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1957年整风期间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右派言论摘录
清华大学 徐璋本 北京大学 陈振汉 中国人民大学 李景汉 陈新桂等
1957.05.25
一、取消用马列主义做为指导思想
二、污蔑经典著作，企图复僻资产阶级经济学
三、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混淆发展马克恩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
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五、反对农业合作化
六、反对统购统销
七、反对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1．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2．“定息不是剥削”
3．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及其他赎买主张
八、1956年是“全部冒进”
九、对我国经济建设和财经领导同志的污蔑
十、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
十一、反对计划化
十二、攻击按劳分配原则
十三、破坏工农联盟，叫嚣人民生活苦
一、取消用马列主义做为指导思想
徐璋本说，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他说，任何矛盾都和前一代的矛盾以及当代的指导思想有关系。马列主义学说是一回事，但要把一切都以此为根据，就会限制了自己。
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摘自“徐璋本在清华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载195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二、污蔑经典著作，企图复僻资产阶级经济学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问题：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或者注释训诂，甚至连手民排校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都）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精神实质”。……可是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其大，不能洞烛几微，只能预见趋势，不能先卜年月时地，十月革命爆发于工业落后的俄罗斯不就是显例吗？可是我们从未有人怀疑马克思和列宁都是著作等身，而且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版于身后，又怎能保其每字每句都是珠玉呢？然而在我们这里多少年来又有谁敢公开提出关于“绝对贫困论”的怀疑？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山、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一次稿（原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特别是一个国家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能留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方案。因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山、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一次稿（原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李仲平（7）说：“资本论只是对国际资产阶级而言，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不适合”他并且极力宣扬“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完全不相同”。
（摘自1957年7月26日“光明日报”）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8），便是批判地吸收和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这方面的最好的典范。马克思和列宁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有了很大发展。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二次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接受问题：虽然现在有人提出开放唯心主义的说法，事实上一般的了解是为了更有效的批判。在经济学界我们也已开始做了一点介绍资产阶级重要经济学说象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工作，也只是为了了解和批判，而没有人提出来从这些东西里面是否也能吸取一些有用的概念或分析方法呢？例如凯恩斯的“乘数论”只是一种数字概念，是否也可以用来分析我们的投资效果的呢？又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常用的“边际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否也有它的用处呢？特别是象统计学这样的一门方法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但现在我们资产阶级统计学里面的许多方法概念，象选择理论，常态曲綫，时间数列，和相关系数等等，我们感觉可以同样应用来分析我们社会经济现象的，但被一概摒诸统计领域之外，而我们所学所教的统计成为除了加减乘除与简单平均数以外，毫无其他内容，因之极端枯燥简单和贫乏的东西，是否是我们过分夸大了有此学问的阶级性甚至对有些东西（不懂）并不了解也没有接触但要是资产阶级的便是草木皆兵之感而碰一切学问在未加接触之前就有“草木皆兵”之感而一笔抹杀呢？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一次稿（原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三、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混淆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
