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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帮助,要信任,要放手——在河南日报编辑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河南 钱继扬
1957.05.16


(钱继扬:《奔流》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自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文学创作是趋向繁荣的。全国如此,河南也如此。就“奔流”所发表的作品来说,题材范围扩大了,表现手法多样化了,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较前有所改进,文学的水平有了提高。这主要是作者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鼓舞下作了一番努力,是反对教条主义、摆脱清规戒律、解放生产力的初步的成就。

但是,不能认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经够了。就“百花齐放”来说,作品的题材、样式、风格还是不够多样化,作品的质量还是不够高。就“百家争鸣”来说,出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很少,文章的质量一般也不高。为了繁荣文学事业,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必须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不同题材、样式、风格的作品,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并力求提高这些作品和文章的质量。

现在,人们都关心刊物的编辑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刊物的编辑工作直接关系着“放”和“鸣”。作为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者,我觉得编辑部应该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创作力量,包括老作家、新作家以及青年文学工作者,发掘他们的潜力,让大家都来创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刊物的丰富的稿源,并使刊物能在量中求质,经常发表优秀的作品。其次,我觉得教条主义的影响还应该进一步清除,编辑部要按照文学艺术的特点来进行工作。在创作上,要反对一般化,提倡多样化,根据作者的不同的条件,组织不同题材、样式、风格的作品,自由竞赛;在理论批评工作上,要反对简单化的粗暴的批评,提倡实事求是的说理的批评,自由讨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事业向更高的水平不断发展。第三是提高编辑部的业务水平的问题,在大“放”大“鸣”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对于各种不同题材、样式、风格的作品,编辑需要有一定的欣赏能力,然后才能给予正确的处理;对于不同意见的文章,编辑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然后才能给予正确的处理。假如没有一定的业务水平,在处理稿件时就会缩手缩脚,甚至造成错误,给文学事业带来损失。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编辑固然负有重大的责任,但也需要作者和有关领导上的帮助与支持。我认为,作者对编辑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写出不同题材、样式、风格的优秀的作品以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有价值的文章,供刊物发表。读者总是希望读到好作品和好文章,但好作品和好文章又总来得不易,编辑就得常处在读者和作者的这个矛盾中。高明的编辑,善于很好地统一这个矛盾,既满足了读者又满足了作者;但也有些编辑,由于思想、作风和业务能力等方面存在问题,对作者作了不尽合理的要求,因此使编辑和作者间的关系处得不好。自然,也有由于作者不接受编辑的合理的要求,因此把关系弄坏了的。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问题应该解决。

编辑工作不好做,但是我们过去从领导上得到的帮助却很少。人们常常谈到编辑的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如何如何,当然这些问题应该解决,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帮助编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使能开阔胸襟,活跃思想,根据人民的需要,在工作中发挥创造性。过去,领导上对编辑是既信任不够又帮助不够,使得编辑顾虑重重,光怕犯错误,虽然错误不是经常犯,但是工作也没有得到有力的开展,这种损失是不易看得出来的。今后,在大“放”大“鸣”的情况下,顾虑重重是做不好工作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放”香花,但是香花与毒草并非那么容易辨别,为了怕“放”毒草,就有可能使香花也“放”不出来。编辑可以大胆一些,心中有底固然好,心中没底也没有关系,可以“放”出去让广大读者来鉴别。不过,编辑的大胆决定于领导的放手,刊物“放”了毒草,可以发表批评文章,帮助读者辨明是非,倒不必一定要编辑部检讨。我做了几年编辑工作,实在检讨怕了,何况比检讨更可怕的还有那种无形的精神压力——怀疑、歧视等等。总之,我认为领导应该放手,应该信任编辑,同时也要帮助编辑。这种帮助,倒不一定在于具体过问编辑工作,重要的是如上面所谈的:帮助编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我想,刊物应该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刊物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件事的本身就说明刊物站在党的立场上,但是如何更好地贯彻这个方针,这涉及党如何更好地领导刊物,希望领导上能加以考虑。

最后,对《河南日报》有两点意见:(1)希望报纸大力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报纸过去发表了一些泛泛谈论这个方针的文章,现在应该接触实际问题,把锋芒对准障碍这个方针的贯彻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2)希望报纸就文学上的某些问题发表争论文章。过去,报纸发起过关于“三挑战”“一个离婚案件”的讨论,可能是问题抓得不大好,结果讨论情况也不好。


 (《河南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