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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
中国民主建国会 章乃器
1957.05.20
（章乃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
工商业家在听了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之后，反映说：像毛主席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尽管说得那样直截了当，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反之，像前些时某些教条主义者所说的，尽管说得很委婉，却很难使人从思想上接受。
工商业家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回溯一下：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的概念是什么?那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这种概念，他们是在“五反”斗争中学习得到的，因此，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无比深刻的。
1956年初发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高潮，工商业家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反而欢迎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人民是最讲是非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正确的行动表示欢迎；中共中央而且进一步肯定工商业家是国家的财富，要求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奋斗。
这样，很自然地，在工商业家的心目中，他们在“五反”斗争中所理解到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反了。他们说：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难道它还会不革命以至反革命?难道它还会重施“五毒”?
教条主义者的缺点就是笼统，就是不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不愿意深入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他们在那以后继续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这对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的方针，不能不起到严重的反作用!
工商业家问：“为什么还是一个两面性？”“改造七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经大多数改造成为劳动农民了，何以作为盟友的我们仍然还是两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
教条主义者的理由是：工商业家容易骄傲自满；仍然给他们戴上这顶两面性的帽子，对改造有利。
这说明了，教条主义者是惯用“压服”的方法的。当然，教条主义本来也只能“压服”人，而绝不能“说服”人。大家知道，“压服”的效果至多也只能做到“口服心不服”。从思想教育的意义来说，这是无效的。这与我们年来在学习方面所采取的“轻松愉快”的方针和整风运动当中所采取的“和风细雨”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教条主义者离开时代真太远了!
毛主席所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结合着一系列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质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工商业家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
的确，毛主席的说法，工商业家是可以心悦诚服地接受的。这具体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教条主义的方法所得到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不“神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也绝不“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神化”和“魔化”，是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做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有无比强大的说服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神秘的东西，因而不自觉地堕落到唯心主义的泥淖里去，因而完全没有说服力。
(二)
这会不会混淆阶级界限、动摇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呢?一点也不会。
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对于一个反动的阶级，唯一的办法是作为敌人来对待，而绝不可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看到，只要这两个阶级的区别稍微再扩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由落后变成了“半反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很危险了!
中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经历了由朋友变成敌人，再由敌人变成朋友——民族资产阶级终于接受了工人阶级领导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本来是存在着再变成敌人，即变成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危机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密切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加以灵活的运用，经过了“五反”斗争的考验，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巩固了。以后，又经历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转化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危机，就完全消逝了。
必须指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情形就会完全两样!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
“五反”斗争的考验是什么呢?“五反”斗争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但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会造反；全部“五毒”资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违法的问题，而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它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来，作为一个爱国的阶级，就很难设想会在今天造反。眼看到祖国前途的光芒万丈，它应该是更加爱国，怎会造反?“工商业家可以爱国，但绝不会爱社会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交出了它的生产资料；作为一个阶级，它已经处于基本消灭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从而消灭自己的阶级，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定论了。应该是教条主义者深刻检讨自己的时候了。
(三)
那么，难道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就没有阶级本质的区别?
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是不剥削以至反剥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区别是显著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对立物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不意味着矛盾的双方不能相互转化。教条主义者连我们祖先不断告诉我们的“化敌为友”的教训都忘记了。他们死啃“存在决定意识”的法则，然而是“鼠目寸光”，看得很小很近，而且不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他们只看见“小存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没有看见“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团结与繁荣。他们也没有理解到，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已经早在国家机关的管理和职工群众的监督之下了，已经不在决定意识的时候发生重大作用了。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党和政府对工商业家坚持伟大的与人为善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进一步全面安排他们的工作，并且付给他们定息。人是本能地要走活路的，人总是有感情的；除了特权阶级以外，绝大多数人而且是讲道理的。因此，实际上是工商业家比教条主义者还先走了一步，看清楚了自己的前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就等于自己阶级的最后消灭。这正是因为，这两个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四)
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善于分析的，他们机械地把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了。
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一旦资产阶级放弃剥削了，这个阶级也就死亡了。从资产阶级的生命史来说，剥削的本质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
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如果有的话，那也只能是算命先生排八字排出来的。教条主义者向算命先生拜了老师，硬说资本家的改造是阶级本质或者阶级本能的改变，这就不能不在新国家成立已近八年的今天，仍然高谈“脱胎换骨”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阶级向两极分化的过程中，每天都会有资本家破了产，投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在旧中国，这种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难道能够说，这许多投入工人阶级的资本家的阶级特性也是“至死方休”的吗?如果说，只有今天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阶级特性才是“至死方休”的，因而必须“脱胎换骨”；那就等于说，他们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以至旧中国的资本家都不如了；也等于说，我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反而把人改坏了!这是多么危险的取消主义呀!