不仅思想内容和概念方法方面如此，即是在阐述说明问题的体例形式我们也不能加以丝毫变动。例如现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讲授大纲，完全是抄袭资本论的体例，而且一般还认为这一部分是整个全部政治经济学里面体例最完整的部分，但是我们经常感觉这样一种从完全抽象商品二重性的概念开始的体例是和我们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相反颠倒的，事实上对于教师和学生这开宗明义第一章无异是当头闷棍，有的人甚至就此终生被这一关挡住在政治经济科学的门外。然而直到今天又有谁会想到变动一下我们教科书中资本主义部分的体例呢？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一次稿（原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现在的风气是奉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为金科玉律，只能照本转述背诵，或者笺注训诂。我们认为这样的风气是不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作为共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实事求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泥古不化本身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解释或理论总结，不一定适用于另一段历史时期。例如货币的购买力（价值）是否必须以黄金的价值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是否不断下降，产业预备军的百分比是否必然扩大，这些问题都可以根据现实情形重新研究……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二次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由于我们的国家经济机构对于经济科学工作的漠视，〔使得经济科学工作〕也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科学在我国原来的基础薄弱，使得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科学工作基本上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对于教条主义在经济学界泛滥的严重情况，于光远同志早在1954年就曾经敲起了警钟，他说：我们现在的文章里面百分之五十是带有引号的引文，百分之四十是不带引号的引文，剩下百分之十是作者自己的话，虽然难免不是错误，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还是弥足珍贵的。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一次稿（原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间的界限问题：由于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看成了僵化的文字，我们也惯于对任何不同于经典著作文字的说法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但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停止在〕及马克思列宁之身而止，而是在继续发展和丰富中的。因此究竟怎样才算发展，怎样又是修正主义的泥淖，在概念上容易划分界限，到了具体问题往往易于混淆。结果，为了省事，为了安全，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这样可怕的名声，谁也不愿多惹是非，这就堵住了经济科学上的任何创造性发展的可能而助长教条主义的气焰。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一次稿（原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陈新桂说，无产阶级专政已有四十年的历史，就实践过程来检验，其必要性优越性的成绩的一面是肯定的，但也有缺点的一面。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产生了斯大林后期的错误，以及拉科西的错误，并使他们的错误长期没有得到纠正。这都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制度有问题。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主要涵义是共产党领导、指导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实际上是同义异语。无产阶级只能通过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专政。党在执行共国家领导和政治统治时，主要是党员起核心作用，再是依靠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在苏联是职工会、合作社、青年团，在中国还有民主党派、工商联等。这些群众组织，经典作家称为“杠杆”、“引带”（传导带）。陈新桂认为这一专政形式和过程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列宁在“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五种任务中，共第四种是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改造旧知识分子，使用阶级斗争形式。这点于中国民主同盟有关。在苏联实践中除利用旧知识分子，并大力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即工农出身的专家。我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采用阶级斗争形式，如李景汉所谓“尽力屈打成招”，报上揭露的各大学派青年教师、留学生专注重政治条件，就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而论，这是必然之势。
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平常说法是对敌人专政、对人民民主。这说法在理论上事实上均不全面。无论列宁、斯大林论无产阶级专政时，都是除镇压剥削者、抵御外国侵犯外，其职能还须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教工作。进行时只有通过党和党员及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党首先信任党员，党员首先信任党员或团员，再次信任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这是势所固然，理所必然的。因而没有宗派主义和由之而滋长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倒是难以想像的。党员不产生“党天下”思想，也是难以想像的。
陈新桂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执政党联系全国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是被使用的工具，全是被动的，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要改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弱点、阴暗面，只有使依靠的环节发挥应有的主观能动性，想出个使党不可能或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补救办法。
（摘自1957年6月11日“北京日报”）
