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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北京市 刘绍棠
1957.04.00
一
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决定于三个因素：一、时代生活所提供的创作材料；二、天才的作家和作家的天才（作家对生活的洞察和概括能力、艺术的才质）；三、理论指导思想。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时代生活，比不上十九世纪或是更远的历史时期那样丰富和壮阔，那是谁也不会承认的。我们的时代，造出了无数空前的英雄人物。它也能够造出文学艺术作品的英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空前伟大的作品。
如果说，天才的作家还没有诞生，这恐怕谁也不敢断言，因为这是一个谜一般的问题。然而，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作家的才能，比不上历史时代的作家那样具有高度的生活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这倒是对今天的作家们的一个沉重的鞭策。鞭策作家们更深入生活，跟人民共命运同呼吸，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水平，磨笔苦读，艰辛劳动，锻炼出巨大的艺术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但是，作家的才能是受着理论指导思想制约的。它可以因为正确的理论指导而更迅速，更高度地发展，也可以因为错误的理论指导而受到阻滞。因此，对理论指导思想的探讨，是解决文学事业内部矛盾的最重要的工作。
我认为，在过去的理论指导思想上，教条主义是最大的症结，不消除它，文学事业无法进步，无法繁荣。
二
说我们的文学事业没有成就，那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一切的看法，说我们的文学事业成就很小，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的文学事业不受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它是应该而且可能取得更大成就的。
我们有理由这样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象苏联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那样，产生出《铁流》、《夏伯阳》、《毁灭》那样伟大的作品呢？难道我们没有那种伟大的斗争生活和那种革命英雄人物吗？难道我们没有象绥拉菲摩维支、富曼诺夫、法捷耶夫那样经过革命锤练和革命风险的作家吗？
不，我们都有的。
所不同的是，苏联革命胜利初期，文学上的教条主义还没有盛行，因此，不仅产生了上述作品，而且后来不久又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史诗《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而我们，则是一开始就被教条主义所影响。
教条主义理论，只单方面强调作品的政治性，而抹杀作品的艺术功能；漠视复杂多彩的生活真实，闭着眼睛质问作家“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机械地规定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及在正面人物之上更高一层的理想人物；为了教育意义，写英雄不应该写缺点等等，诸如此类的戒条与律规式的理论。
这种教条主义的戒律，迫使作家不去忠实于生活的真实，而去忠实于要求生活和要求人物的概念；迫使作家忘却艺术的特性，而去完成象其他社会科学那样的教育任务。
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正统”的理论指导思想，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和约束下所产生的作品，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事实做出了最冷酷的判决。苏联的经验证明，当斯大林没有犯重大错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没有左右文学创作的时候，产生了《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士敏土》、《磨刀石农庄》……那样残酷地、广阔地反映了人民生活和人民命运大变动的史诗和名著。但是后来，当只许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服务于抽象的政治宣传目的，而不去忠实生活真实，不去正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于是文学作品开始粉饰太平了，无冲突论风行了，后二十年的文学事业比起前二十年逊色得多了。
我们几年来的文学创作，也使我们看到了教条主义的恶果，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生活内容的贫乏，艺术感染力的淡薄，尤其是表现在某些电影文学剧本上，甚至可以说是个不算小的悲剧。
这一切，归结起来，都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离开了现实主义古典大师的光辉传统。
三
文学艺术，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科学，它具有最直接、最系统的继承性。
历史上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来都是最真实最广阔地反映生活，从来都是深深关怀着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命运，从来都是用生活中所提供出来的问题教育人民的。他们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讴歌人民，但是他们也不避讳人民身上的缺点和不幸，他们全面地、深刻地描绘生活的真实，让人民如实地看见自己的遭遇和力量。
