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马哲民教授谈武汉为什么“鸣”不起来?(汉口通讯)
中南财经学院 马哲民 《光明日报》记者 丘林
1957.05.08


有“苦水”“牢骚”不敢倾吐


记者访问了民盟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教授。马教授跟记者谈到如何开展“争鸣”的问题时,说:现在这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要想真正鸣起来,首先要领导方面大胆地“放”,要让大家“吐苦水”、“发牢骚”,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缚。他们有什么苦水和牢骚呢?马哲民教授说:不管理由如何,他们感到内心确确实实有苦水,有牢骚,这是事实。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肃反运动的时候,使用极端粗暴的办法对待他们,把斗争、禁闭等办法施诸于他们身上,对于他们的人权都不重视。在这些运动中,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对于思想、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打击和斗争面太广,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真把他们搞得太苦了,太伤心了。他们也知道,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难免要斗错关错一些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被斗被关是在大庭广众中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而当查清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给他们做结论、摘帽子或向他们道歉的时候,却在房间里“暗中”来做呢?为什么不在群众面前公开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信用呢,他们觉得,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被毁灭了。应该懂得,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是和他们的血肉以至生命关联着的,毁灭了他们的自尊心,是他们再伤心不过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无怪乎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存意义都发生了怀疑。马哲民教授说:像这样的苦水和牢骚不让他们倾吐出来,要他们“争鸣”别的问题,是很难有真实的兴趣和感情的。


主要是领导上有顾虑


马哲民教授对记者分析了武汉高级知识分子还鸣得不响的原因。他认为,原因在于领导和群众都有顾虑,而领导方面的顾虑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他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上,是容易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我又一次感到了毛主席的真正英明。但是,这个方针对于中共的不少领导同志和干部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的思想不容易搞通。他们的思想不容易搞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在过去长期的战争中,养成了简单化的非我即敌、非敌即我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敌人的一切都是坏的,必须憎恨的,而自己的一切都是好的,无条件地好的。这种思想在残酷的激烈的战火中,无疑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他们保持这种思想,用这种思想来对待现在的复杂万倍、千变万化的人民内部的事情。因此,当他们听到凡是与自己思想观点不同的意见,轻者感到不习惯,不愿意接受;重者更认为别人有意为难,有对立情绪,或者阶级立场不对头。另一个原因是,有一部分中共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同志,把党内的决定和上级的指示作教条主义的理解,认为可以不问时间、地点和环境,把这些决定和指示原封不动地搬到任何不同的具体条件中去贯彻执行;而且,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现他们对党的忠诚,不足以表现他们的党性。谁对他们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就说谁的思想有问题,谁就违反党的方针政策,谁就是反对党!不仅如此,有些党员同志更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都是真理,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而别人则非听他们的意见不可,他们说要这样做,你就不能那样做,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和做法,那末,“你思想有问题”,“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帽子,马上便要落到你头上。他们所说的教育改造,指的只是教育改造别人;他们所说的提意见,进行批评,也只是对别人而说的。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进步的,再也不需要教育、改造和批评了。这些人使人感到,他们俨然是“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了,他们变成了“教徒”了。这是极坏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不仅我接受不了,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同样无法容忍。这是党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最严重的致命伤。我们要在人民内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首先就要教育他们,改造他们。

马哲民教授认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也就是要坚决开展整风运动,切切实实地把这些坏的思想作风整掉。马教授还说,这种坏的思想作风,不仅党员身上存在,非党人士也有,也应该整一整。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