两种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我认识本质区别只在所有制，有人认为需要加上政治制度，这也是对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说，可以有多种形式，除此以外，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党专政，党说了就算，就今天说，党领导这个专政是必要的，但也不等于党专政，还不能就今天的情况作出结论说将来都需要一党执政。这就为时过早，因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革命，将来他们是否要由共产党执政，把全部权力交给共产党，这就不一定对。象波兰，和统一工人党同时存在的还有农民党，它的影响权力很大，比我们的民主同盟要大，随着将来革命形势的发展，会出现许多新的形式，如两党制等未尝不可，采用什么形式，应由人民决定。我们现在就应当将权力交给人民。
（摘自“经济系学生张祖文1957年6月27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41页）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事业的领导力量。在国家事务中不仅不能取消党的领导，而且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然而从解放以来党的领导从形式上、表面上看来是加强了，但实际上是日益削弱，而且有失去领导作用的危险。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才能使党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摘自张百生、黄振旅：“社会主义的新课题”。载1957年6月10日“沈阳日报）
他认为“现今一切按照党员而不是按工人阶级意志办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化，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在掌握了经济力量和政权的条件下，实行党委制或者首长（党员）独断，冲淡了群众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使群众很难制约社会的一切活动。党员紧紧把握住生产物资条件。社会的主人实质上是党员而不是人民大众。应该是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权应属于人民。”“工人管理工厂现在只是形式，因为党委的领导使企业活动上表现为党员的领导。少数人的权力过大，而且有很大偏见，群众监督和制约力量又慢又少又不及时，而且容易造成超出思想和政治领导具有一切特权。”因此他主张“党政应分离，分部门，要各部门的行家去做，可以考虑工人管理工厂、教授冶校（非党员）。”“废除党委制，一长制不会产生以党代政。以一长制代替党委制，领导者（不论党员非党员）进行领导工作不一定非得按党委的决议办事不可，否则就会产生以党代政，章伯钧等人也应按自己的意见办事。”
（摘自胡仁生：“‘实力哲学’和他对‘三害’产生根源的看法”。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71页）
几天的活动（指整风时的右派进攻。——编者。）我得出下列结论：
1．必须推翻现有制度，代替以更新的社会，但决不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
2．必须消灭党，永远消灭党！这是事情成功的根源，也是事情失败的根源。当组织力量反对现实时，需要党，当新的社会已产生，需要人民自己来做。
3．必须从理论上证明这是真理，真理的解释世界，合理的创造世界。
（摘自“哲学系学生李德日记摘要”。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 224页）
五、反对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组织起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出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上，中央一声号响，全国90％以上的农户就在一年之内都参加了农业合作社，而且很多是“高级社”。这是冒进了。教育农民是个严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基础，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我们认为应当从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使之稳健地成长起来。至于说农民都有加入合作社的要求，是自由参加的，其实是大多数农民怕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去年农业增产，不能完全归功于合作化，主要的是党的信贷政策发挥了作用，假如把这贷给集体农民的二十二亿人民币贷给小农，可能还会收到更大的效果。去年的合作化运动，可以说是大美中的不足。我们认为对于条件不够的合作社，如果农民又有解散它的要求，应当允许，并且应当允许小量土地自由买卖。
（摘自张百生、黄振旅：”社会主义的新课题”，载1957年6月10日“沈阳日报”）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农业合作化太快了！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你不要听书本上说如何好，讲的很漂亮，可是并不符合实际。知识分子一天吃饱没事，坐在那里摇头摆尾地说什么合作化优越呀？其实他们是不了解实情的。”
我们有些人一谈农民生活，就和过去比。我们假如在国民党时代，农民一天只吃一粒大米今天农民能吃到两粒了，看来生活是提高了一倍，可是农民仍饿着肚子啊。因此，这样大吹大擂地宣传农民生活提高一倍，又有什么用呢？
有人说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是毛主席深入农村调查根据全国广大农民要求而制定的。我承认毛主席到农村去过，可是他去的是什么样的农村？你们想想，毛主席要到农村去，还不到一个最好的、最富裕的合作社去吗？从这种合作社了解的情况，当然是合作化好了。可是这样能代表全国吗？再者说，农民从来也没见过毛主席，一见到毛主席就高兴的不得了，因此当毛主席问他们合作化好不好的的时候，谁还不说好呢？所以毛主席根据这些调查而写成的“合作化问题”一书，就不能代表全国农民的意见。过去我对毛主席的著作，十分佩服。可是这次“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我可不……。
农民生活苦的问题。首先感到农民苦并不是个别情况。哭声，李向春等揭发的材料是对的。李向春讲的是事实，但有的不妥当，讲共产党肥头大耳是不对的。。在农民生活座谈会上来自东南、东北、西北、江南、山东、山西、内蒙古各地的同学，他们反映大多数农民都是吃不饱的，还有饿死人的。我家在苏豫鲁皖交界处，接到的信总喊吃不饱，农民一个月只有32斤粮，我们中灶一个月吃31斤，大灶36斤。家中来信讲：“社会主义好，要吃西菜、鱼肉”，现在农民可真吃了“稀”饭了，吃上“榆”肉了（指一种树叶）。老百姓对干部很不满意。他们天天烧香咒骂干部早点死。粮食统购统销不是购余粮是购粮，并且是强迫命令的。说农民自愿卖粮是瞎话，这比从前还不如。上面很好，下面乱搞，农民上吊的，跳井的都有，农民的生活太苦了，“政治上根本没有什么权利，没有民主。农民这样苦，久而久之就会发生农民大起义的。选举只是给统战人物安排的，叫群众选那一定是不行的，下面的一些干部党员因为唯命选举，民主空气非常差，现在各村中讲毛主席还好，说共产党就不高兴，因为那些党员太不好了，要不是热爱毛主席，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有些人迷信报纸上的百分比，但实际生活并不如此，为什么数目字天天增加而实际的农民生活却是苦的呢？平时去参观的地方都是典型的农庄，中国是解放了，但农民的生活还没有改善，还没有民主权利，合作化的好处说得很多，优点一二三四……，合作化的好处在理论上是对的，但要到农村去看看，不要只卖弄空洞的理论，否则农民会打你的。合作化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走的快了。首先，农民的觉悟不高，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私有观念很重；其次，干部培养得不成熟。会说的是教授、助教。农村干部既不会说，也不会作，只会强迫命令；第三，技术条件不成熟，还没有大机器。应当先搞典型示范，保证提高生产量。那农民才会羡慕，才会参加合作社。毛主席以前的著作很好，感情上也很一致，是实事求是的。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却不好，我消化不了，这个文件是脱离实际的，这篇文章抓不住我的心。这是因为毛主席过去在山沟里与农民同甘共苦。现在到了北京，只听报喜不报忧的干部的汇报，因此是脱离实际的。生活改善的是有，但这是代表少数人的，全国有几个三户贫农办社呢？毛主席不是要把合作化推进得这么快，在高潮序言中指出过这个问题。说农民入社是高兴的那不现实，基本上是强迫命令参加的。