现实主义古典作家，他们那反对人吃人的剥削制度，痛恨社会黑暗和不平等，同情和支持人民的进步思想，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后一位大师继承了前一位大师的思想高度，以前一位大师的最后一个脚印为起点，再向前走去。因此，现实主义便逐渐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并且逐渐向社会主义性质发展了。鲁迅和高尔基，正是在现实主义上起到继往开未的作用。尽管他们当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他们已经赋予现实主义以社会主义血液了。
但是，这些现实主义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创建人，在对生活的研究中，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中，他们感到许多迷惘的问题，感到需要一种真正的科学哲理来理解生活，于是他们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又促进和指导了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
共产党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给了现实主义以新的灵魂和生命，使社会主义性质在现实主义中占据统治地位了。这个新生的意义，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作家头脑的变化上，也就是表现在人民的社会主义生活和作家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上。说得具体一些，就是提供给作家的创作材料的现实生活变了，从事反映生活和描写生活的文学创作的作家的思想，也变了，人民的生活和作家的思想，都变得比过去时代丰富和深刻得多了。
因此，现实主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不是消亡而是发展了，这道巨流不是干涸了而又产生一道新的巨流，却是更加汪洋浩瀚了。它具有了鲜明的党性，在党的方针指导下，服务于革命和人民。
但是，它仍然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科学。其他的社会科学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分析和研究上，用概念的说理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文学艺术，则必须基于当前的生活真实。因此，它不仅要真实地、突出地反映生活中的优越面、也还必须真实地、恰当地揭示生活中的落后面。这才是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才是现实主义忠实于生活真实的精神。
四
然而，教条主义理论，却把文学艺术视同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稍有不同的只是将概念说理加以图解。这就使文学创作远离生活真实，而只服从和服务于概念。
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做出了规定，给作家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创作方法。这个创作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底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底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显然，这个创作方法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最现实的生活真实，而去从“现实底革命发展”去反映和描写生活，同时这种描写又要结合着“任务”。这就使得作家在对待真实的问题上发生了混乱，既然当前的生活真实不算做是真实，而必须去发展地描写，结合着任务去描写，于是作家只好去粉饰生活和漠视生活的本面目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困难和阴暗面，都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那么“从现实底革命发展”来看，当然是应该不写的了，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的“现实”两个字的意义，还剩下什么了呢？
嗜好于作品的教育意义和它的“任务”意义，使得作家谨小慎微地选择创作题材，战战兢兢地过滤生活细节的描写。然而，丰富和斑烂的生活本身，正由于它的丰富和斑烂，是具有不同情况和不同色彩的；而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它只是组成生活内容的因素，本身并不具有什么教育意义的。但是，在经过以“教育意义”为标准的取舍和选择后，所剩下的也只是干巴巴的“教育意义”了。然而，它也算不得是艺术作品了，因为它缺少由于形象地描写生活所产生的艺术魅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这种定义和戒律的检验下，伟大作家的经典名著竟无法及格，而那些粉饰生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则最合标准。无论是“从现实底革命发展”的描写，或是高度的教育意义亦即是高度的思想性，抑或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更上一层楼的理想人物，应有皆有，五味俱全。所没有的，却是最起码的艺术感染力，而它的寿命的短暂，并不比一则新闻通讯来得长。
试问：葛利高里这个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他的具体的教育意义是什么呢？据说，葛利高里是代表小农私有者的个人主义悲剧的。但是，为什么在人民心目中矗立起来的，是一个崇高和勇敢的塑象呢？为什么人民不是痛恨他，而是同情他，为他洒泪呢？如果说，葛利高里可以由于他参加白军的暴乱，判定他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那么，那个把生命和一切献给葛利高里的婀克西妮亚，将给她安一个什么称号呢？好，算她是个反革命追随分子吧，可是这个千秋万代不朽的婀克西妮亚，却影响着人民的品质和美德。有多少男人希望自己的爱人象婀克西妮亚那样纯洁和高尚啊！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规格，这两个人物的“教育意义”是多么难以寻找，是多么贫乏，但是，难道是这样的吗？
