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王捷三在光明日报邀请西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西安师范学院 王捷三
1957.05.04


(王捷三:西安师范学院教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5月4日在西安邀请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发言记录。]


人民内部矛盾发生的根源,毛主席指示的很明确。怎样处理呢?我想似乎非认真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不可。我认为,民主集中制在各个机构中还没有制度化和具体化,大家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也不够,似乎是群众要求民主,领导则爱集中,因此,应该没有矛盾的事情有了矛盾,小矛盾变成了大矛盾。最近,党的整风运动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个办法太伟大了。解决矛盾莫善于此。我希望定为制度,不分党与非党成员,普遍实行。

目前,较突出的矛盾的表现是官僚主义,在文教机关则是教条主义。

官僚主义者的思想方法不对头,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它将矛盾绝对化了。我觉得这几年有些领导干部,动辄把自己的威信同共产党的威信等同起来,这样就不能虚心。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还由于偏听偏信。偏听偏信那些接近自己或恭维自己的人,因而发生偏差,造成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矛盾。

在我们机关中,民主生活是有的,但我觉得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学术研究机构中也是如此。拿我参加的教研组就是这样。有些民主党派召开的会议也是这样。在学校中,领导与群众有些隔阂。我觉得历史上有“学东”尊重“西席”的好习惯,应该吸取,然而今天校院长访问教员的事很少见了,

我奇怪的是,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原应将官僚主义看成是大问题是莫大的耻辱;但是有些人看的很轻松,还爱戴官僚主义的帽子,在报告和谈话中,往往说自己有官僚主义。我觉得把这个严厉谴责的名词庸俗化了很不好,满不在乎,如何反对。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应先端正这个认识。

文教界在业务上提出过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不见得不好,教条“主义”就要不得。不克服教条主义就“放”、“鸣”不起来。有人担心大放大鸣会妨碍马列主义的领导地位,主张还是在马列主义范围中“放”“鸣”吧!我认为这些人忘记了马列主义之所以取得领导地位,正是由于争鸣的胜利。传播马列主义用不着左手执资本论,右手执宝剑,而且辩证法正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的。教条主义者把思想教育工作看成土木建筑,筑墙垒砖一样,按时计工,照图式办事,课堂授业,只是照本宣读,不许多说一点,也不许多发挥几句。不许说教本上或权威者没说过的话。你如果作个比喻,说个新见解,他们就大惊小怪,乱扣帽子。高等校院中的学术研究空气就这样被窒息了。

教条主义者有时还杜撰教条,强人遵守。这样就在科学研究上、教学上造出不少的清规戒律,也就难免枯燥无味、千篇一律了。

生搬硬套的作风,在各级学校中都有。譬如:口试制度使师生痛苦不堪;工作量制将脑力劳动当成车间生产。不管科目和工作性质,死板地照抄,结果如何,值得研究了。

在戏剧界,教条主义也很严重。就西安来讲,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剧种剧目都挖掘了很多,这是好的一面。但是,截至现在,在秦腔改革上,教条主义的流弊还很大。如“易俗社”是西安的一个大剧社,历史较久,辛亥时有不少爱国的老先生创作了三百多个剧目,当然其中有些是需要修改的,但教条主义者,却将三百多个剧目在解放后只留下三种。他们原先认为神话戏是迷信,后来听说高尔基说神话不算作迷信,于是又形成只演“张羽煮海”“劈山救母”之类的戏。他们固执地想拿新教条打倒旧传统,拿洋规矩否定民族形式,把许多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目都“一言以毙之”。现在虽有改善,但据说仍不让老艺人担任实际的导演工作。

我希望以上所提到的“窥豹一斑”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学习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后,有所改变。

再谈“互相监督”问题。西安的共产党领导上,几年来带动民主人士参加革命工作、改造自己思想,已取得显著成绩。民主党派之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共产党扶植的结果。今后应在这个基础上,多多展开同志式的批评。但从检查统战工作会议上看,提出批评的还很少。我认为,既是朋友就要“劝善规过”,但认真规劝惟有好朋友才能做到。目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人士的关系,应改善“敬而远之”的现状。我建议,在不妨碍工作的情况下,在不流于庸俗应酬的情况下做两件事:(1)个人往还;(2)社会活动。联系亲密了,情感就融洽了,批评监督也就容易了。本来,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应该是生动活泼,喜气洋溢的。这样一来,假使说有宗派主义的墙壁,便也不推自而倒了。(光明日报5月11日)


来源:《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编,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