于我这颗心，
青年而又狂热，这是由于我对您的爱，
激烈而又深刻。
献给您——党，
你会理解青年儿子的心，
我相信我会原谅我的片面与粗暴，
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
还有赤红的鲜血。
6.11
刘治平在本所四室第一次鸣放会上的发言
(经本人修改后发表)
一、略论个人崇拜问题
(1)个人崇拜有社会、历史根源吗？
我们认为任何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不应当只是个人品质造成的，而必须有它的社会根源，也就说必须与社会、历史有关。但是请注意我们说有关，并不是必然的产物，因为是必然的产物的话那就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必然的，这种说法是机械唯物论有关，是意味着社会提供了发生这种事件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我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性，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是提供这些可能性的，然而不是必然的历史上是有必然的历史趋势，例如共产主义一定在全世界胜利这就是必然性，我认为个人崇拜对于封建社会，法西斯统治的社会是一种必然性。然而个人崇拜发生在苏联这决不是说社会主义产生个人崇拜，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苏联存在有产生个人崇拜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可能性，个人的品质问题不应当产生有社会性、历史性的后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将可能性转为现实性。例如说我们物理所有可能成为科学家，但不等于必然成为科学家，个人的作用就是将这些可能性成为现实性，这就是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了解。因此根据这样我认为必需探讨这种可能性是什么？
(2)产生个人崇拜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是不够民主，因此不能广开言论，广开批评、监督。
由于这样就使得人们思想独立性积极性减少盲从于上级的指示，则个人崇拜就可能产生。同时由于不够民主不能广开的批评监督，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就更得到发展的可能性，而官僚主义与教条主义泛滥，这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个人专横得以施行的基础。
(3)苏联为什么不够民主？
1)俄国一向缺乏民主传说，(可见陶里亚蒂在批判斯大林文集第一集的发言)因而人民对民主要求不强烈；
2)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外有帝国主义干涉，国内有反革命分子残酷反抗，因而在建国初期为了战争，为了社会主义，为了有效地扑灭反革命，必需适当地对人民民主予以限制，但是苏联苏共中央在阶级力量改变时没有及时注意到扩大民主问题，由于俄国一向缺乏民主传统，因而人民对民主问题要求不强，而苏共中央没有自上而下提出这个问题，因而“扩大民主”这个问题就忽略，因而个人崇拜提出了可能性；
(4)中国有可能产生个人崇拜吗？
1)从理论上看完全有可能，因为前面两个不能被忽略，扩大民主问题的条件在中国完全存在；
2)从实际上看中国在局部、地区在某些问题上已经存在，例如东北的高岗实质上已经在东北利用了这种可能性使他成为现实性，东北称为“高主席”。高岗在东北的专横独断等……。而某些人中间个人崇拜因素也是很严重，例如我们在读政治课时读到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时代里殖民地人民要自由独立只有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获得，只有走社会主义才能胜利，但我们问印度难道不是已得到独立吗？于是政治先生就毫不犹豫地根据毛主席说过的理论，印度是不独立的国家，这就是盲目地把经典理论，信奉之为教条(注：去年范长江在东北作报告时谈到毛主席的这个理论应当修改)。在实际上我们有许多同志将上级奉之为神，这就是个人崇拜的一种现象。
3)中国有没有形成个人崇拜呢？没有，也就是说中国存在这个人崇拜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形成，为什么没有形成呢？这就是毛主席个人的谦逊，毛主席处处禁止个人崇拜的一切活动(如作寿、命名工厂等等)，而且目前党中央正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整风运动，广开言论，批评监督，这就是扩大民主的具体措施。
二、略论“三害”问题
(1)“三害”有社会根源吗？
