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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访问李景汉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 李景汉；《人民日报》袁右铭
1957.05.16
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我访问了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调查学专家李景汉先生，他以这几年来个人生活的变化来说明他对“鸣”和“放”问题的看法。征得李先生的同意，记者把他的谈话整理出来发表在这里。
我们的谈话还是从他的调查研究开始的。他说，由于本行的锻炼，长期以来，他只相信事实，相信“千闻不如一见”等古语中所存在的真理。他常常用这个标准来检验理论或宣传的真实性。从前是这样，这一次对于我们党的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方针问题的看法，也还是这样。他说：“共产党今天是个执政党，他们把自己看成为特权者，这是当然的事。同时，他们一向又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人，这无论从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看，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改造者、执政者来接受被整人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中外古今看，哪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做呢？”正是由于事实上的党的伟大的光辉的照耀，使他能在长期的沉默之后，重新唤起科学家特有的坚定的毅力来夜以继日的辛勤地劳动着。记者给他打了一个比喻，叫做“枯树开花”，他说，如果这真是枯树开花的话，那末，这“开花”的过程就是一段很痛苦的回忆了。
二年半的时间，工作换了五次
北京解放时，李景汉先生在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当主任。思想改造运动过后不久，随着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了，原来搞社会学的这些教授学者们，一古脑儿收集在中央财经学院的劳动专修科。后来中央财经学院取消，他们一部分人就随着劳动专修科拨给人民大学。在中央财经学院时期，最初，李景汉先生被分配在一位教机械学的兼职教员手下勉强当一名助手。课程是机械学，李先生专长的却是社会调查，既然是助手，学生就得找你辅导，没法子，只好借来机械学的书，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去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强记，居然也能背诵出许多名堂，什么多刀多刃啦，高速切削啦，牛头刨床啦……都能背得出来，而且，因为只背这一门，所以比学生的成绩还好。经过一学期，这一套新玩艺儿刚背熟，但到了下学期，他又被分配为纺织教员的助手，他又从头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又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是如何飞动，等等。因为助手有辅导责任，所以他还得主动找学生去辅导，学生高兴躺在寝室里听辅导，助手也得去登门拜访。教员是专业部门的工程师，到学期终了复习功课时，他是来不了的，这样，学生又一齐来找助手，而助手又不敢不想办法，只好费尽心血替他们找窍门。李先生苦笑了一下说：“经过一番努力，我居然也能编出一套复习大纲之类的东西哩！”过了一年，调到人民大学来了，又把他分配给一位教“劳动保险”的教员当助手，帮助搞点讲义，可能有教课的希望。他想，这倒和他从前研究的东西有些相近了，努力学习新理论吧。但是待他刚能编出一点讲义的时候，领导上说，劳动保险工作从劳动部移转到全国总工会去了，学校里不开这门课，又完了。又把他分配从事准备“劳动力调配”这门课的教材工作，但等到开学时，领导上又认为这门课程只讲二、三个星期就够了，不值得开专课，又不要了。后来，又分配他搞“劳动保护”，可是这门课程又谈何容易，不同的工种就有不同的劳动保护，门类多，要求的学问要广。最后又听说他从前搞过工人调查，于是又要他去调查女工的保护。搞了八个月，很有兴趣。但是，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
就为了“配上这副眼镜”
学校领导上所以把他随便地抛来掷去，原来是有一个固定看法的。李先生谈到这里，很激动，他说，当他刚分配去中央财经学院时，一个党员干部教训他说，如果你发觉某一个具体的新事物、政策或问题同自己的看法有不同的时候，那一定是你自己思想上有毛病。他乍一听这话，颇有道理，但渐渐明白了，其实，这是当面告诉他，认为他们不懂马列主义，不懂马列主义，根本就没有资格教书。
不但党员干部这样来“教育”他，就连学生也来帮助“改造”他。在辅仁大学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还有把握教好课吗？当他正在“过关”中，一个学生直截了当地教训他说：“你下乡搜集材料时，应当无成见地、如白纸一样地、客观地、不存任何成见地去接受事实。”他说，“换句话说，不要带有色眼镜就是了。”这本来是平心静气的一句话，但是没想到那个学生立刻大声教训他说：“不带有色眼镜！再有机会做调查的话，请李先生记着一定要戴上马列主义的眼镜！”他暗自向自己下决心说：“对，我必须配上这副眼镜。”这些沉痛的刺激，使他一方面虚心，另方面心虚，怕自己真的教不了书。这样的刺激使他急切地鞭策自己学了理论课程，还学了俄文。
他回忆说，那时学习劲头真大，刮风下雪，从不缺课；为了坐前排好座位，每次上课都早去五分钟；笔记从来不缺，如果有几个字没有记清楚，下课后一定向别人问清楚，补上。有一次，晚间骑车出门，摔了一跤，半边身子完全摔伤了，但是一看表，才想起今天是课堂讨论，地点又临时改在海运仓。时间只差刻把钟了，狠心忍着痛蹬车，赶到之后，还没有开始，很高兴。
李景汉先生的理论课，考试成绩都很好，但是，他并不满意。他说：“考试前死背强记，并没有用独立思考去消化它，我想，这也不是鼓励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吧？”说着，他哈哈大笑了。他说：“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配这副眼镜了！”
“你在咱们学校呆了好几年，都没有发现你！”
李先生说，前几年他在冷淡的现实面前，心情不免沉寂，不写文章，也不多发表意见。到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个时期，身体突然衰弱下来，有过退休的念头。他不愿做人民的累赘，不愿领导上为他的工作分配为难。他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学问，今天看人脸色吃闲饭，真所谓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了。自己想想，六十岁的人了，也该退休了，让那些青年人去干吧。但是，谁又想到后来还有个百家争鸣的方针出来呢？
