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中国缺乏法制”
北京师范大学 武兆发
1957.05.22

(武兆发：生物系一级教授、系主任)

在5月22日第一次动物教研组会上的发言

关于党的整风消息，在半年前就听到了，但想不出怎样整法；过去关于延安整风和斯大林在世时苏联的整党，也多少听说过，但仍想得不多。

现在党提出整风的办法应该和风细雨，这在群众中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怀疑为什么过去一些运动都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而现在要整自己则是和风细雨呢？另一种是认为过去的那种方法有偏差，所以改用和风细雨。我个人同意第二种看法，觉得以大张旗鼓来对待人民内部确实有缺点。但尽管有些人——从上级干部到基层干部一直把几次运动说得很辉煌，很少提到缺点，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任何事情都是“嵌合体”，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过去运动中对一些人造成的损失和错误在三、五年内是弥补不过来的。如我系的鹿怀宝教授当时是以高级特务的罪名被停职的。这种罪名是否确实呢？在我看来鹿怀宝先生在解放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当然旧知识分子的历史是要复杂些，至于这一点，年轻人是不了解的，他们对年纪大的人要求过高，然而对待自己就不是这样了。相反的年纪大的人担当任务时更认真负责，像过去那样对待知识分子，会把一个人毁掉，如果说鹿先生目前在系中还有些作用的话，我相信这决不是过去运动所起的作用。固然，肃反运动比三反运动好得多，但也有严重缺点，如对待王凯华的问题，王凯华是不是反革命？肯定不是。然而当时我们是把她当作一个反革命分子对待的。以后问题查清了就把她调到别校，一走了之，真是可惜可痛！经过运动许多年轻力壮的中年人衰老了，病了，有的死了，这些事情，年轻的党团干部是不会体会到的。这里，我要提鹿先生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结论，学校党应该负责，做错了就应该纠正错误。

光明日报登载的各地群众的反映，所提出的意见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这就是党严重的脱离群众。党员爱国群众也是爱国的，然而从反映中看来由部长到十五级以上的党外干部都认为自己是牌位，是傀儡，这是很危险的。试问，这对于我们的建设有何好处？具体反映到系中也是如此，过去老有人说“上面领导是正确的，到地方领导就出偏差了”，但为什么地方干部都犯同样错误呢？由此可见这是比地方干部更高一级机关的的错误结果。党群间的墙必须拆掉，首先要求党员来拆。我认为墙形成的原因是：党员有优越感，认为只有党员爱国，不相信群众爱国，另外对群众不了解就乱怀疑人，团结是双方面的，否则就不能达到团结。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有组织的领导集团，但现在党已变成统治集团（在别的会上听到的）。由于官僚主义严重，把自己的意图强加在别人身上，这样作法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应该看到群众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老共产党员以为天下真正的团结，应该看到群众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老共产党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出来的，“我在革命中吃过苦，现在该我有权”。这也反映在一般党员的身上有优越感。处理党员和非党员的事情上（包括错误）都是不平等的，党员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可以调一调地方再升一级，非党员干部可就不同了，这里要问“没有群众，革命胜利如何获得？”

在抗战时搞统一战线曾骂国民党一党专政，然而今天又把各民主党派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民主党派在工作中能起什么作用呢？起的是木偶作用。结合我们学校也是一样，过去系里一切由谁决定的？如留苏，进修，留助教，教授的去留等等，说是由人事科决定，其实连系主任都不知道，都是由几个年轻党员决定的。可以不客气的说，这些年轻党员在业务上是没有条件决定的，然而在高等教育机关竟然这样。

今天空谈要学生尊师是不可能的，要尊师恐怕得等十年以后，因为目前的学生都知道老师是在地上打过滚的，党员们责备高级知识分子有作客思想没有主人翁感，一位教授这样反映：“没有当主人，怎么会有主人翁感呢？”这是确实的，不过，我个人倒不管这些，还是有话就说。

现在大学中教学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尊师不够，对目前“六亲不认”这一点我也是有意见的，并且也很伤心。过去我有一个学生，我对待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三反时他在文化部高级干部四千人的大会上控诉我，说我派了四个贪污犯打进国家机关，这简直是血口喷人，我几次寻死未遂，原来他被关了三个月，寻死过三次，被逼迫出来对我控诉，并且事先在文化部还进行过排演的录音，一得自由就翻了案，为这个他又被关了六个月。不进行调查研究，就让年轻人来压老年人是不合情理的，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感情，老实说，现在我对学生的感情比以前差多了，人人都说“成绩是党的，荣誉是党的”，那么错误也应该由党来担负，错了就应该纠正。对待民主党派该让它有一定的地位，不应使人感到自己是牌位，是傀儡。今天是整党的风，不是只整个别党员的风，因此我把大的方面也提出来。

不可否认，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前进，人民给毛主席拍手不是假的，我们知道党和毛主席是为人民的，共产党在中国是个占绝对优势的政党，是个大党，即使对别的党派放宽一些，也不会被篡夺的，这一点可以不用害怕。

关于教育部偏差问题，高教部领导人员由于不懂业务，就不能在具体问题上作分析，单凭不切合实际的、教条式的、非真正的“马列主义”来领导高等教育成吗？他们如何领导呢？在没有办法和包办的情况下只好依靠教条，因此也就出来了偏差，所以说领导思想正确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吸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单靠包办是不行的。

中国缺乏法制：在三反时有的被拷打逼供，这是什么行为？简直是国民党的特务行为。固然在三反时还未制定宪法，这些可以不必深究，但在宪法制定之后的肃反运动中出现大量侵犯人的自由的情形，这不是犯法吗？在系里工作中，党代替行政是不合理的。我们国家在外交事务上是以国家行政的名义，用党的名义是无效的，在系里也应该这样，党的意图可以通过在行政工作中的党员来贯彻。党和行政的关系：不能包办，不能代替！有职者，有权有责！否则就不能真正的合作，学校里应该有学校的规章，教师有教师的规章，学生有学生的规章。现在是什么都要进行思想动员，结果是卖力大效果小。

法制是总的，规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制定一套法律应该吸取以前的所有的好的东西，不制定法制规章，一切事情是无法评理的。

青年是可贵的，然而也不应该一脚踢开老年人，年轻人虽然活泼有为，但也容易冲动冒进，在一些方面青年应该多向老年人学习，最后建议党：随谈随做，不要成为清谈家！（原载“师大教学”124期）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