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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问题 三点建议
山东大学 李威周
1957.05.24
(李威周：山东大学历史系助教)
首先强调说明，并非忽略党委和领导的成绩，本文的目的在于开门见山地批评缺点，帮助整风除“三害”。
(一)山大民主生活不够
我校有人常说：民主不出党外，民主不下讲(师)助(教)。说不出和不下是偏激之词，说党外和讲助以下的人(不包括“积极分子”)享受民主生活少些，应是事实。
民主生活不够和三大主义是互为因果的，这纵容了一部分人，苦了群众。拿我来说，我在本校读书时，曾被一些“积极分子”诬为“职业学生”。这黑锅我一直背了好几年，其间，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上课来下课去，什么事也不愿问津。至今我也不十分清楚流言究竟来自何方。我作助教以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但有许多有关我切身利益的事，都很少征求我的意见。我好像一个小兵，卧倒、起立、起立、卧倒，全听候命令。因为自卑像个没娘的孩子，有意见也不愿提，对整体和个人都有损失。
(二)偏听偏信，影响党群关系
哪些人最善于在领导面前娓娓动听？哪些人指手画脚地老想教训改造别人？哪些人常常在背后拨弄是非？哪些人老想踩着别人往上爬？是一部分“积极分子”，是一部分巧言令色、灵魂虚伪的人！而这些人几年以来却往往受到领导的信任。好多耿直的老老实实的人，几年以来所以穿过一些小鞋，吃过一些苦头，与这些人有密切关连。
党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以辩证唯物论为世界观的。党应该能够比较公允地鉴别每个干部的爱国热情和私人利欲。把这些人的爱国心和个人名利地位等欲念分放到认识的天平的两头衡量一下，不难发现是非真相。可惜山大的党委和领导没这样，他们往往偏听偏信了这样的虚伪的外在的“积极分子”，而错待了好多好人。
(三)毕业生分配有缺点
大学毕业是一件大喜事。毕业生谁不怀着一颗雀跃的心要走到祖国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祖国确实有许多岗位在等待着我们。这样的好事情，五三年分配时却弄的好多同学满肚子意见。为什么？光怪同学思想落后吗？恐怕不一定恰当。我们总觉得有一点官僚主义和宗派气息。举三个例子：一、领导上一次没征求我的意见，当许多人特别是华大的部分同学已得到“侧面消息”时，我仍被蒙在鼓里。我按照组长指定的日期来听“侧面消息”那一天，碰了一鼻子灰。政治辅导员说：“反正你不在青岛，你准备行李就是了！”后来我提出意见，并对同学表示如果太不公平我要上告，情况才有了变化。二、甲同学家在青岛，有母妻儿女，愿留在本市，教中学也好，却把他分到北京医学院去作助教，结果，他因业务能力和别的什么原因(起初我和他分在一起，后我被调回山大，详情不太清楚)，五五年又被调到天津教中学去了，弄得情绪很坏。三、乙同学家在北京，业务也不比甲同学坏，要求去北京，北京也需要人，却把他分到青岛的一个业余中学去教初中数学。我不否认乙同学的思想落后一些，但非反革命。为什么这样分配呢？这符合国家的干部政策吗？
五四年以后好多了，不过仍有缺点。不敢道听途说，举一亲身感觉的事为例：不久前，历史系的施秀玉同志到世界史教研组对陈同燮教授说四年级同学即将分配工作，请提些意见。陈先生说他是一年前教过他们的，李威周刚教过他们，比较熟悉，可以问问他，当时我就在旁边，施同志连个招呼都没打，扭身就走了。我不怪她当场给我不下台，她恐怕是按上级指示办事的，缺点在于经验少。不过话说回来，她如果有经验，当时虚伪地征求我一下意见反倒更没意思了。这事我对党委和领导有意见，过去分配毕业生不征求教师的意见，今年改进了一步，遗憾的又是这样的办法！辩证地看问题，根据山大领导的一贯作风，恐怕征求老教师的意见也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四)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山大的缺点之一。这里边凝结着三大主义的成分。教职员评级评薪时征求意见是形式，迁校问题的讨论是形式，连提倡科学研究也流于形式。例如今年的科学讨论，提出的论文多则多矣，可惜争鸣不起来，有的论文没有争鸣意义，有的讨论会召开时只有几位首长莅席，竟很少参加讨论的！为什么提出这么多无法展开讨论的论文呢？恐怕是形式，说的厉害一点怕是有些粉饰吧。关于这，校刊在报导时确有报喜不报忧，夸大失实的地方。
在全校来说，今年提出的论文很多，但世界史教研组却一篇世界史论文也没提出，只有许思园教授提出了一篇〈论中国诗〉。我不是说许先生怎样，我一直佩服许先生学识渊博。我是觉得这件事本身便是一个有力的讽刺。领导上难道没有感到奇怪？