农民生活与城市工人、与将军元帅比较那是非常苦的。毛主席不是完全听汇报的，毛主席去过农村，但到乡下以后毛主席是不自由的，干部会对毛主席讲“某某地方政治情况复杂”，所以他只参观一些好的农村。总之，我是不相信百分比的，合作化是太快了，农民生活太苦了，不改善农民生活是太对不起人了！
（摘自“历史系学生单思良的反动言论摘录”，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13页）
六、反对统购统销
过去这个村子很少养猪，平时吃的肉大多从外边运进来。最近几年才开始提倡，应当说是有成绩的，现在已经有二百多只，每户平均三分之一只。养猪的困难，除了这地方缺乏经验外，主要也是饲料问题。猪比羊兔吃得要考究些，多少要些调味的米糠，这一项就很不够。我在上面已说到过，原本是有条件可以利用砻谷机把砻糠碾成细末，加上一点米糠，就能成为猪食的佳品，但是由于农业社和砻谷厂的矛盾，砻糠都当燃料烧了，我看见了真心痛。清规戒律之为害有如是也！去年农业社曾为养猪户留出饲料地，但是这里的土地太珍贵，留下的地上长出的东西不去喂猪，而给人自己吃了，猪当然争不过人。结果今年连饲料也收回去了。这也怪不得社员们没有纪律。想在土地上打主意，看来是打不通的了。
（摘自费孝通：“重访江村”，载“新观察”，1957年第11期）
社会主义取消了剥削，为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开辟了更远大的可能。要实现这种可能，还是要积累，而且要此资本主义更多更快的积累。这种积累要依靠劳动者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积累下来的财富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在社会主义的早期也必然要出现强烈的积累要求，不是资本主义早期那些少数企业家，而是广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不但是积极的生产者，而且是会做人家的俭朴的消费者。没有这样的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的积累怎样能实现出来呢？没有积累，生产力又怎样提得高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弦弓这个村子里所发生的粮食紧张，尽管可以说是局部的，短期的，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索了。
（摘自费孝通：“重访江村”〔其二〕，载“新观察”，1957年第12期）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虽则夸大一些，但还是反映了一些现实的。全国农民每个人平均一年的收入在60元左右，苏州专区平均是78.6元（家庭副业和小的经济作物不算在内），这个村子里农业社去年集体收入的分配每人平均是82元，加上家庭副业和家属寄回来的钱，总的平均收入，我们估计在一百元左右，单就这些数字来看，这个村子还要喊穷，实在难于令人相信了。
粮食是不是不够呢？这几年农业一直是增产的，上面已经说过，去年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是559斤，虽则不能说很高，但是绝不能说低了。那么是不是留得少了？也不然。去年每人平均分到谷子547斤（其中有小部分是麦子和豆子），合米380多斤。应当说是够吃的。
当然，够吃不够吃的标准原不是简单的。我们小小工作组里就有一位小伙子，他比我多吃三倍，和他计算一下，一天至少要吃两斤。如果放手让他尽量吃，还可以超过这个数目。用这个标准计算当然不太合理，但也可以说明如果大家放手吃起来，即使380多斤加一倍，一个人在一年里也满可以吃得完。
吃多少米才够，一方面是营养问题，一方面也是习惯问题。习惯不同，各地认为足够的标准多少可以有些相差。因此，我们请了几位老乡一起来评，依他们多年的实践，怎样才算吃够了。我们得到的数字是男全劳动力一人一月50斤（这个数目似乎高一些，那是因为在做重活时，吃得多些，平时没有这样多），女半劳动力35斤，十岁以下儿童20斤，婴儿不算。一家开火，老少可以搭配。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儿童，每月是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人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这样看来，即以当地公认标准来说，现在留下的粮食应当是够的，但是也应当说，要满足这样的标准，并不宽裕；必须精打细算，按劳动的需要来调剂，才不致出问题，特别是搭配了少量豆麦，而这地方原来没有把豆麦当主食的习惯，吃起豆麦来就不知道饥饱。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可以看得到，这个村子粮食会不会紧张，将决定于农民怎样吃法了。如果心中有数，把紧了吃，粮食就不致于紧张，如果放松些，很容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闹饥荒了。放得愈松，闹得也一定愈早，愈凶。
一个地方人民的习惯是多年在具体情况里养成的。算算过去的帐就可以看得出上面这些数字大致是不错的。比如说21年前每个人平均两亩土地，每亩350斤谷子，四口之家共得2,800斤，除去四分之一被剥削的部分，再合米，大约就是1,500斤。当时我在这村子里调查时，一般都说这个村里所出产的粮食只够口粮，其他要靠副业收入。这种说法和我们的计算也合得上。多年来在这个水平上生活，对粮食必须抓紧，量入为出，一跨出这条界线就会跌入高利贷的圈套。在这种历史条件里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般说比其他地方似乎高一些，但是不能说他们原来就是心中无数，吃多少算多少的。
当这个村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按照习惯来定口粮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注意守得住这个习惯。这个关口守不住，问题也注定免不了的。果真，出了毛病了。
（摘自费孝通：“重访江村”〔其二〕，载“新观察”，1957年第12期）
七、反对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中央说要赎买到底，不会是半赎买半没收。但事实上，赎买代价出实际等于没收私方剥削的大半。在企业合营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帐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工业、商业管理部门在企业合营时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私方的股金。这些部门进行上述工作时，都说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这两种工作也都是在工人监督下进行的。可是两个“实事求是”，两次监督，却使全国私营企业财产由四十五亿元成为合营后的股金二十二亿元。