这一点我已在上面问题的讨论中阐述了，我认为一切历史事件都有他的社会可能性，但再次声明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有产生三害的可能性，但又有除掉三害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恰恰相反由于我们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旧的残余使我们社会主义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我们社会中的这种弱点正是三害的可能性的根源，我说三害与我们社会“有关”，“有关”在那里呢？有关就在关系于我们社会的缺点上。要除掉三害就必要除掉旧社会所留给我们的缺点。我不知道的就是韩同志一听说有关什么社会想到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产物，例如我们说你有病与你身体缺乏某些营养有关，有病自然与身体有关，但是不是等于说你必定生病，这种病是与你身体不可分的。
(2)三害的根源
1)三害的直接根源，三害是什么呢？这是党性不纯，表现在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是教条主义，表现在工作上是官僚主义，表现在组织上是宗教主义，因此三害的直接根源就是党性不纯，党性为什么不纯呢？
1、从理论上看，中国是广大小资产阶级国家，工人阶级在人数上占少数，历史也比较短，因而在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现，工人阶级思想不够巩固，同时马列主义水平也不够高，中国党中央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但是广大的党员马列主义水平不够高(这点与文化落后有直接的关系)。
2、从党员个人上面来看，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居功自傲，这就是农民思想意识，农民认为打了天下有功应当享受，这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作崇。而新党员有很多人对革命意识不够坚定的，有大势所趋之势。这样就降低党的觉悟水平，新党员的大量发展，也就更使得马更主义水平、无产阶级觉悟性会降低，因而必须要整风，以巩固党的战斗力。
3、党组织在发展教育党员上存在些问题，吸收党员我认为对“德”的评价应当加以考虑，应当用什么来衡量一个党员无产阶级觉悟高低，是否只在交给他的一些任务上来考察就够了呢？党在教育党员时有些片面，把我们顺利的一面，优点的一面说得多了，困难的方面，缺点的方面说得少了，因而党员在工作中发挥积极性，克服困难，缺点就作得不够，而依赖于上级多，主动少。
2)三害的社会根源
这里提到社会可能性，什么是这种可能性呢？不够民主，所以不够民主，由于：
1、民主系统问题，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还没有过民主生活的习惯，这是因为几千年封建压迫的结果，即使给我们很多权利，在农民中也还不习惯于使用，例如据报纸报导有这样一回事，一个农民因为在渡时坐下来吸烟，他的扁担碰了一下坐在他旁边的县长同志，而我们这位县长先生在甚怒之下就立即将他逮捕，强加之以“破坏纪律”，“反对领导”等等罪名要求法院法办。但是这位农民自己辩护也不敢辩护，这说明我国农民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的结果，他们还不习惯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个农民就是不敢挺身而出指责县长是官僚主义是违法乱纪。正因为这样，粗暴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可以通行。
2、党的领导民主生活问题。我觉得党在过去一段时期对这个问题注意得不够(自然，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即在怎样的条件下扩大民主才是可能的)，我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很多的党员对这个问题有偏见，一听见“民主”就想到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知尚有人民民主也。党内过份强调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自然是对的，然而除了强调这点外，我认为要强调民主是必要手段，正如五年计划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是经济建设的必要的手段与方式。民主、教育，这就是党领导全国人民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方法。因此我要求党有必要教育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学会怎样民主领导群众广开言路，广泛的群众性的批评、讨论、监督，这就是民主的领导群众。
正因为党内有党性不纯的歪风，而群众还不习惯于民主生活，因为有了客观的可能性，又有了这些党员本身的缺点，因此就造成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得以在工作岗位上出现，而反过来当这种官僚主义出现后群众的民主就更削弱，很多人有话不敢讲，因为这样，官僚主义者又更得以逞凶，这就是辩证的看法。
(3)如何除“三害”，如何再进一步扩大民主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要除三害就得：
1)整顿党员思想作风，使我们认为党性更强，无产阶级觉悟更高的党员。
2)要开展民主，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整风，在整风时期要更广开言路，倾听批评，同时更重要的是使得群众养成民主的风气，使得党员学会民主的领导。
