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章开沅等人的鸣放言论
华中师范学院 章开沅 曹方久 曹菊逸 张泽湘 高清仁
1957.05.05

(原编者按：本刊在5月5日晚七时，继续邀请几位教师座谈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上，大家揭露出我院的一些具体矛盾，并反映了群众当前思想上对大胆的“放”底种种顾虑。参加座谈的有(按发言先后为序)：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讲师甘宗容，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章开沅，政治教育系讲师曹方久，生物系讲师曹菊逸，化学系讲师张泽湘，数学系助教高清仁。现在将座谈记录发表如下。)

甘宗容(另文)

章开沅

我很同意北大教授杨人楩的说法。他说，领导与群众之间有一堵墙，是堵矮墙，还可以看得见；如果是高墙，就与封建皇帝无异。目前，墙里墙外的人都想推倒它，这堵墙就要垮台了。

内部矛盾是有历史根源的，墙是长期积压而成的，它从学校成立到院系调整的过程中形成，也正处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之中，阶级斗争在内部交错进行。由于领导认识上的偏差，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存在，和对具体情况不了解，在内部教育活动中，有对敌斗争的情绪，确使有些同志，特别是老年同志情绪上受到不应有的损伤。建校的前一阶段，某些领导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更厉害些，损伤就更大些，校内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群众生怕犯错误，受批判，党团员也谨小慎微。如在历史系，党团员到老教师家里谈话，生怕讲错了话，回来被批评说组织纪律性不强、没有原则等等。老教师也怕讲，想到过去谈过的一些话，思想改造中被当作批判的材料。有些老教师批评某些年青教师“世故”，其实是误解。他们不了解青年教师被组织纪律性、原则等等约束住了。目前，历史遗留下来的紧张情绪仍然存在，很多话在公开场合、在领导或党团员面前是不敢谈的。要“放”，首先要想法消除这种隔阂。

为什么会长期造成隔阂呢？主要原因在于院党委对在知识分子中怎样走群众路线认识不明确，又没有很大的勇气和决心来学会它，甚至带有很大偏见来对待它。在土改中，我们与农民群众的生活、思想能够打成一片；为了发动群众，我们能照顾农民的习惯，能原谅他们的缺点(如不卫生等)。而对于知识分子，就不能接受和照顾他们那些与政治方向无关的生活习惯和感情，不能从知识分子喜欢的无边无际的闲谈中去接近他们。只有作报告，个别谈话(谈工作或者谈历史问题)时见得到面，这种见面当然不是平等相处，和易近人的。于是，老年同志自然感到党的领导同志难以接近，党性逼人，只能谈政治原则，不能谈家常。历史系过去的领导同志，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严重。

宗派主义有没有呢？我感到，宗派情绪是存在的。界限划得很清楚(不一定是自觉的)。党员负责干部之间比较密切，与一般党团员就差些；党团员与群众便谈不开，感到拘束。党员是否可以接近？可以，但只限于老朋友。这些现象，在大家眼里，就是宗派主义情绪。另外，在贯彻政策，规定具体制度时(包括总务部门)，分别太多，做得过火。总务处还有特殊的作法，派工友给高级知识分子拖地板，其他同志大有意见。“受惠”的本人也有意见，因为只拖这一回，平常便不管。过去汽油不太缺乏的时候，有人不是公事也坐车，而不是那一级，有紧急公事也不能坐。在生活上差别搞得很大，有什么好处。

关于同劳动的问题，在学校应该强调领导同志参加教课。只有通过教学实践才能真正理解教师的甘苦。其他学校有些领导下了决心，很自然地与群众打成了一片。

我愿意与大家一起来推倒阻隔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墙。

曹方久

我们学院长久以来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有人提了意见，往往被认为是片面的，怀疑他从甚么动机出发，而对意见本身究竟有多大意义却考虑不多，以至下情不能上达。慢慢地，大家便少说和不说了。我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扭转这种风气，培养起听反面意见、自由讨论的风气。

从政治课的角度来说，直到现在为止，领导还未深入教学。按照中央指示：党委，至少是宣传部要把政治课抓起来。事实上党委对政治课并不重视，几年来党委书记没有与政治课教师见过面，没有听听政治课是怎样教的，天天喊克服教条主义，却不分析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教条主义，不帮助教师找出教条主义的原因，创造克服教条主义的条件。总是强调忙，但为甚末其他不少事可以抽出时间去管，而参加教学活动没有时间呢？有一次扩大院务会议动员精简节约，总务长作报告，两个副院长大可不参加，利用这个时间去听听课。

庐山会议以后，开会特别多，我们经常找不到党支书老乔同志，而开的会与教学关系不大，会议的决议精神出门又很少。现在中央号召各级领导深入基层，搞些具体工作，而我们的党支书却越来越脱离教学，原来搞两班辅导课，现在一班也不能搞了。

党团组织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对同志的错误采取“围剿”方式，使人感觉压力重，翻不过身来，“一失足成千古恨”。有一种汇报的风气。某同志有缺点或错误，当面不指出来，而是截头去尾的抽出一句话去汇报，辗转扩大，使这位同志背上一个罪名。有的是看见人要犯错误，不去帮助他，等他犯了错误，便去汇报。这都是由于领导欣赏这些，培养了这种风气。光听片面汇报，逼着人养成两重性格，不谈真心话，只拣鸡毛蒜皮说。