（摘自“荣子正1957年5月30日在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地方工业部和财贸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载1957年5月31日“天津日报”）
八、1956年是“全面冒进”
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摘自“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载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今天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精神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而物质生活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冒进。结果：
a．除主要大城市外，全国中心城市都衰退了。
b．农业生产相对减产了。
（摘自“法律系学生陈丘民关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际问题的荒谬言论（节录）”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36页）
九、对我国经济建设和财经领导同志的污蔑
业务部门过去在国家经济建设战綫上具有重大的功绩，但也不可否认，过去有许多工作是在摸索着前进的，在摸索中间发生过大小不同的缺点或程度不一的偏差。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也有不少是可以根据已知的经济规律或科学知识事先防止的。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的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经济规律。连这样的规律还要从亲身经验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经政策就未免过于忽视既有的经济知识了。又听说有的财经领导同志认为根据需要发行货币，如通过发放农货及收购农产品来发行货币，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这种说法，若懂得经济规律就不会模糊的。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二次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实践显然和经济科学理论是脱节的，目前的经济科学并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事实上，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掉教条的搬运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也还不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由于这种情况许多经济学家们思想上，也反映着一些自卑的消沉的情绪，认为自己搞的这一行科学低人一等，有人甚至还唱起“经济学无用论”的调子。这不能不说在当前经济科学方面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的。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一次稿（原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我们国家在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基本上是在摸索着前进的，……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无可讳言，多半是从摸索着前进的，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即是（试验错误）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由此，我们的工作中并非没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也并非不出偏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也因为如此，虽然总的说起来，我们这些年来国家经济建设突飞猛进，获得了灿烂的成就，虽然错了就改，偏了就纠，而因此造成的损失却是影响不小。
（摘自陈振汉、徐毓枬、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第一次稿（原稿），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
十、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
何公敢还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说什么“我国资金少，人材缺乏，要用最大利润鼓励资本家开办工厂”。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何公敢将我们造鹰厦铁路和秦始皇造万里长城相比，把修建鹰厦铁路说成强加于人民的苦役。
（摘自“何公敢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载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沈履君（9）说：“革命时期需要党，和平建设时期就不需要党了。”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一定要由党来领导，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工业化照样发展的很快。”
（摘自1957年7月21日“解放日报”）
工业化对苏联是适合的，但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毛主席在“再论”中还肯定要学习苏联工业化这一条，可见对这件事的认识还是不深刻的。
波、匈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发生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困难，波匈事件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群众思想觉悟不高，这是粉饰我国的太平，掩盖事件的真正原因。
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提高不是在生产的基础上，而是由于土改、民主改革的结果。这种情况限制了人民劳动上、政治上的积极性。须要迅速提高，如果只注意工业化的长远利益，而不注意目前的利益就要犯错误。
工业和农业应当并重，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看，都忽视了农业。“工业国”的口号是不适当的，而应当是“工业、农业国”。片面“工业国”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如果中国成为工业国就必然须要一个农业国来与他配合。