3)怎样扩大民主
1、加强与改进人民代表的作用：
人民代表是我国人民行使民主的基本形式，我很同意北大一位同学的意见，他认为现在选代表不是选代表而是选“模范”，每个单位介绍候选人时总是工作积极、思想进步、，联系群众等等，而代表本人不能准备当地人民反映些什么问题，他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他也就是说代表没有自己的纲领计划及事实计划等等。自然，个人品质优秀这是最起码条件，然而人民代表必竟不要是模范人物，他除了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的为工作外还应具有：a)有洞察问题能力，忠于人民；b)敢于提出问题反映问题，指责官僚主义等等的勇气；c)有一定远见具有解决问题的活动。但是现在选代表的确使人摸不清代表有没有这种能力，应当开展代表的竞选活动。代表候选人应公布自己的行动计划，同时当了代表后应定期向选民汇报他的工作情况检查他的计划。
2、扩大民主作风，即要广开言论、批评、监督，怎样才使人民广开路呢？怎样才能养成普通的民主风气呢？
a)让人民知道更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必要改造某些宣传作风，应当把困难缺点告诉人民，把好的一面告诉人民，把坏的一面也告诉人民，党领导人民来判别是非，来克服困难。而过去只是报喜不报优，例如有这么一回事，据说领导上为了到玉门等西北地方去，如是说那里工资条件多高，生活多好等等，但是工人从上海一到西北发现很多地方大大不同有很多困难，工人情绪大为降落，有的甚至于罢工，这就是报喜不报优的宣传使产生不好的效果。
b)和人民商量更多的事情，例如在大学里的院系调整，应当和老教授多商量。
c)给人民作更多的事情，例如在大学里很多的事情，可以交给有经验的老教授们，作党团的很多工作可以吸收更广大的青年来作。
d)给人民以更多的说话机会。
领导人民开展争鸣，当人民知道更多事情后就更能思考，要引导人民思考，发表意见，因而争鸣。党在领导争鸣的过程中，应当具有宽怀大量的精神。
e)健全法制，使得坏分子和有个人企图的野心家不能利用在法制未健全时乘机违法乱纪。
这就是我提出扩大民主的内容，让人民知道更多的事，和人民商量更多的事，给人民作更多的事，给人民更多的说话批评的机会，这就是扩大民主，我所提的是人民民主呢，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大家研究研究。
三、对肃反问题的意见
(我只对北大肃反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全国肃反问题我很难提什么意见，因为学校的阶级斗争与社会上究竟是很不同)。
我觉得有人说肃反运动好得很，也有人说糟的很，这都是片面和过于笼统，我的意见是肃反是必要的，然而存在很大的缺点(以上是北大观察的结果)，其所以说是必要(一)在当时由于全国建设各方面的胜利，许多人有麻痹的思想，并且事实上有些地方已被反革命分子钻空子，因而党在当时敲起警钟是完全有必要的；(二)总的说来在建国以后阶级斗争是趋向和缓，然而在1955年当时由于处在整个社会大变迁的前夕(即资本主义改造、农业改造)因而阶级斗争有所激烈，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没有肃反就不能想像资本家能很快的接受改造。但是肃反是有很大缺点与若干错误的：(1)理论上的错误，即根据斯大林社会主义日益发展阶级斗争就日益尖锐的错误理论(关于这点在北大张教授市长作肃反的 动员报告时花了两三个小时论证这个日益尖锐化的理论)，因而从这种错误的理论出发就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分地夸大阶级斗争尖锐化，事实上可以从北大斗争的结果有很大一部分是错误的。说明这个问题在我们班上及系里是100%的斗错的。在航空学院也有100%的斗错，(整个北大有百分之几斗对，现在未公布)，这种错误另个根源是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学校与社会有所区别，事实上无论怎样学校是比社会单纯。
(2)在肃反斗争中发挥民主不够，例如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志当时因为他平时说错两句话而大家喊口号斗争，而在斗争前我与另一位(现在应用所)理解他的同学反映了自己的意见所不该斗争的理由，但当时被扣上了立场不稳的帽子，不过我相信如果在斗争前能更民主地讨论讨论。斗错的人就可以少得多。要听正面意见，也要听反面意见，只要这种意见是来自人民内部，而当时我与应用所的那位同学也都是人民，但对我们意见根本不予以考虑，而后来所作的结论却与我当时的估计是几乎完全一样。
(3)肃反中若干党员所犯的错误，我认为在肃反中有若干党员具有这种错误。1)不够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人的话是否反动，而是一把抓着后对整个人加以完全否定，过份的猜疑，而缺少实事求是的分析精神；2)勿左勿右，这种同志是党性不纯，在斗争中宁肯把别人的一滴缺点而尽量的夸大，我所以是认为党性不纯的表现是这些同志他们觉得左了一些没关系，而右了就成为立场问题，这种出发点就成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实事上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同志可以说是“有讨好上级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
