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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青春 埋没才能：北影剧团演员批评电影局
文汇报 梅朵
1957.05.16
【本报北京16日专电】 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数十位演员，最近举行座谈会，对电影局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沉痛的批评。
演员剧团的演员们，长期缺乏艺术实践，严重的无理的浪费了他们的青春与才能。剧作家曹禺说:“演员剧团的演员们都是宝贝，他们每个人都会在舞台上发出光芒。”但是，现在却被埋没着，不能发出光芒。
七年中拍不到五个镜头
很多青年演员，数年来一直没有上过银幕或仅仅拍了五个以下的镜头。著名演员黎莉莉，自1949年至1956年到电影学院学习为止，前后共七个年头，仅仅在1952年担任过“智取华山”中一个很次要的角色。著名演员王人美自从1950年在长江电影制片厂拍摄过“两家春”以后，直到1957年演舞台剧“家”为止，七个年头里仅在“猛河的黎明”中，拍了极少的戏。
有着很多舞台经验的演员李露玲说:“我自从1940年参加戏剧工作以后，到1950年为止，我不是在舞台上，就是在银幕上，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到了电影局，却从此再也不是演员了。”
演了十多年戏的巴鸿说:“我本来也是演员，演了十多年的戏，虽然不成才，但反动压迫却没有能够使我改行，而现在却改了行。”
演员袁世达说:“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做过长期的戏剧工作。但是我到了电影局，七年中把所拍的镜头接起来，大约只放得上五分钟。”
由于长期不演戏，很多演员说，现在叫我们再上舞台，拍影片，我们的手和脚都会紧张得发抖的。
正如曹禺所说，演员剧团的演员都是宝贝，他们每个人都会在舞台上发出光芒，很多青年演员都有着优异的才能。像积压了数年的青年演员林东升，在最近演出的“家”中扮演梅，便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像由于拍摄“上饶集中营”而被电影局罗纲来的演员卢敏，数年来没有拍片，调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却在两个剧目中担任角色。由于她们的成功，又立即成了电影导演们争取的对象。
演员好像被打入了冷宫
演员们说，到了电影局，演员们就好像被打入了冷宫。有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电影局对待自己演员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
武豫梅是电影学校培养出来的演员，几年来除了在杂技团的纪录片中担任端盘子的“角色”以外，什么片子也没有拍过，但是她的在天津大学的妹妹武香梅却被导演在偶然的机会里选中当上了“女篮5号”的主角。青年演员李松筠沉痛的问:“电影学校究竟培养我们干什么？”演员莽一平的说话，使人啼笑皆非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我们的演员剧团有三件事是受人欢迎的，一是赛球；二是献花；三是朗诵；似乎电影学校培养演员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演员们的发言中，大家并不反对导演们在必要时挑选外面的演员担任角色，而是反对一些导演们挑选演员只顾外形和轻率从事的态度。特别是个别导演不正派的作风。管崇群和很多演员指出，有些导演因为演员们批评了他们，竟然坚持错误拍着胸脯说“你们批评好了，老子就是不用你。”
“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演员和导演的矛盾，”巴鸿说，“而是在于电影局领导一直听任导演们的对待电影局演员们的这种歧视态度。”
演员们分析，形成演员剧团长期以来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有些电影局领导本身不懂业务，陈强说:“我过去是剧团的团委，1954年底，我们曾研究了许多演出方案，有一次向某副局是汇报工作时，他却对我说，你们是领导啊!不能跟群众跑啊!不要叫他们常演舞台戏，演了舞台戏，他们就不愿再演电影了!我们的首长，就是这样不理解培养演员的道理。”第二是直接领导艺术的某些电影局领导极不关切演员们的工作。演员们提到这点说:“有一次，黎铿在偶然的机会里搭上了副局长陈荒煤的汽车，而这位副局长似乎很关切的问起演员们的生活，他却不知道演员们已经自己组织演出了三个月小戏。”这就是演员剧团长期以来积压演员，浪费人力的根本原因。
电影局存在官僚主义
巴鸿和很多演员说，由于去年“中国青年报”的批评，演员剧团的情况已经稍有改善。在演员们的努力争取中，今年终于演出了“日出”和“家”两个大戏。演员们在演出中所表现的优异的才能，更使人痛心电影局这种长期埋没演员的青春与才能的官僚主义，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演员们最近已准备演出田汉的“丽人行”。但是，当演员们努力争取实践机会的时候，曾经担任副团长的桑夫却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演员与生活”的文章，提出演员剧团的什么方针问题。著名演员郭尤泰对这种现象很愤慨的说:“我们演‘日出’‘家’‘丽人行’难道没有现实意义吗？几年来，他们不让我们演戏，让我们大家每天围坐着看报，而当我们争取到演戏的机会时，却又给我们谈什么方针，这是什么态度!”
很多演员也极不满意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和原剧团副团长谢铁骊的作风。演员们指出他们应对演员剧团的不良状况担负责任，但是他们在最近写的“如何解决电影演员的问题”(刊中国电影三月号)一文，却根本缺乏自我批评态度。在文章中，道理讲得官冕堂皇，但是到现在，剧团的长期规划，却还没有决定。
建议演员剧团可以独立
根据“日出”和“家”的演出，巴鸿算了一笔账“过去我们有180位演员，加上行政人员、行政开支，一个月要支付30500元，现在还有60多位演员，加上行政人员、行政开支、舞台工作人员等，每月要支付13790元，其中有许多工作人员可以精简。我们今年起四个月演出了‘日出’与‘家’两出戏，共演了约100场，收入却有60000元。除去演出费约15000元，平均每月的收入有11250元。如果我们精简人员、节省开支，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增加演出场数，收入是可以逐渐得到平衡的。”过去浪费了国家很多钱，又浪费了人力，现在节省了国家很多钱，又使演员们获得了实践锻炼的机会，还可以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巴鸿提出:“目前这种形式上有领导而实质上无领导的情况应该迅速改变。演员剧团应该独立也可以独立，至于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关系，则可采取订立合同的办法，也可以不影响影片生产。”只有这样，演员们的光芒才能发射出来。巴鸿的提议，得到了演员们的一致赞同。
演员们的意见是一次、两次、三次的提过了，他们说这次是不是可以使官僚主义者清醒了还很难说。他们希望文化部的整风运动，能够真正彻底展开。
现在担任剧团副团长的杜粹远最后在会上发言说:“电影局没有把演员放在应有的地位，大家希望剧团有个好领导，但电影局领导却至今还没有决心来改变我们剧团的情况。”
但是我们的国家真能允许电影局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长期存在下去吗？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