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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奔星: 协调党群关系的几点意见
南京大学教授 吴奔星
1957.05.21

高等学校的党与知识分子之间其所以产生距离，我觉得有这么几种原因：

第一、少数党员具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具体表现在他们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似乎都在代表党、代表毛主席，体现党的领导作用。自然，在工作中党群关系的确意味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一种等级鲜明的关系，这是没有人否认的；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一般的人与人的来往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少数党的领导人员经常把这两种关系混淆了，以为自己任何时、地都是党的化身，一举一动甚至一个表情都应该具有原则性思想性似的，装出一付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这种样子引起群众的忧虑，深恐接近了他，一言不慎，就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就得罪了党。为了避免这种“原则性”的“政治”错误，也就不敢主动的争取跟这些党员接近。今后要调整党群关系，我希望这些党员应该分清楚人与人的关系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正好像分清楚两种矛盾的性质一样。我并不反对他们处处代表党，做为一个党员能够处处代表党，总是好事；不过，我希望他们像文学上的正面的典型人物一样，能通过个性来表现共性，不要像没有个性的“类型”，任何时、地都散发一种教条主义的气息，变成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并非把共产党员打扮得铁面无情的化妆品。只有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才是最能接近群众的人。如果少数党员，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在工作中严肃认真；在生活中和蔼可亲，群众是愿意向他们学习的。我希望党组织应向党员和群众进行教育，在日常生活中，群众跟个别党员的关系不协调，不等于跟党有距离；跟个别党员有意见，不等于就是反党。这样才能消除群众的顾虑。

第二、少数党的领导人员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几年之间跟教师们亲切交谈的时候很少，甚至没有。他们对教师们的教学成绩和学术水平，缺少实事求是的直接的深入的了解，只依靠极少数积极分子的间接的汇报。汇报经常走样，从而使得他们对某些教师的成就也就经常加以歪曲。这种“道听途说”的领导作风是造成党与知识分子的隔阂的原因之一。党员原来也是群众，一经入党，就脱离群众，甚至打击和损害群众。有些群众认为这种行为是“忘本”，正好像某些群众忘记了新社会是怎么来的也是忘本一样。

在高等学校中的官僚主义，就是由于少数党的领导人员严重地脱离群众产生的，他们只依靠少数，忽视了多数，于是形成一种偏听、偏信、偏爱、偏袒的宗派主义的偏向。少数党的领导干部经常被少数积极分子所包围，经常处在被蒙蔽的状态中。于是在肃反运动中，在教师升等升级的工作中，在工资改革的工作中，在选拔进修人员和先进工作者的工作中，在留助教的工作中都不能实事求是的做得使群众心服口服。听说有一个高等学校，有教师二三百人，却由领导上挂一块红牌，公告某人为先进工作者，即将出席全国先进工作者会议。群众大吃一惊，平常并没有听说他的什么先进事迹，也看不见他有什么著作，忽然从天而降，出现一个先进工作者，其他数百人都变成了落后分子。这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作法，非常令人寒心，不能不说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我认为从数百人中指定一个先进工作者，无形中否定了和歪曲了党和政府七八年来对广大群众的教育和改造。高等学校应不应片面地指定先进工作者，应不应给高级知识分子排队（先进最少，中间最多，落后的次之）都是值得我们的党考虑的。去年的工资改革工作，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原则是多劳多得。谁的教学成果和科学研究有成绩就级数高，结果几乎放弃了这些原则。对某些人的升级升等简直是送人情。高等学校的教师应不应分等，前六级的名额应不应这么大，都值得从新加以研究。

第三、少数党的领导干部不从发展上全面地估计知识分子的变化与进步，也是造成党群隔阂的原因之一。他们总是觉得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来的，必然带着不少旧社会污秽，却忽视了党和政府七八年来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教育与改造的客观事实，忽视了这些知识分子追求进步争取自我改造的主观努力。他们怀疑知识分子的历史，怀疑知识分子的品质，跟知识分子一接近，就害怕钻空子；有些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对党的忠诚，就怀疑他们是“两面派”。养成一种不尊师重道习惯。少数党员学生不尊重非党老师。少数党员干部不尊重非党同志，少数党员领导不尊重教师在教学领域和科学研究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不及时的肯定他们的成绩；某些教师课堂教学比较生动，得到学生欢迎，而少数党的领导干部虽然从不听课，却污蔑这位老师油腔滑调，故意打击他的威信。听见某一个教师的著作受了粗暴的批评，不但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帮助，反而奔相走告，幸灾乐祸，予以歧视和冷遇。他们简直忘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时代推动进步的武器，忘记了只有死人才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对待一些曾经做过挂名的国民党党员或者曾经在国民党的机关学校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少数党员更是利用各种运动，强迫他们招认国民党的组织领导是怎样的，国民党员的小组生活是怎样的，各级的负责人员是谁；答不上来，就认为是不忠诚老实。他们把共产党的一套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硬套国民党，以为国民党也像今天的共产党这样健全，过高的估计了国民党的结果，就加深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罪过。他们只是片面地看到知识分子从旧社会来，只是片面地看到坏的一面，很少调查研究，了解某些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斗争历史。据我所知，有些知识份子曾经参加过大革命，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过民主运动，曾经挨过国民党特务的棍棒与驱逐，曾经写过不少进步诗文……，但是这一切很少引起少数党的领导干部的重视。他们忘记了广大的知识分子七八年来思想上的带有本质的变化，只从现象上看问题，唯唯诺诺的就是有“德”，好干部；喜欢提意见的就是缺“德”，坏分子。前者可以吸收入党，后者却徘徊于党的门墙之外。有些知识分子说：“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被怀疑为共产党；到了今天又被怀疑为国民党。有生之年，非入党之日。只有临死时遗嘱子孙呈请党中央追认我为共产党员了。”这话虽然幽默，却是含泪的微笑，极其沉痛的。也有些知识分子说：“别看我组织上没有入党，但是我思想上已经入党。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相信人类终有一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我虽不是党员，也已锻炼了七八年，应该算是老干部了。尽管不尊重我，我自认是没有党证的布尔什维克。”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阿Q精神，实际上却是一种豪迈的主人翁的思想感情的流露。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并非少数，希望能引起少数党的领导干部的注意，因势利导，给他们以培养，而不是给他们以讽刺。

党群之间有隔阂和距离，除了这些来自党员方面的原因外，群众方面也应该平分责任。有一些知识分子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就骄傲自满，不参加理论学习，看不起理论教员，影响所及，使得学校中政治空气稀薄；也有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一套，觉得党员不懂业务，不能够领导他们。也有少数知识分子放弃对自己改造的信心，以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自己不过是普通材料，从普通材料变成特殊材料，那是一个十万八千里的过程，既非孙悟空，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于是消极情绪占了支配的地位。群众的缺点是很多的。诚如一些同志所说，墙和沟是大家造成的，应该大家来推倒，片面地要求党员也是不对的。

党号召我们大胆放、大胆鸣，我感到很兴奋。我们指出少数党员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丝毫无损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恰恰相反，这正表现党的自强不息与大公无私。有些人说，这次放、鸣是党收集“整”知识份子的材料，今天的肆言无忌，是将来的痛苦的根源。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对党的政策认识不够，甚至是对党的政策的歪曲。

来源： 原载1957年5月2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