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墙是怎样形成的
华东师范大学 许杰
1957.05.09
（许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首先要搞好党与非党之间的关系。有人说，这中间有一道墙，我们今天要拆墙。究竟这道墙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又该如何去拆它，我想就我几年来工作上接触，谈谈我对这问题的看法。
有些朋友说，在解放以前，和党员的关系，原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到解放以后，就连这点友情也没有了。比较挖苦一点说，就说党员做了官，有些官架子，难得让人去亲近，别人也只好当他是官，不敢去亲近了。
为什么到了解放以后、地下党员变成公开党员时，朋友反成了路人呢？我想，这是有着客观的原因的。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与统治的党，党员的身份和地位，在主客观方面都起了变化。我们暂且不说有些党员可能还有些居功自傲的态度，就是党性很纯的党员，由于自己地位的变化，对于自己的言谈和行动，也不能不更加矜持起来。他觉得自己是代表党、体现党的政策的，要是随便闲谈说话，透露党的政策，这不但会失去党员应有的身份，而且也可能是党纪所不允许的。特别是在几次运动的时候，为了要提高警惕，或者自己正好处在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因而就更不便轻易说话了。这自然是造成朋友间的隔膜的原因。
在非党同志这一方面呢，觉得你是党员，我表示得太亲切了，可能会有些趋附的嫌疑，他自己私心也会尊重党纪，觉得这可能是党的纪律的限制，有关党内的或党的事情，就不敢动问，不敢拉扯上去。这种矜持，也自然会产生的。他觉得你有些事情不便说，我也有些事情不便谈。终于久而久之，这隔膜也就形成了。而且，非党同志在解放以后，多少有些自卑感，而同时，又觉得你是有权的人，用对付过去执政者的态度来对付，保持一点距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在党员这一方面，却没有注意这些，这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隔膜了。
不过，过去和党员原有朋友关系的，在一般旧知识分子当中，比较起来，还不能算多的。大部分旧知识分子和党员的接触，都在解放以后，而党员却以某一机关学校的领导者身份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两方地位悬殊，一方面是领导者，一方面是被领导者，一方面觉得是我们革命革成功了，给你们包下来，才给你们饭吃的，一方面觉得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自己的觉悟不高，也不完全懂得党的政策，多少还有些距离。从这以后，接连搞上许多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和肃反运动；在党员方面，为了要贯彻党的政策，怕犯错误，希望在运动中争取立功，在政策的执行上，可能还有宁“左”毋右的思想，这就容易形成不够和谐的地方了。自然，在这些运动当中，虽说不是每个人都被斗到，但是交代历史，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却是任何人都是落了水、洗过澡的。这里且不说年青的党团员的汇报，将无作有，以小为大，造成党群之间的距隔，就说普遍的交代了历史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这一事实，也就引起了旧知识分子的更大的自卑，觉得你们是当权者，我的辫子已经抓在你的手里，连头也有些不自觉的抬不起来，还谈什么建立主人翁态度呢？知识分子是有些知识分子的脾气的，固然也有少数一些人靠近党觉悟不断的提高，但也有不少的人是察言观色只是装出一种听话的样子而取得党的信任的；但还有大多数的非党同志，还保持着他那清高的不近权贵（？）的态度，甚至对那些由于听话而取得党的信任在群众当中又自以为进步的人们，还是看不起的。这个时候，党员领导同志，却没有理解这些，他反而相信那些听话的人的汇报，用落后呀，不进步呀等等帽子，加到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身上去，那末，这个距离，也就愈来愈大了。至于有些党员领导同志，时常露出解放者的面孔，如说“要是他们再噜苏，我就叫他们没有饭吃”，如说“我们是靠革命吃饭不靠业务吃饭的”等等，那完全是功臣自居、居功自傲的态度，说是不要在党群之间，筑成一垛高墙，这又那里可能呢？
我们说党员有些居功自傲的思想，应该说，这完全是一种贬词。而且，真正在自己思想上意识到说我要居功自傲的党员，还是极少数的。这里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领导的地位和贯彻上级政策的任务。应该指出，这些领导党员的主观愿望，都是非常好的。他们可能急性，可能主观，可能多少还有些怕麻烦不高兴耐心的征求或是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但他却一心一意的要贯彻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要把工作搞好。但也由于这些，今天党中央所提的整风对象，那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就在这里萌生或意滋长起来了。
非党的知识分子，对于党的政策，应该说，没有一个不拥护的，除非还有极其少数的潜藏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方面，由于他过去没有靠近执政当局的习惯，他不敢靠近党，一方面，在历次的运动当中，或多或少都碰上一碰，也多有留些副作用，思想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过去，却也不能完全说是没有意见的，他们有意见，有时是直接的表示，有时也在背后闲谈。但是直接表示意见的时候，党员领导同志可能认为你是存心抗拒，或是故意强调困难，为了急于贯彻任务，根本没有详细考虑，更谈不上接受。这自然也给意见者一个教训，觉得叫我们提意见只是一句空话，提意见也是白提的。其次，背后的闲谈，也可能成为汇报的资料，到了运动来的时候，尝到一回滋味，于是相互警戒，觉得自己已经过了一堑长了一智，又何必再做傻瓜，还不学学金人吗？特别是在肃反学习以后，胡风反革命文件，不是用攻击党员个人的方式来攻击党反对党的吗？在从前的时候，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党的政策是对的，但具体的党员，在政策执行上，不能没有偏差的，所以对党员个人有意见，批评了党员个人，也不等于批评党、反对党，但到了肃反学习以后，就连对党员个人的意见，也就不敢提了。可不是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就用攻击党员的手段来对抗党、打击党的威信的，你如果仍旧如此，这还能行吗？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些党员，也就真正把自己当作党的化身，觉得自己就是党，就是党的代表，因而使人更不敢去碰他了。
我想，党与非党之间如果真有什么高墙，那末，这座高墙，就是这样筑成的。可是现在，已经到了拆墙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让这堵墙再筑下去也不能让它再存在下去了，我们要从两方面一齐动手，把这堵墙拆去。
这一下，我们全国各地在学习毛主席的两个报告，要“放”要“鸣”，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揭发出不少问题，而党内的整风，也将在中央的号召之下，相继的展开，我以为，在党与非党之间无意中筑成的高墙，是可以拆除下来的。虽然在各种的座谈与会议中所揭发出来的意见，可能会使一些党员同志，觉得有吃亏的感觉，但这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批评，对于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是一定会达到新的团结的。只要党员同志能够更好的团结非党同志，真正贯彻党所指出的群众路线的精神，不使人觉得党员有优越感，不使人觉得有特殊的地位，没有党员面孔，不是“永远的正确”，在工作与贯彻任务当中，多与群众商量，多听取群众意见，那末，不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可以不犯或少犯，就是党外知识分子，也会受到教育，发挥他们的积极和主人翁的态度，使我们团结得更好的。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之二》（解放军报社印，195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