(4)在肃反的方式问题。我认为肃反的方式应当是群众性的检举，严密的调查，在有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后再拿来斗争，我尤其不赞成对于一些平时说了一些牢骚话的同学不加以仔细的考虑就拿来开大会。喊口号的斗争，我认为这样做是把人民内外矛盾不分，这种没有充分根据的，只因为他说了一两句错话的斗争会，我认为没有好处，斗争会当然是对敌人。自然在没有肯定他是敌我之前，就应当更加慎重的从事。
(5)要求各单位严肃地检查肃反工作，严肃地执行党中央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我认为怎样检查错误呢？(1)检查当时理论指导思想有没有错；(2)敌我力量估计得是否恰当；(3)如果有偏差，偏差的原因在那里；(4)党员在这里犯有些什么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是什么？
并且我建议每个党员，对党工作负责的同志应当反身自问在肃反中自己有没有犯了些什么偏差。(完)
韩同志根本曲解我的精神
我的发言稿由于没有空，至今未写出，不过却发现有人在随便断章取义，我只好对某些问题立即声明。
首先我要说明可能性与必然性不相同，必然性是社会与历史降然的后果，而可能性不是这个意义。例如我们说历史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倒退，例如第三次大战可能暴发等等，一个人从事一件事业必需要利用社会的可能性才能成功，也就是说个人的作用是使历史的可能性转为现实性，例如我们在物理所可能成为科学家，然而这只是客观可能性，要成为现实就要个人的努力，使这种可能性变为必然性。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必需要有他可能生长的条件，我们可能说在共产主义里面应当没有这种可能性，人民日报社论里指出领导在与被领导者的工作方式、地位不相同，有可能产生矛盾与官僚主义，这只是可能性的一方面，而我认为还有重要的一方面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民主开展得不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得到了发展的可能性。党员个人党性不纯，主观主义，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等等，就可以用这种可能性，把他认为现实性，因此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官僚主义，而正是社会主义不够健全产生了官僚主义，没有必要认为我们现存的一切就是最理想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何必向党提缺点呢？而韩同志一听到社会根源两个字似乎吓坏了，以为有人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我想这点大没必要，我请韩同志再仔细回忆一下我的发言，不要断章取义，我否认社会主义产生官僚主义，我的结论是，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允许有官僚主义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年青的，从斗争中刚产生的，它还带有战争的创伤——这就是还不够扩大民主，法制不够健全。正因为这样产生官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社会主义更完美，如果我认为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必然产物的话，那么我还反对官僚主义干吗？因此希望韩江同志不要断章取义，一听见社会根源就认为是社会制度的产物。
我肯定说没有社会根源的历史事件是不会有的，也就是没有社会可能性时个人不论怎么样努力不能成为现实性，如果我们设想一个完全民主化，一个官僚主义跑进来指手画脚作威作福一顿，群众一定起来把他赶走。
我上次说的正是：
(1)我们人民还没有习惯于过民主生活，民主也扩大的不够。
(2)由于党员拖有长的小资产阶级尾巴，党性不纯，由于前一种可能性加上后一种原因就成为现实性，因此请韩江同志不要断章取义吧！如果你没听懂别人的话，最好别来批评。
奇怪！奇怪！
很奇怪吴勉哉同志竟然向你昨天赞成鲍诚光为什么今天又不赞成，我引用一句话：“只有笨伯才是不变的”。当我自己的思想未成熟时我符合某个人的意见，当我发现自己的意见与他不同时不再赞成，请问这又有何不可。我是在向党提意见，人们可以从我的意见中指出是反社会主义，或者否反社会主义，或者是不完全正确，但请问谁有权利来审问我你思想怎样转变的。如果一个人昨天反对社会主义，今天赞成社会主义，人们可以问你怎么转变的。这是人民对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有权利这样质问，但请问我昨天我是否反对社会主义，我的思想变化为什么要向你交待，你代表什么人来审问我呢？我认为我是在向党提意见我愿意虚心地接受别人指出我意见的错误之处，但是当一个人气势汹汹地跑过来袖子一卷，眼睛一蹬，大鸣一声“你说：你思想转变过程”，我认为可以不理，我有这种权利，我有权利昨天赞成那样事情，而今天不赞成。我可以向党交待思想转变过程，但请问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要我向你交代思想，我的意见与结论全部公布出来了，我是向党提意见，我没有必要接受你的审问，并且我认为这种审问是对我的侮辱，我要向你提出抗议。
