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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谈“草木篇”（访问记）
四川 流沙河 文汇报 范琰
1957.05.10

今天，我访问了“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同志。

访问的目的是想请他写一篇对“草木篇”批评后直到最近这一阶段中，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但是，这位25岁的年轻人一口回绝了我：“在这里，在目前情况下，我不愿写文章，因为怕。”

为什么到现在还未解冻呢？流沙河同志沉重地低下了头。默默无言许久，他才答复我提出的问题。

以下就是他谈话的笔记。小标题是记者在整理时附加的。

作者自己对“草木篇”的看法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草木篇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批评。其实，我在写这组诗的时候，并没有像许多批评文章所讲的那样想得那么多，更没有针对整个社会而发的企图。报纸展开批评后，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我说：‘我并不认识你，但我觉得你有些孤傲，而在你本来就很窄狭的视野里，又有形形色色的人。你看不惯，所以写了这组诗。不过，你也太偏激了。是这样吗？’对于这位读者的批评，我是同意的。的确，像我这样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未好好改造，从思想到作风，处世为人，都保留着一种骄气，自以为傲骨嶙峋。有时候，也发觉这是很坏的毛病，但总不忍割爱。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个性，割不得，割了就完了。对坏毛病爱得太深了，它就不自觉地（即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体现出来。于是，草木篇来了。

据我自己看来，草木篇有错。错在这两点。一个是虽然写这组诗的时候，并未概括整个社会，但是没有写清楚，含义模糊，表现手法太隐晦，生活观察又带片面性，见木不见林，特别是没有明确地让读者知道这只是我生活圈子中所遇到的某些情况，并非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在读者中产生各种不同的看法和猜测，这也难怪读者。其次，是我自己思想有毛病，加以对周围的某些不良现象或自认为不良的现象看不惯，因而在作品中也出现了脱离群众的所谓清高思想和偏激而骄横的情绪，造成错误。

对草木篇的批评是应该的。但是，有些批评却说这组诗是概括整个社会‘向人民发出一纸挑战书’。我不能心服。甚至还有人说这组诗里‘所反映的一套完整的思想，被几首小诗参差错落的排列巧妙地分散开来了。’这个说法我更不能同意。就拿‘梅’这首诗来说，本来只是反映我对爱情的一些看法，明眼人一看即知。但，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有同志指责我有‘变天思想’。梅花爱冬天的白雪，被他解释为作者盼望反革命的复辟！这样吓人的大帽子我怎能接受？又如‘藤’这一首诗，我的意图是鄙视趋炎附势的小人（生活中有这种人吧？），但有两三个批评家却一口咬定地说我骂的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这样猜谜式的批评，只能叫做者噤若寒蝉。草木篇这组诗不好，表现情绪不健康，我承认，也应该批判。但要说我有其他意图，说是‘反动的嚎叫’，说是‘自绝于人民’，说是‘要被消灭’之类，则至多把我吓住，却不能叫我信服。”

作者对“草木篇”批评做法的一些意见

“‘星星’创刊号出来后，我就听到文联的一位领导同志在背后议论：‘我一看见草木篇就联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接着，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展开了猛烈的批评。果然，成都日报上就有一篇文章把我和王实味（再加上胡风）相提并论了。我的政治面貌和历史情况，领导上不是不了解。可是，却偏要这样类比，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些文章是持之有故，有说理也有分析，如山莓同志的‘也谈草木篇和吻’就是如此。虽然这篇文章的个别观点我未尽同意，但这样作对我是有帮助的。可是，有些文章却对我进行了狂暴的人身攻击。如曦波同志（也是文联的一位领导同志）在‘白杨的抗辩（外一章）’中说从小就看见我向狂风弯腰屈膝，无中生有地暗示读者：流沙河的历史有问题！甚至连我瘦瘦的身材也错了，被他描写成‘蛇样的腰身、丝丝的手臂’。这位作者还在另外一章中说：‘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你最好离开地球！’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叫我去自杀，去死！

报纸对待这次批评问题，也很难令人满意的。无论是四川日报也好、成都日报也好，‘草地’也好，‘红岩’也好。在这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中，只有一篇反批评的短小文章，形成一边倒一家独鸣的情况。在‘白杨的抗辩’一文发表后，当天，我就写了一封短信给四川日报，提出两点：一点是指出这篇文章已远远超出了文艺批评之外，对人身攻击，表示抗议；另一点是草木篇是好是坏，目前我不发言，只希望展开公平的实事求是的讨论。这封信到现在还未处理，也未作答，也未退回。不仅如此，即使是批评草木篇的文章，字句中稍带一点同志感情的，也有未被发表的。有位同志写了一篇批评草木篇文章（注意：是批评！），只是其中有很多‘沙河同志’之称，四川日报编者劝作者删掉这些字样。作者不同意，于是这篇文章就没有发表。还有这样的文章，竟诛及我的朋友，其中有‘作者和他的伙伴’如何如何之句。编者却不叫他删去，原句登出，不知是何用意？

