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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上的典型与真人真事
山西 乐山
1957.05.05
在艺术上创造一个典型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要有很大的概括性，足以反映社会上某一类型的人物，我以为只有概括了类型，才可能成为典型，一般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如果也可以叫作典型的话，那只是一个活的模特儿的扩大而已（概括性要小得多）。但这番扩大，就已经不再等于真人真事了——不但不等于百分之百的真人真事，而且也不等于百分之一的真人真事，这就是说：艺术上的典型是一回事，而真人真事又是一回事（二者根本上是有区别的）。
因此，我们尽可以批评作者所塑造的人物是否歪曲了现实，但绝不能批评作者是否歪曲了现实中具体的个别的真人真事。如果把这种艺术典型与真人真事的界限加以误解和混淆，那就将发生一个最大的问题：即限制了艺术家坚持真理、大胆无畏、在艺术中创造典型借以警世的精神！这对艺术的发展首先没有好处，倒不是对真人真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处。
然而被艺术品所指出的毛病，却无论到了何时，总有被本身难免这种毛病的人们所敌视的情形。至少也招惹了他们多少不耐烦。“阿Q正传”写出的时候，鲁迅的反对者：张三以为骂了张三，李四以为骂了李四，好像鲁迅先生专门在跟他们捣乱，专门在给他们扣帽子似的。“不周山”发表后，竟有人以为女娲胯下那个小生物，仿佛就是骂他自己。这真是有瞎的护瞎，有秃的护秃了，也难怪这般正人君子们大惊小怪呵。事到如今，这种护瞎护秃的风气还未灭绝，有人也还喜欢给自己头上揽帽子戴，或者给自己的同行和同志们的头上揽帽子戴。他们不去分别艺术典型与真人真事的界线，有时往往以为艺术作品骂了人。
这表现在那里呢？容我分说一下：
今天竟有人企图在理论上否定讽刺文学。他们的理由是：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不能使用讽刺手法。据他们说，因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好像他们倒真个理解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似的。
但只要仔细地想想，就会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其实就是昨天还刚刚不承认有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的人；其实就是昨天还在地地道道主张“无冲突论”的人；其实就是昨天还不承认人民内部也有缺点和错误的人。今天他们是恍然大悟起来了，或者可以说宽宏大量起来了，既承认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也承认了人民内部有缺点和错误。问题只在：他们还不愿意叫人们把这种矛盾说得尖锐了，把这种缺点和错误说得大了。也就是说，必须说成是一种不要紧的矛盾和缺点才好。因此他们就不主张尖锐的批评与有力的讽刺，说是这样作就会刺伤同志，破坏团结，甚至使邪气压倒正气。他们这种担心，难道不是在思想根源上还死抱着“无缺点论”“无冲突论”的尾巴吗？
前面已经说过：艺术上的典型并不等于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因此在艺术上创造典型人物的时候，所提出的这种典型人物的性格品质，那是概括地反映某种社会性的东西，也就是抽象的东西，并不等于某个真人的某件真事。如果这个被创造的典型人物品质上有极大的缺点，甚至形成了罪恶，那么，对于它（这罪恶本身），艺术家的良心与党性就促使艺术家自己采取了“除恶务尽”的绝对态度来加以描写。在理论上，难道可以说，对待一种抽象的恶德不可以采取“除恶务尽”的不假宽容的绝对态度吗？当然这种绝对态度，就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然而在艺术创作中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但是常见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大胆的创作，才能创造出一种真实感人的典型来，而不是什么纸糊的不三不四的人物。即使作家有点嫉恶如仇的脾气这又有何碍！这倒也许正是一个作家之所以为作家的条件呢！在艺术上的治病救人，是唯有治了病才能救人的。对于恶的嫉视，就是对于善的热爱。难道在创造典型中采取了“除恶务尽”的态度，可以诬为不是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吗？何况艺术品中所针对的恶德，只是脱离了真人真事的抽象的概括的恶德呢？这有什么不可以进行尖锐的批评与有力的讽刺呢？
要说这种尖锐的批评和有力的讽刺有伤团结，那就是害怕和一种概括的抽象的错误和缺点伤了团结，这真是玄谈了。而且要求艺术家不来批评社会上一种概括的典型的错误和缺点，那就是要求艺术良心同这种错误和缺点和平共居，那就是要阉割艺术的天职，使艺术家停笔。
我们当然是要讲团结的。对于真人真事那是要讲团结的。对于真人真事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批评的时候，当然要考虑的。不但是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本身，而且是犯了这些错误和表现了这些缺点的人。因为在真人真事面前，真人和真事是活生生地连系在一起的二者分割不开的。批评的时候，“事情”说得厉害了点，就难免伤了“人”，这就决定不能采取那种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然而艺术作品中的“事情”却只是和艺术作品中的典型有所连系；这种概括性的“事情”是和现实中的真“人”藐无连系的。二者完全可以分开，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要求艺术作品正确地来反映社会上概括的现实则可，要求它真确地来反映个别的真人真事则毫无理由。这就是说，绝不能认为艺术作品中尖锐地塑造了一个否定的典型人物的性格，便是骂了某人某事有伤于团结了。“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做到新的团结”，那是对待现实的人事上的问题；不是对待艺术典型的问题。艺术典型，可以由作家选择，只要这种典型，具有极大的现实依据，则无论歌颂与讽刺，都有作者大胆创造的自由。
尖锐的讽刺，当然并不等于尖酸刻薄。尖酸刻薄，那是一般过时的无聊文人的手法。而讽刺作风，则是具有政治胸襟的艺术家所运用的泼辣的但又是光明正大的艺术手法。“阿Q正传”正是这种手法的一种。歌颂与讽刺，虽然在艺术作风上是相反的，但其忠诚服务于真理和人民则无二致。这难道可以驳倒的吗？
所以一棍打倒的办法，在真人真事面前绝对要不得，而在艺术创作上则不尽然。因此我说在报纸上的具体报道和批评中，不能采取一棍打倒的办法，这是肯定的；而在文艺创作上就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我们也来插嘴一下小品文危机的问题吧。有人大嚷大叫小品文的危机了，这真是从何说起，据我看，这些人大概也许就是过去的“无冲突论”者的孑遗。同时小品文的含义如何，也许有点关系。
一般小品文，只要写得短小精悍，刺了一种事态，说明了一项道理，就行了。这样小品文，在性质上当然是对敌的。然而也不尽然是对敌我之敌，有时也是对是非之敌的。即对敌我之敌，也非以理服人不可。它在是非面前，当然是对抗性的，但又不必是针对某人某事而发。现在报纸有一种小品文，则近乎是对人对事而发了，这自然又是一体。因此小品文就可分为二类，一则是概括地说理性的；二则是针对具体人事的。前者有什么危机可言呢？即使是后者，只要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写，这又有什么危机可言呢？何必杞人忧天说这种文体已经到了死亡的时候呢？只要小品文的内部生命不死，则它的外部形式也可以不死。
如果说今天人民内部还有矛盾，我们工作上也还有缺点，而且人生将永远难免缺点，人生也将永远踏着克服缺点的道路前进，则小品文将永远不死。
来源：《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太原：山西省文联，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