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投资为5∶1。这样，1953年、1954年，农业根本没发展，而工业增加百分之几十。这样，农业合作化不可能巩固。如果不进行技术改革，起码有30—40％的合作社要垮台。在搞合作化时，我们用毛主席的17条向农民许了许多愿，实际满不是那么回事。
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片面发展工业，这是很不聪明的。
农村剩余劳动应当去开荒。现在，将拖拉机生产速度降低，这是错误，要大力发展技术，农业投资绝不能减少。开荒是比节育更积极的办法。
轻重工业比例为1：8，后改为1：7，造成了目前轻重工业的失调，生产和消费的失调，如纸张供应不上，棉布供应不上，许多消费品涨价，这是反常的现象。
今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打起来也用不着大量的钢铁，只要用原子能就行，所以国防上也用不着那么多投资。
重工业积累资金比轻工业慢得多，并且轻工业有了投资就能开工，就能吸引广大工人。
因此，轻工业比重要提高，重工业要降低。
当然，生产资料的生产应当优先增长，但马克思并没有解决轻重工业化比例问题。
我国用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了两条工业化的道路，对苏联的道路全盘肯定，对资本主义的全部否定，我们应当采取第三条工业化的道路。“再论”上说：“苏联工业化的道路是普遍适用的”，这不一定对。我们不和苏联一样，就是否定之否定，这样才能进步，如果只想学苏联，那就是赖汉。
（摘自“新闻系学生潘俊民1957年6月7、8日在两次班会上的发言”，载“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37页）
十一、反对计划化
雷天觉（10）说：“资本主义经济，供销有价值法测自动调节，社会主义经济是手动调节，自动比手动好，手动一有毛病就坏。”又说：“社主主义生活好比洗淋浴，不是太热就是太冷，非常缺乏自动调节。”
雷天觉又说：“华尔街的势力这样大，是因为有一个证券交易所，交易所的活动起了一个客观价值的作用，价钱自定，用客观的方法决定价值”。
（摘自马纪孔、薛政修、郭子诚：“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对计划经济的诬蔑”，载“计划经济”，1957年10期）
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今天我们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由于管理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光了，……
（摘自“沈志远1957年5月16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宜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载1957年5月17日“解放日报”）
经济文化建设的集中计划产生主观主义。集中计划不了解情况，脱离实际，计划下去以后，对不对也不许批评。
（摘自“曹达夫1957年7月8日在出版社小组会上交代问题的重点摘录”，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22页）
十二、攻击按劳分配原则
工资问题也是目前一大矛盾，应该迅速进行工资制度的彻底改革，按德、才确定其基本工资，外加工龄津贴与职位津贴。如此则工资方面的基本问题可一劳永逸了。
（摘自张百生、黄振旅：“社会主义的新课题”，载1957年6月10日“沈阳日报”）
1．在工资标准上，目前表现的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德分配，按“宗派主义”分配。因为工资是由党、团、工会进行评定的，这些负责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分配必然是宗派主义的。
2．有些老干部无才，但凭资格可以多拿工资，这是“缺德”。这些人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半剥削者”，是“超经济的掠夺”（据他说这是教研室一些同志的说法，他感到十分恰当）。
3．分配上的宗派主义，使全民的劳动成果被少数宗派所占用，再加上政治上的干涉，使全民所有制发展成为宗派所有，少数集团所有，这就会引起公有制的变化，使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变化。最后被奴役、被压迫者就不能不以对抗的形式来解决。
4．说目前国家干部的分配原则是“德、资、才”，这三个比重怎样，是否取消？要同学们考虑。
（摘自“章奇顺在新闻系讲课时发所表的反动言论”，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34页）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听人家谈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式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但是，今天我们最常看到的译法和最常听到的说法却简单多了，那就是“按劳取酬”。
从字面上看，这两个公式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似乎它们之间有其长处和短处。
首先，“按劳取酬”，那么没有劳动力或丧失劳动机会的人怎么办呢？比如说老人、孺子、病人、残废、灾民、失业者等等，这些人不是没有劳动能力，就是没有劳动机会，但是他们都会有生存的权利。所以，从这点看来，前一个公式是比较完善的，因为它强调了各尽所能。
说到这里，我顺便插句闲话：听说农业合作化之后，有些农村青年竟遗弃了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父母，理由是“按劳取酬”；还听说在工资改革之后，有些人嫌自己的级别太低，因而采取所谓“按酬付劳”的办法——消极怠工。
根据这些，我更感到有必要把“各尽所能”这句话重新拿出来，并且加以广泛地宣传，使它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其次，我看第一个公式中的后半截又不如第二个公式好。因为它只是标明了“各取所值”，而值者，仅仅表明了劳动生产物的抽象的量而已。究竟这种抽象的量（这些值）是米面还是油盐，它却不能解决，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存在，劳动生产物的分配一般并不是直接从使用价值（实物）的分配开始，而是从价值（主要是货弊）的分配开始，人们要想真正得到自己征求的消费品，必须通过买卖。所以，在这时，买卖才能解决使用价值的分配问题。
说到这里，我再顺便插一句闲话：听说在农村有个别地方，由于粮食统购过紧，留给农民的口粮不够，这时各户农民虽然按照劳动的质和量取得了应得的价值，但却没有得到应得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对于人民的生活来说却最具有实际意义。
根据这点，我又想到，前一个公式的后半截也有缺点。
似乎这样去表述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式最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 | （摘自叶华实（王亘坚）：“推敲公式”，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33页） |