宗派主义情绪也有一些，如党代会召开后，没有向群众传达。刘副院长说来不及传达。群众责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与“八大”的报告第二天就看到了，我们力甚么讳莫如深？党员也是守口如瓶。这说明党不相信群众能执行党的政策。

曹菊逸

我着重谈谈教学方面的问题。教学计划和大纲内容偏多偏杂，在执行过程中又有偏差。我总感觉党支部。行政对教师很少帮助，牵制却很多，出题目叫做八股文章。譬如：要求“课堂解决问题”，“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动机都是好的，但片面强调就给教师带来很多苦恼。为甚末课堂不能解决问题呢？党、行政无人研究。过去说大纲是法律，规定得很死，教师没有回旋余地。时间少，内容多，课堂怎末能解决问题呢？“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也只是提出来，而不明确规定教师可以灵活运用大纲，如何做到少些好些呢？片面强调课时完整，只有“削足适履”。规定复习时间的比例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课程的难易不同，学生程度也不相同，怎能死死的规定呢？这都是领导不深入教学，不了解教师困难，要求太多，未给教师适当的灵活性所造成的。

检查教学质量时依靠教师也不够。教师命运决定于学生，而学生不了解教材，不了解大纲，怎末能十分正确的鉴定教学质量呢？

其次，我想谈谈工资改革问题。这次工资改革高级知识分子加得很多，与工农比感到不安。从我们学校看，则存在偏高偏低。我们是否太强调这个呢？大多数教师还不是专门计较物质待遇。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对教学有影响，形成了教师之间的沟和墙，是非之争很多。

政治待遇也有所不同。毛主席的讲话，系主任、教研组主任早就听到传达了，而其他教师最近才听到，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分。生活上的待遇也处处打上等级的标签。这样就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

张泽湘

我自己思想就有顾虑。平时对领导不是没有看法和想法。往往提了以后，意见得不到肯定的支持，总是留下来，到时候算总账。因此，我感到自己水平低，什么东西也掌握不住，也不敢谈了，怕被大帽子扣了，分不出青红皂白。

关于“放”的问题。矛盾是双方的。过去，有人说领导是矛，群众是盾；现在是倒过来。我倒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总是尖的，圆的，碰一碰，恐怕还有响声。过去的各种政治运动是敌对矛盾，牵涉的面比较广，现在就容易联想到过去的经验，有些不愉快。从前领导上群众路线走得少些，现在要大家“放”，仅管领导同志态度表示得很诚恳，不“收”不“整”，但过去的经验，容易使人担心扣帽子、抓小辫子、被断章取义，因而裹足不前。领导上应该慎重估计这些情况，不要看得太轻松，简单地认为“放”的问题不大，听到有人说：“这次不说，等到什么时候！”以为大家都没有顾虑了。有的同志说：“不管谈少谈多，党委最好及时表示态度。”现在有些同志的态度确实是这样：放一点，看你改多少，再放；领导上问题解决得多，大家就放得多。

很多教师苦于不会全面负责，老年教师多住在外面，学生很少到教师家里去，往往教师到同学宿舍个别辅导，同学们也少去理会，使教师很感蹩扭。党外团外的教师也无从与同学谈思想，其实，象服从分配等问题，老年教师恐怕还谈得亲切些，不象专职干部那么教条。思想材料停留在党团办公室，教师莫名其妙，仅偶而听到一点。开口闭口要教师全面负责，好象很信任，其实途径不通、也不知那些事可问，那些事不好问。无论如何，一般情况是应该让教师掌握的。

党的领导了解群众生活和思想动态的路线走得太窄，听接近的人汇报多些。老教师最怕“断章取义”。往往在大报告中，领导就取出来说，甚至还扩大化。被说的人听了暗暗着急：“糟糕，今天我的话又上了广播。”

教工食堂有个高干小饭厅，食油用得特别多，很多人不平，说剥削了大家的食油。有时剩下来的煨汤拿到大饭厅来卖，大家抢着买，买到手也觉得难为情。

一年级学生俄语程度高低不齐，有的曾学过三、四年，也硬要编在一班，从字母学起。我们提议分班，打破系的界限，这是旧大学的好办法，提上去，没有一点结果。同学们对教学法课有意见，嫌与教育学重复。化学系的教学法教师要求与教育学老师一起开会研究如何分工，向教务科提了，去年9月30日，当面又向院首长提了，至今未开会。

高清仁

群众感到党支部特别神秘。有些领导对群众就是看低一等。

从道理上讲，大胆地放，热烈地鸣，大家都知道。但真正动起来，还是有顾虑。过去把教师们的棱角磨光了，须要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地“放”。

数学系图书少。新书分配到资料室，图书馆规定每种只能有两本。太少，到图书馆去借多半被同学借走了，这对教学是有影响的。我系工具室花了一两千元，制作的教具有些在高师又用不上。有钱不去添置图书，花这么多钱在工具室上，还是第一次听说。

群众感到党支部特别神秘，平时谁敢到那里去呵！除非是被找去谈话，两个生人坐在一块谈也是谈不好的。有人关心地问毛主席讲话能否传达，党支书回答：“不传达，在工作中贯彻”。有些领导对群众就是看低一等，如选拔留苏教师秘密极了，那些人去考，始终不宣布，其实，分配任务时留出某人来，大家又见他在全面地复习功课，选送谁去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选的都是党员。这也造成党群隔阂。

来源：1957年5月10日《华中师院》(华中师范学院院刊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