试问：做为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左倾”机会主义代表的拉古尔洛夫，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么？既然他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当然是反面人物。但是，为甚然它那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性和个人生活的悲剧，却超越了他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倾向的意义呢？
我们更无法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找到理想人物，达维多夫当然不配。因为他对富农反革命分子雅可夫·洛济支·阿斯托洛夫罗夫失去革命警惕性，而且还跟破鞋罗加里亚乱搞男女关系，封他一个“正面人物”，恐怕还需要打八折呢！
其实，世界上只有一个理想人物，那就是上帝。可惜的是，只有教徒才会相信他；但是，就连教徒也不知道上帝是怎么个性格和形象，那只有求助于能言的牧师和最笨拙的画匠了。
五
我们文学创作上的教条主义，还有其历史原因。
在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形势，需要文学作品成为最迅速最直接的宣传武器。为了宣传优待俘虏，需要马上写一个小歌剧；为了大练兵，需要马上写一个快板剧；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需要马上写一个活报剧……作家需要根据政策条文去写作品，只要它比空口讲白话形象一些就可以。战斗的任务没有时间让作家去长时间苦思孕育，没有时间给作品加上完美的形式。因此，当时的理论指导思想要求作家为当前的政策条文而写作是必须的，对某些作家不肯服从这种需要的批评也是必须的。
但是，全国解放以后，形势不同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艺术欣赏力也提高了，因之，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也就不同于战争岁月。遗憾的是，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尽管有些进步，也仍然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要求，于是，对作家起了束缚作用，也就妨碍了我们文学事业的繁荣。
长期的战争环境，作品既然是迅速产生的，而又服务于政策条文，所以只要政治性强烈就是好的，因而也就不大考究艺术技巧问题。也正因如此，形成了一种理论上的错觉，即是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割裂开来。这种把毛主席的话片面解释的理论，严重地妨碍了作家在艺术技巧上的追求，而只满足“思想性”和“重大题材”。其实，毛主席的话非常明确，政治性是必须通过艺术形象的完成来检验的，并不是因为主题和题材的政治意义，就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性的。这正如“健康第一”的口号，并不是要舍弃学习和工作，而只要求有一个四肢发达的身躯一样。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纲领性的文艺理论经典著作，同时也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指导当时文艺运动的具体文件，毛主席把我国文艺运动的长期发展和当时的当前任务同时提了出来。我们必须深刻研究和认识毛主席讲话的历史作用，才不会忘记毛主席讲话中对我国文学艺术事业长期发展的纲领性理论。
认真地研究一九四二年来的文学创作，是文学史家，艺术理论家的一个光荣而又急迫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科学地估价过去和检查过去，就无法正确地指导今后的文学创作。一九四二年来的文学创作，对现实主义做出了巨大的发展，它使现实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完全成熟了，它使现实主义的人民性和党性更鲜明更坚定。但是，应该说，它对现实主义的艺术建筑上，却是比思想上的建筑小得多的。这正如前边所说，是因为受到战争环境和教条主义影响的缘故。
倘若上述分析的不错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教条主义之间的矛盾，现实主义中艺术建筑的落后，正是我们人民文学事业内部的主要矛盾呢？
六
毛主席告诉我们，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鲁迅先生也教导我们，革命文学家必须和革命共同着命运，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成为一个战斗的无产者，那么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有意义的。
这就说明了，现实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时代，它要求作家要有革命的头脑，要求作家是战斗的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求作家具有最进步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那么人民生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学作品，无论写的是什么题材，都是有贡献的，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是现实主义的。
看来，没有比毛主席和鲁迅先生对作家要求得更简单更明确，也最严格最实际的了。
教条主义，可以休矣！
今后，如果我们认真地学习现实主义大师的创作方法，象鲁迅先生那样反映生活和描写生活，象高尔基和肖洛霍夫那样反映生活与描写生活，以他们的经典作品，为准绳，来检验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和作品的真实性的强弱，那么，我们的创作会变一个样子的。
| | 来源：《青年作者的鉴戒》（东海文艺出版社，19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