我的声明
……的确，我不同意鲍同志的第二封信，我认为并不铲除什么产生三害，因为目前并没有什么制度产生三害，我认为应当产生与健全某些制度以保险除三害，我承认在第一封信我的态度是比较含糊，我赞成民主自由，赞成鲍诚光的精神，即在讨论问题时不要只追究人们思想意识根源，经过我考虑的结果我认为我的口号是要求广开言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鲍诚光的争取自由、民主是比较含糊的，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否与我相同，我再次声明我支持鲍诚光的第一封信，只是支持他认为不应当光从人们思想意识来探讨。我的探讨结果并不是要铲除某些制度，而是要求健全某些制度，如法制，如加强人民代表的作用。(这点以后另加声明)
我的答复
为了更便于讨论我接受我室很多同志的劝告对鲍诚光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首先我承认在除“三害”开始后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北大喊要自由、民主，我听了以后很赞成。在这种狂热的情绪支配下，对于是非问题有所忽略，在当时我认为一切向党提出意见的人都是爱党爱社会主义，否则为什么会向党提意见呢？因而我觉得必须支持整风，就是支持每个向党提意见的人，并且在四室里我首先向我们室的支书批评，不久鲍诚光同志给我们来信，他首先提出了一些社会政治问题，而且希望我支持，当时我接到了来信后，连看都没有看就先签了个名(这点吴哲赵保恒同志很清楚)。签完名后我再看一遍觉得有很多地方显然不能同意，而很多地方是不知是否正确，也有很多地方是同意的，显然不同意的地方，他对农业合作化和对苏联援助的怀疑(这两点已加注解)。而对于其他一些提法如基本上是一党专政等……。但因为我觉得对个别的话注解也没有必要(我当时犹疑了一下是否有必要把签名画掉，但是我一想鲍诚光是我多年同学，在我需要支持时而且为了开展广泛的讨论问题空气我不应当退却)。有很多地方是同意鲍诚光的看法，就是要自由、民主(关于自由民主请见我略论三害全文)，并且要求，不仅是从个人品质上说明斯大林问题，不只是从主观主义上说明三害根源。另外很多问题在当时我是不明确的，如他认为三害与个人崇拜和制度有关，是制度产生的，而早在去年南斯拉夫的铁托与卡德尔同志就有这种看法，陶里亚蒂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与某些制度有关，我没考虑过三害在中国是否与制度有关。除了鲍诚光的根源问题讨论外，我也参看了北大谭天荣等对根源问题的意见，觉得仔细想一想与中国情况并不符，因而我认为不应当只是无主见地今天这里附合，明天那里附合，我应当帮助党独立思考，在前个星期六，我已将我思考结果发表了，这种意见与鲍的意见分歧在于几点：
1)我仔细的考虑我们存在的一切制度，觉得并没什么东西是以产生官僚主义与三害，而恰恰相反是我们某些制度 作用加强得不够，某些制度不够健全，例如法制健全问题，例如人民代表制度的加强问题(关于这点请看我略论“三害”全文)。
2)我的结论因而不是要消灭某些制度，而要全民动员，帮助党建立与健全和加强某些制度，如法制，人民代表大会。
3)民主问题，我认为目前应当扩大民主，还是不应当题为争取民主(关于扩大民主的四个内容与方式可参看略论三害全文)，这问题与何祚麻同志作了多次争论而得出的结论，我的思考结论作出来以后，并没有宣布退出签名，这是由于我觉得人们应当能从我的结论中发现这两者的不同，很遗憾，有若干同志并没有仔细观看这点，为了不起更多的纠纷我只好宣布退出。在现在看来，我与鲍的共同之点就在于我们要求不只从主观上个人品质上来考虑三害问题，斯大林问题。除了这点相同之外，其他则不同，因而这种签名已没有很大的意义，因而退出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至于有人认为我是出尔反尔，或者是害怕，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不断定鲍诚光不反社会主义，而且我认为自己是根本没有反社会主义的，作为小资产阶级支配的思想是在若干问题上是可能对社会主义有偏离，但是我认为不应当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他敢相信鲍诚光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他的稿件有不明确的地方，也有是完全错误的地方，但是在今天如果有谁要气势汹汹地斗争他时我将用全力维护他。我认为鲍诚光同志是我们的好同志，他的话有错误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我声明如果有人把他随便当成右派分子或是资产阶级分子来斗时，我用全力甚至于生命来维护他。正如我在肃反时曾反对斗争班上的某一个同学(虽然他有很大缺点，但是却系我们自己人)，在轰轰烈烈的肃反斗争中我敢挺身而出为被斗错的同志说话，何况今天，我刘治平岂是贪生怕死，逃灾避难之徒吗？我相信真理，愿意接受一切善意的批评，如张连贵同志的批评我觉得非常同意，他认为我盲目的支持北大一切是错误的，这点我愿意作深刻的检查。真理是愈辩愈明，我大胆的追求真理，并且准备承担起由于在追求真理过程上产生的一切错误与可能的后果，我同情因为追求真理而发生错误的同志，并且准备保护来自对他的一切错误的攻击。鲍诚光就是这样的同志。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