按劳付酬不过是一个响亮口号，解放后仍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今天社会主义按劳付酬原则，现在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至少在今天来讲，还停留在理论上。现在的工资等级制度不仅没有按劳付酬，相反造成争待遇、争级别。在旧社会要想改善生活，至少对小资产阶级来讲，通过自己的劳动，还是有可能得到改善生活的。
解放以后，还是产生贫富的两极分化现象，拿工资改革来讲，原则上说一般的不动，但是，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却增加的很多。结果物价上涨了，不同的一般干部相反工资降低了，这样，就造成一小部分人越来越高。绝大部分人越来越贫。
（摘自中国青年报资料研究室编“右派言论汇集”，第一集，第53页）
八年同共产党接触中，深深体会共产党善变。因为：（1）共产党遇事能灵活运用，犯错误能迅速改，这是好的。（2）共产党顾私利害，不守信用，去年为提高人民生活，改善工资，说工资改革是提高人民生活的具体措施，今年为了多积几个钱，而提高物价。工资提高指数和物价提高指数比较一下如何？我不得而知，据我体会，加薪后反而亏空，我觉得这是实际工资降低，这一点社会科学家可以分析。
（摘自葛佩琦1957年6月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38页）
十三、破坏工农联盟，叫嚣人民生活苦
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这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党的政策犯了错误。猪肉那里去了呢？被干部们吃光了。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人民就要反对他们。日本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欢迎，1945年抗战胜利时，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肤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摘自葛佩琦1957年6月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34—35页）
1．强调工农业之间剪刀差，说农民生活苦、劳动强度大，但收入少得很。工业产值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的劳动，这意味着工人剥削了农民。不能全记在工人的帐上。
2．说我们缺乏对人的关怀，农民苦，没粮食吃，拿人奶喂猪；劳动强度厉害，把人当牲畜，如叫瞎子推磨。
3．他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否正常？粮食的统购统销、合作化的速度、农民产品的价格、工农知识分子之间的分配关系，都是值得考虑的，要同学们大量揭露其中的问题。
4．他认为工农之间矛盾大，说前些日子有人提出农民生活苦；工农生活水平相差太远，这的确是无法掩盖的矛盾。但“人民日报”和谭震林都写文章，作调查报告，借以证明农民生活提高很快，工农矛盾并不大，当然，这是企图缓和一下。如果说问题真的不大，还写文章干什么？
（摘自“章奇顺在新闻系讲课时所发表的反动言论”，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35页）
人民生活水平平均都不高，这是与国民经济计划中消费与积累的比例的不恰当是有直接关系的，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为1∶5。
人民中最苦的是农民，其次是干部、工人、教师（中等知识分子），最不合理的是高级军官及高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用了许多官方数字（大可怀疑）来说明农民生活不算苦，这都是人们戴了有色眼镜去调查来的。北京郊区、中原地区的农民，是农民中的上层分子，拿四川来说，30—40％的农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吃两顿白薯，我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用命令主义的办法执行了统购统销（这是政策本身的错误）。许多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官方消息从不报导这些，却在国际舞台上大喊什么“六亿人民”，其实六亿中有五亿过着这样痛苦的生活。
农民每个月每人不到三元钱，而报纸上却说每月有60—70元。
讲农民生活不要同解放前比，这是没有意思的。现在要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农民上缴达全部国民收入的50％。工人每周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8小时，而农民没有时间休息，每天起码干10小时，所以说农民比工人轻松这是毫无根据的。
农民创造财富少的原因：（1）工农业品剪刀差太大，（2）农业技术落后。
我们要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考虑过去一切理论，“小资产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目前可以考虑。
按劳取酬的法则是客观的，但不是自发的，政府可以控制它，实际上，按劳取酬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为什么要死拉住不放呢？
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主要之点，1949年后，共产党有忘本的倾向，其原因是由于死扣苏联的教条，甚至比这种教条更严重。
一切阶级社会都有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社会主义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他们的具体利益有矛盾，如：谁的生活先提高？提高得快？工人阶级大权在手，农民权力不大，工人就提高得快。
共产党片面地考虑了工人的利益，对农民照顾不够，农民又没有党。
工农的矛盾体现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党内党外的矛盾。
工人阶级有本身自发的经济要求，工人阶级不能等于马列主义，当工人阶级的弱点得到发展、而马列主义受到教条主义的歪曲时，工农的矛盾就尖锐起来。南、苏、波、匈的事实均表露了这一原理。
党有其具体利益。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党员与其他党员有着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经济成分，农民党员与农民同甘共苦。而其他党员中，一部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先天下之乐而乐，另一部分是等人家把天下打下来了，来个先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有各种特权。
工、农之间有着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可能根据其历史经验教训来解决工农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发展为农民暴动，因为工、农的长远利益一致，同时农民最有忍耐性，不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是不会暴动的。