百家争鸣之后，统计教研室主任开始要求把他调到统计教研室，因为这位主任从前还知道他。去后，这位主任处处替他着想，处处关心他，他觉得他也开始受到党的关心了，心里感到非常温暖。这种温暖，渐渐地把他的人生观也改变了。
正在这时，人民日报向他约稿，要他再一次调查京郊乡村的变化。得到学校的同意后，他就下乡了。这一次一共调查了三个多月，由于学校的帮助，他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那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注意。人民中国杂志向他约稿，英文版的中国妇女杂志也要求他写“中国妇女的今昔”，有些地方如广播电台、苏联专家也请他去作“今昔”讲演，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后，有几位外宾如古巴议员等也来访问他。人民大学的领导同志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还有点意思。有位领导同志就很惊讶地对他说，“李先生，人民日报发现了你，可是你在咱们学校里呆了好几年，我们都没发现你！”
最近一个时期，学校的领导上倒是在逐渐地关心他了。邹鲁风副校长亲自登门造访有好几次，问长问短。有一次还陪他到农民家庭去调查访问，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钟。最近在研究部成立社会调查研究室，决定由他来负责主持。李先生说到这里，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愉快而满意的光芒。他说：“研究室，由我负责，还有十几个干部，这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事啊！你想，过去好几年，我一直是被人漠视，现在突然让我比较负责了，我哪里敢想过这一天。这一转，真该是下联‘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呀，原来我的面前还有一片美景呢！”
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今昔对比的文章之后，也引起了国家统计局对他过去许多大规模调查的兴趣。前几个星期，薛暮桥同志和他商量，请他去参加一个筹备会议，由国家统计局、科学院和人民大学合组一个社会调查团，先在无锡和保定二地作重点调查，取得经验后，再往别处去推行调查。这个团体，也准备让他带领人民大学社会调查研究室的干部去参加。他说：“你想，我哪能不全心全意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墙”和“沟”在哪里
记者问他，究竟问题在哪里呢？他稍稍一想，然后又反问记者：“你说呢？”但是，还是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从前，有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时，先对他们来一个假定，至少假定他们是不可靠或者可能是不可靠的，然后，以对待贼的心理来处处提防。但是，这种提防不能不让对方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对方还对你真诚，可能吗？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们的人格受到损伤时，他还能容易发挥出什么积极性呢？“至于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当时，有些事情更是难于理解的，当时简直就不让我说话，每次挨整都只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谈到这里，李先生回忆到领导要他第一次检讨时，他因为辩白，曾招来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就意识到，只要接受，就能过关。赶到第二次遇到这样的场合时，他就接受了上次的经验，在会上首先一一包下来承认了。他说，这个单方，果然生效，他不但没有继续被整，反而被选为节约委员会委员来整人了。到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末一回事啊！”
其实，照李先生推想，中国的学者经过翻天复地的变革，经过不少的运动，经过思想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都已经改变了，都已是有新的立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爱国者了。他们没有不愿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党员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能够把大家假定成一家人，哪里还会有什么“墙”和“沟”呢？但是党内还有些人并不能这样来看问题，只是觉得自己是执政者，摆起执政者的架子，事情当然就不好了。
李先生认为，执政党享有特权和地位，也是应该的，中外古今都是这样，原不稀奇。但是，执政党对待小兄弟也应该拿出对小兄弟的正确态度来。他相信，如果在新的认识基础上，有了新的团结，那就更好了。
要放就要放成天足
对于知识分子的遭遇，李先生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在争鸣前，一切压力对他们来说，好比是缠了足、封了口，如果开口，就要人云亦云。现在的“放”是放足，刚一放足，走路当然是不很自然的，所以，在争鸣中有一点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认为现在还看不见争鸣的成绩，那是太性急了。但也有一些党员同志象陈其通等很害怕放，他们认为一放，好象党的威信就没有了。但在李先生看来恰恰相反。他认为，如果放足，就彻底把它放成天足，这样才可以把我国的科学推进到世界水平，也正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
他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关键，是要希望所有的党内同志都能象毛主席说的做的一样，那才能使得大家大鸣特鸣，推陈出新，使学术界开花。因为这些老学者们有旧的学问，且至少也领会了马列主义的轮廓吧，那末新旧学问合起来，新旧的人合起来，一定能做出一番成绩来。他非常自信地说，他正在兴奋地计划他要做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调查，将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看一看，到底哪一种是更优越的。李先生特别强调说，那将是马列主义结合实际的、崭新的社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