民族资本家的改造当然是比较困难的，但绝不应过分强调困难到了本质的改造、从而必须在改造已近八年仍然需要“脱胎换骨”的地步。这样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正是阻碍了人们的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
(五)
民族资本家的阶级特性——主要的是两面性，仍然是属于思想习惯的范畴。最严重的情况，也只能用“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两句话来形容。这都绝不是什么先天的、本质的，而只能是后天的、习染的。“阶级的烙印”也只能盖在“皮肤”上，而绝不会盖到“骨子”里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是后天的习染，毛病也只会愈染愈深，说它是本性是可以的。为要说得动人一些，以“脱胎换骨”为比喻，也是可以的。但在我们的社会里，特别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今天，问题的性质就根本不同。“脱胎换骨”的比喻已经不符合“轻松愉快”、“和风细雨”的精神了。必须正确认识，我们目前正处在人们的阶级特性逐步消灭，大伙子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中。在今天还要片面强调阶级特性，而不同时指出人类共同本性这一个伟大的目标，显然是错误的。脱离实际地过分强调阶级矛盾，也是不适宜的。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很符合实际的两句话。教条主义者尽管也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从来也不曾结合实际去思考。“形势比人还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特别在资本主义上升的阶段，不少工人都想当资本家；甚至在社会阶级已经向两极分化的阶段，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培养贵族工人的诡计，仍然可以吸引许多工人的向往。这正是为什么英、美等国有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然而在贵族工人的控制之下，竟还不能革命。当然，正如人老了总要死亡一样，资本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但革命已经推迟了，却是事实。反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是光荣的，工人阶级处于领导的地位，有无比光明的前途，资本家也会想当工人。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教条主义者偏要故弄玄虚，借以吓人。
(六)
教条主义者一贯低估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应该看到，八年来，他们经常处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饱经了斗争火熖的洗礼，这对于他们的教育和锻炼是十分深刻的。这种火熖移转到了某些教条主义的官僚面前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温室中的暖气，成为教条主义官僚们的享受。正因如此，民族资本家进步了，教条主义官僚们反而落后了。
教条主义者片面夸大民族资本家消极的一面，甚至把目前在自由市场中投机倒把的罪行也加在他们的头上。教条主义者不加分析把民族资产阶级——以新兴工业家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市侩分子混同起来了!
应该肯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的、发展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积极潜力可以发挥；消极的一面是次要的、萎缩的，而主要的消极表现是自卑和畏缩。目前对工商业家的思想教育，应该是充分消除他们的自卑感，大力启发他们的积极性，而且还要为他们设置发挥积极性的条件。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为社会主义革命谋利益，才能算得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玩弄革命词句、不计较革命利益的教条主义者，是无论如何都算不得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
在发挥积极性的同时，克服了自卑感难免会带来了一些自大，而且也难免会有一些不满的情绪，总起来就可能表现为骄傲自满。这在工商业家方面，为了搞好同公方和职工群众的关系，是需要经常警惕，加以克服的。但在进行思想教育的领导方面，却不应该动辄以“骄傲自满”的大帽子压人，阻碍了他们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应该想到，积极而带来了一些骄傲，总比消极好，甚至也比“半积极”而带来一些虚伪好。
我完全相信，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运动，工商业家的积极性将会得到空前的提高。把矛盾摆出来而不是把矛盾掩盖起来，肯定是有利于矛盾的解决的。
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毛主席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精神，继续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深入的分析，具体掌握它在解放以后八年中间的发展过程和今后的动态。这对于克服教条主义将是一服有效的良药。做好这一工作，不仅大大有利于对工商业家的继续改造，而且还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