“同时，也有些地方对那些看法有不同的人也加以打击或批评。自贡市有一位同志写了反批评文章后，不但未能发表，还遭到了打击；成都市曾经举行过两次草木篇问题座谈会。第一次会上，有几位同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文联的一位领导同志马上发言，说人家站的是反动立场。第二次会上，那几位同志不敢来参加了，只有一位中学教师稍有意见，他说：‘草木篇是宣扬个人主义的、有害的，但报纸这样批评是否一棍子打死？’也就是那位领导同志当场声色俱厉地说：‘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又指责那位中学教师立场站错了。这样，也就难怪满场近百人而没有一个人敢哼一个不字了。还有一位成都印制厂的同志（党员）在会上谈了与批评相反的意见后，回到厂里，厂领导警告他：‘你要注意！’他吓住了，在一段时间里竟不敢来看我。不仅是他，好些老朋友都不敢登门，怕遭横祸。而不认识我的人，看了报纸以后则纷纷猜测：‘流沙河是不是出了政治问题？’一位四川医学院的学生，不久以前认识了我，他说：‘我们看见报上那样搞，真担心有一天看见你被逮捕的消息！’自然，这是他瞎猜。但，报纸上那样搞，未尝又不是使他瞎猜的原因之一。我微笑地指责了他的神经过敏，心中却想痛哭一场。”

对四川省文联的一些意见

“然而，问题还不在此，批评的火力猛一点偏一些还能顶得住。问题在于同一个时候，我们文联机关内部领导通过行政机关来压制。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那时，我连宪法上所给予的通信自由都受到了阻碍。起初，‘红岩’有一位诗歌编辑写信来，顺便问我关于成都文艺界对于‘吻’的批评情况。我写了回信。但是，不久在大会上，一位领导同志公开指责：‘你们想搞什么？你们向外面发的信，我们都掌握到了！’原来，我的回信已经被领导从那位同志手里追了回来。还不仅此，在被批评的时候，有不少读者不满那种做法，写信给我，有些信上口气偏激。也是那一位领导同志知道了，马上来找我要这些来信。根据经验，我知道如果交出了，那些写信的人就要吃亏。我被迫撒谎说全退回了。这位领导同志居然说：‘你以后收到了不要退，交给我！’自此以后，我每逢收到这些来信，拆看一下，只好马上原封退还寄信人。否则，落在领导人手中，牵累了别人。由于行动受到某些人的注意，我不得不拒绝接见一些陌生的来访者，当面向他们撒谎，说流沙河不在家。

在这种强大压力下，有一次我曾经说过，文联没有民主，我只好离开文联到重庆作协去搞专业创作。还是那一位领导同志，他警告我：‘你要走？好。在机关大会上把问题搞清楚了再走，并且要收集你平日的言行，经过各方面调查对证，公诸报端！’我实在不明白自己有什么见不得天的言行。这个威胁的包袱不取下来，我连路也不敢走。还有好几位同志在搞我的会议上说：‘你，流沙河，作为一个青年团员，对草木篇应该写检讨发表。’团内对我的批评，颇似变相斗争。报上用‘仇恨现实’‘敌视人民’之类的帽子扣我的作品，团内则用同样的帽子扣我个人，还要外加一根‘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棍子，只是还没有骂出‘反革命’来，使我有口难辩有话难说。我只好抑郁终日，夜深流泪。说实话，我那时曾有过自杀的念头。

当然，这次批评比起1951年那次对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合写的一部中篇小说的批评要好得多，这次在批评的同时，我的作品还能发表，也只是劝我而没有强迫我写检讨。而我的第二本诗集‘告别火星’也能如约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以后的改变。不过情况也不尽然。如四川日报，去年我将一组写北京的诗给他们。他们在电话上通知我决定要用。还未用出时，草木篇受了批评。于是一个编辑来了，告诉我：‘不用了，你还是收回去好些。’不用的原因何在？他一字不提。

“尽管情况比1951年好多了，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有很大的顾虑。举一个例吧。我曾经在2月26日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说美帝国主义把一群飞雁当作敌机，加以炮轰，击散雁群。我就用这个题材写了一首‘火中的孤雁’，这是紧接着‘黑色的云雀’（“草地”二月号）之后的第二首写美国的诗，寄到‘红岩’。不久，他们回信说感情低沉了一些，又说这样的题材宜写讽刺诗，稿子退回来了。后来我又寄到河南省文联办的‘奔流’。这个杂志的编者回信说准备用。不过，我在前天已经写信给‘奔流’，请他们赶快抽掉退回。为什么呢？因为几天以前我才知道‘红岩’的编者虽然把原稿退还给我，但他们却抄了一份反映了。而且这首诗已被一份‘内部文件’摘句引用，作为反动诗歌，在四月召开的省政协扩大会议上分发了。有人说：‘这比草木篇更反动。’有人摘句拆字地分析，这句隐射的什么，那句暗示的什么。我怕万一‘奔流’刊出来了，不知道会惹多大的祸事。但愿‘奔流’早日收到我的航空信。总之，我是坚决不发表这一首诗的。这里先声明！”

对今后文艺批评的看法

“对今后的文艺批评，我只有三点意见。第一、要分清敌人和同志。不分清敌我，许多问题谈不清；第二、要判明问题的性质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不能混在一起，更不能把没有政治问题的人的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对待；第三、作者与作品要适当地分开，因为作者拿出的是他的好些作品中的一篇，而不是作者的整个为人。至于草木篇，我有必要再次地表示，那是很不好的诗，应该批评，我起先说的那些话也并无翻案之意。四月号的‘文艺学习’上有一篇文章，既批评了我在草木篇中流露的孤傲的不健康的感情，也为我揭下了几顶‘仇恨现实’‘敌视人民’之类的大帽子，是能使我心服的。今后，在努力克服缺点的同时，我要更努力地写。唉，但愿春天早些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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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同志的话讲完了。记者在这里不愿下任何断语。但是，我衷心希望能及时地拆除这道墙，填平这条沟。

1957年5月10日于成都（原载1957年5月16日文汇报）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二）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解放军报社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