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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
湖北 李蕤
1957.05.15
(李蕤：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
武汉文艺界的空气比较沉闷。怎样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呢？不能光向领导要底，应该象织布一样，你一梭，我一梭，织出一片春光来。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提出些具体的问题来争一争。不怕事情小，有时小事情也能说明大问题。
例如“湖北日报”处理刘真的杂文“谈鞭打”的问题，在报社内部就有争论。这篇杂文的遭遇是很值得注意的。我看这篇杂文写得并不坏，可是听说至今它还停留在这样的地位上：“现在，让它放出来是可以的，然而它是毒草。”其实这篇杂文有什么“毒”呢？它不过批评了一个区委书记。湖北省农业生产有成绩，不等于没有一个区会犯错误；应当“向县干致敬”，也不能说下面一个“张士贵”作风的人也没有了，为什么不许写杂文批评呢？这实际上反映民某些同志对文艺的看法，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的看法。这个问题是可以大大争论一番的。
又如，现在有人认为工人们演出“旧剧”（我认为应当说是民族戏曲）“不结合生产”，非常忧虑。我由此联想到几年来流行的“文艺为生产服务”这个提法。文艺最终当然也可以起到“为生产服务”的作用，但它毕竟是极为复杂的，它要感染人，震动人的灵魂，它不是直接反映生产、直接“为生产服务”。例如一个工厂厂长看了“十五贯”，感到主观主义不对，回去改进了领导作风，这当然是有利于生产的，不能说因为“十五贯”是“旧剧”没有直接配合生产任务，便应该轻视它。
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党内同志听说也并不一致，可是一直没有展开讨论。
譬如，奚如同志刚才的发言，其中有一些我就不大同意，如果有机会，很好讨论一下，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武汉缺乏自由讨论的空气，大家和领导同志也常见面，问寒问暖，态度很好；但好象有一种看不见的隔膜，都不大接触文艺思想上的分歧。我认为，武汉市过去基本上没有“争鸣”的空气。
我举一个例子。关山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一篇谈国画的文章，我是看不出有什么错误的，陈方既却写了篇文章大张挞伐。可是等到开展反胡斗争以后，说陈方既有嫌疑，于是他指斥关山月的文章也就被否定了，但直到如今，问题的是非仍然没有弄明白，不是就问题谈问题。
姚雪垠写了一篇研究“儒林外史”的文章，后来有人批评他，“长江文艺”编辑部就连忙作了检查，并在社论中把姚雪垠骂了一通，我很不同意这种做法。
千帆同志提到“文艺报”批评“不能走那条路”的问题，说“长江文艺”不敢反批评，其实，作协开过座谈会，很多人写了文章，送给当时的中南局一看，通不过，当时认为“文艺报”是上级刊物，而且当时正反对分散主义，怕为这扣上对抗领导的帽子，结果就把大家的文章寄到全国作协党组了事。
在党群关系上，我也认为有墙有沟。谈到这个问题，我想谈谈两个名词的概念。从整体说，“党”是伟大的，“群众”也不是渺小的，可是一到具体就不同了，说某某人是党员，就意味着很进步，而说到群众的时候，却往往说“这个人什么也不是，是个群众”。就意味着这个人是落后的。同是一名词儿，含义便不同了。在生活中，似乎一些人已变成了蝴蝶，另一些人还是毛虫。且不说蝴蝶都是毛虫变的，而且党员也未必都是蝴蝶，非党员也未必都是毛虫，这条线是很难截然划分的。
很多运动收获是很大的，但有些东西，如主观随意性、宗派主义也有些滋长。例如“长江文艺”编辑部在肃反以后讨论改进刊物，谈到创作问题时，提出应该提高作品的质量，有人就说这是“强调艺术特质”，“强调艺术特质就是胡风思想”。在道路已经扫清，创作事业应当正常发展的时候，这样扣帽子有什么好处呢？
天保同志谈到领导干部的孩子问题，我也有同感。譬如育才子弟学校的电话，我不知道有什么必要要保密，实在是莫名其妙。另外，我们武汉的观礼台上，年年有人带小孩，我觉得也很不好。观礼是大典，不是赶庙会。北京的观礼台，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带小孩，毛主席这一天也是严肃认真地站在那里，我们有啥权利把孩大娃小放在观礼台上，每年通知都说不准带小孩，但每年都有首长带。这样做对孩子没有好处，只能让他们从小养成“小贵族”心理。
另外我想谈谈“鸣”和“放”的阵地问题。大家对“长江文艺”提的意见，我诚恳接受。现在刊物正在着手改进，杂文、创作都有意识地从半开门到大开门。有些文章，是可能引起争论的，大家有空也可以看看。不过“长江文艺”现在也有困难。它担负着北京“文艺报”、“人民文学”、“剧本”、“译文”、“文学研究”……等七八个刊物的任务，可是篇幅却减到62页，这就很难编得好。希望增加篇幅或者增办刊物。我同意增办一个戏曲刊物。
最后谈谈时间问题。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游泳在会议大海里的时间多，读书、拿笔的时间少得可怜，好象农村中的“穿袜子”干部一样，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有人批评我们是“常有理”。而“常有理”又因为我们“糊涂涂”。再加上位居领导，所以又是“惹不起”。这批评是尖锐的，必须从这状况中摆脱出来。（见5月17日《长江日报》）
按：“长江日报”登载李蕤的发言后，李蕤看到其中“奚如同志刚才的发言，其中有一些我就不大同意。”这句话很不满意。于是在5月17日赶快向“长江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来声明。并借此对党报工作提出了指责。信的全文如下：（载5月19日“长江日报”）
长江日报社编辑部：
对于你们5月16日第一版发表的文艺座谈会的新闻报道，我有一些意见。
新闻不是详细记录，当然没法子发表每个人发言的全文（也没有必要），但它应该“摘”出会议的主要内容，如果涉及个别人的发言，也应尽力摘出那个人发言的“要点”。
而你们这个新闻报道里，我觉得是处理得很草率的。譬如我的发言，你们是这样写的：“作家吴奚如发言后。作协副主席李蕤说：他的一些论点我不同意，有机会可以争论。”根据你们报道的，我那天座谈会的发言，主要是不同意吴奚如同志的论点。并且当场送上挑战书，准备和他争论了。
但事实哪里是如此，我那天的发言，主要是批评武汉市没有学术讨论，没有批评，以及党群关系不正常等等。谈到这问题的时候，顺便提到吴奚如同志的发言有些我不同意，如果在自由讨论的气氛中，讨论讨论会有很大收获。这只是随便举例，说明迫切需要学术讨论。可是，你们的新闻中舍弃全部发言的实质，抓了不相干的片言只字，给人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
正因为这样，那一条新闻的标题和整个内容也是不很相称的，题目是“打破情面，畅所欲言”“尖锐批评党不重视文艺领导工作”，内容却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许多读者都反映“标题危言耸听，内容平淡稀松”。然而会议并不是这样的，是新闻没有以高度概括其实地反映出座谈会的气氛和主要的内容。
由于这件事，还使我联想到其他一些报道。譬如5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记者谷声漴的关于武汉文艺情况的报道，许多便与事实不符，把程云的名字写成“陈云”，说他“很凶”又没说谁讲的，什么事情上表现他很凶。有的事张冠李戴，把张三说的话放在李四头上，这样的潦草不负责的作风是不好的。因为，不真实的或者过于片面的报道，往往不能有助于问题的澄清，反而会增加混乱，不能帮助“拆墙”而会无端又垒出新的“墙”来。
为了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新闻工作，所以写这一封信，希望你们公开发表。
敬礼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