应当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少利用农民的弱点（不会暴动，不会提意见。没有党）……。
高级知识分子薪金高，他们与工、农的差别应当降低，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第二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深刻的变化。波匈事件是在“八大”以后发生的，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八大”上制定的，因此，它的改进不彻底。五年计划规定生活水平提高25％（实际是10％），希望这个计划只是个草案，不要形式主义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样通过是极不负责任的。
（摘自新闻系学生潘俊民1957年6月7、8日两次班会上的发言”，载“社会主义思想教
育参考賫料选辑”，第四辑，第139—141页）
他把必要的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方法之一——适当的工农业产品差价，污蔑为“剥削”农民。他说：“工业产品价较高，农产品价较低，交换时农民吃亏”并说：“工人创造价值多，只不过是因为产品价格高造成的”，否认工人有比农民更高的生产率。他对工业化政策的另一攻击就是：农业投资太少，工业投资过大。他说“农业投资太少了”“共产党不听农民的话”“工业化解决不了农民生活苦，又说：中上工人生活太好了”。
（摘自“农业经济系学生王殿彪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53页）
解放几年来人民群众生活有很大改善，但是还有部分城市失业的人口和农村中地少人多的地区的人民，生活还未好转；虽然几年来未听说过饿死人，但由于营养不良而生病，又无钱医治而死亡的，也算是“饿死的边缘”。
（摘自“罗翼祥1957年6月5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冯白驹邀请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系统工作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上的发言”。载1957年6月6日“南方日报”）
国计民生问题：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当然首先要从内部积累资金，但过去偏重于国计方面，而对于民生即人民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照顾。解放7年来，人民生活的确大部分好转，然也有一部分没有好转（如城市失业者及贫民和人多田少而又没有副业的农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讳言。毛主席说，全国不许有饿死一个人，几年来究竟有没有饿死人呢？有些群众说：可以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何以见得呢？的确在城市乡村中是很少或没有看见过饿死人，但是因饿或营养不足而体弱，而生病，因病没钱医治而致死亡者，那就不免有吧！这算不算接近饿死边缘呢？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的政策，不是完全无可取之处。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不少人民和低级干部实有受到生活的威胁。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其他急躁冒进的事情，亦在所不免。
（摘自“罗翼群1957年6月5日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座谈会上的发言”。载1957年6月10日“南方日报”）
今年刘宾雁去湖南采访，在一篇通讯中这样写着“长沙以西，一个新奇的情象是城镇中无一闲人，男女老少都在干活，这是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维持生活。”
（摘自1957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下面谈谈中央的矛盾：一般群众都说党中央的政策是对的，就是下面错了。但从猪肉来说，有一个胡同12个猪肉铺变成了两个，有的十三个变成了三个，猪肉买不到，说生活提高不能服人。不是买猪肉人太多，而是养猪人太少。由猪肉问题转到物价问题，蔬菜比去年涨了600％，食品公司鸡死了卖熏鸡。老百姓都这样估计：物价上升50％，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个变戏法的说比国民党时候更苦，这不是辩证法，这是古希腊辩术。
（摘自“王德周1957年5月16日在工业经济系党外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44页）
在这里先给民盟提几点意见，盟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市委盖白磁砖大楼，老百姓买豆腐在排很长队，买了走一段路，豆腐就碎了。豆腐质量低了，汽车是数量又多、质量又好。两个老百姓坐电车，走到北京饭店门口时，一人说“那末多汽车，要是豆腐就好了！”另—人回答道：“豆腐？豆腐都换了汽车了！”军阀时代还有豆腐！群众在八年中也毕业了，就是不敢说，怕打击。
（摘自“王德周1957年5月16日在工业经济系党外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四辑，第42页）
注释
*本文发表同时，还发表了陈振汉等参加讨论的文章，已略去。——编者。
（1）“列宁论劳动生产率”，人民出版社版，第123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页。
（3）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42—43页。
（4）如果考虑到一部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动用，以及投资中的一部分是为改建旧厂矿之用的，那么这一数字似乎偏高。但另一方面，计算职工所配备的技术总量的增长，只能用一个工作班的人数来除投资总数，而我们在计算时，并未把做两班的工作人员删除，因而这一数字又似乎偏低。在没有得到有关资料来作出适当修正之前，我们暂且采用这一数字。
（5）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版，第734页。
（6）苏联的面积，比我们约大2.3倍，但人口只为我们的三分之一，这是我们两国的国情基本上不同之点。
（7）李仲平系原四川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重庆市工商陪副主任。
（8）此句前原有一段“如何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一般认为，开放唯心主义只是为更有效的批判。经济学界（原为‘在经济学界，我们’）已开始做了一点介绍资产阶级重要经济学说像凯恩斯学说的工作，其目的似乎也只是为了了解和批判还没有人提出批判地（此三字是后加的）吸收问题。”
（9）沈履君采原华东纺织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究助教。
（10）雷天觉系原第一机械工作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特级工程师。
来源：《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1958·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