还有，教研组常常要填一些教研科发下来的表格，恐怕多属纸张浪费。例如世界史教研组教师少，去年评级评薪前我已被批准指导学年论文。大概这种工作多少能影响薪级，评级评薪到了定局时，教研科的一位同志来教研组问陈先生我是否指导论文，我们起码已填过两次表格，教研科有案可查，为什么不知道呢？丢了？忘了？这已经不仅仅是形式主义，而且叫我们看到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尾巴了。
(五)有始无终，轻诺寡信
只举两个例子：前年山大学报征得我的同意，由三位校长署名给了我一份聘书，聘我作《山大学报》的秘书。至今两年多了，并未叫我走马上任，连提也没再提这件事。是肃反的影响？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有什么影响？是计划变了？为什么不交代一声？百思莫解，只好名之曰：有始无终，莫明其妙！
另，去年评级评薪时，大家意见很多。我已经填了助教升讲师的备案表，还贴了像片，不但没被提升，薪金却被定为十一级。事后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都和我谈过话(当然代表领导的意见)，劝我千万不要闹情绪影响工作(这满可不必，我们哪能那么没出息，为了没升级和每月少拿20元就影响工作！)，又说57年4月一定可以提升，薪金也可以一并提为九级。除非不撕日历，现在确实已经5月底了，为什么关于我们升级的事又没了下文？是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欺骗了我们？是我们的德才和工作更坏了？是计划变了？是增产节约把我们约掉了？是忙着整风忘了？应该有个交代才对。一个热爱祖国和社会主义的青年，谁也不会为个人的地位待遇斤斤计较。过去我们计较过，现在却以计较这些琐事为耻了。不过，我们要以此为例提出批评，为什么有好多事都这样有始无终、轻诺寡信？
(六)为什么搓背搓破了皮不给治疗？
肃反时我不是被斗的重点，而是被搓了两次背的人。搓者似乎稍稍狠了一些，给我搓破了皮。党的领导和小组主席倒没说我是反革命分子，总结也没给我扣上这样的帽子。可是有两个“积极分子”在小组会上公然指我为“反革命分子”。肃反过去很久了，许是因为没给我下反革命的结论，所以党委没向我说明什么，这两位随便骂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同志也没对我说明什么。我被搓破的伤犹在，党并没给我治疗。肃反总结是作过了，党委大度包容，总揽一切，但究竟能否令人口服心服，我有怀疑，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创伤还容易平复，老年人就差一些。为了消除付作用，为了今后全校的真正团结，应该赶快把平反工作作好，千万不要满足于现有的措施。
(七)三反、肃反运动中有违犯宪法的地方
谁也不能否认三反和肃反运动的成绩，但不可讳言我校在这两大运动中有过一些违犯宪法的地方。我不必提姓名，打人的、搜人的、被打的、被搜的，绝大多数仍在本校。副作用极大，这应该由党委负责，还是应该由当事人负责？
我的主要意见就是这一些。我对以上问题，我愿提出三点建议：
一、党应该也必须领导教学研究，党委不能退出学校，山大过去问题这么多，是三大主义的危害。为把学校办的更好，为清除和限制“三害”，我赞成建立有党领导的，也能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民主办校制(具体办法不在这里讨论)。
二、不但在本校，在全国范围内都应加强法制。解放前，谁上台谁就骑着老百姓的脖子屙屎，根本无所谓法制。现在人民有了自己的宪法，只是还不习惯于争取宪法上规定的民主权力，这和国家干部法制观念不强是互为因果的。今后应加强对国家干部的法制教育，深入地长期地在群众中间宣传宪法，让干部知所警戒戒，让群众能监督国家干部。
三、在每次大的运动中，人们的头脑都容易发热。一发热就难以掌握运动的发展规律，就容易迷失方向趋于偏激。这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运动，既无经典可查，又无历史经验可据，脑袋发热更容易出偏差。建议党委和领导在大家群起提意见时，能虚心接受，叫大家继续鸣放，用肃反时绝不放过一条材料的认真精神，整理、分析和研究群众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希望给党委和领导提意见的同志也不要脑袋发热，讲些带刺儿的话。谁能无过？我们过去吃过刺儿的苦头，深知对团结没有好处，应引为教训，不要旧的矛盾未解决，又额外制造出一些新的纠纷来！(根据5月24日在党委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