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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经注我”的谈话
光明日报记者 文冰（潘文彬）
1957.04.20

这看来好像是一个杂文题目，不过记者写的不是杂文，而是一篇报道，一鳞半爪地记述从一些知识分子中间听来的意见——由“百家争鸣”这个话题引发出来的他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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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不久，记者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一位教授谈到学术文化方面的教条主义风气，他慨乎言之“六经注我之风太盛，充斥市廛”。他说，陆象山有言：“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这是古之六经注我派的理论根据和治学方法。而今之六经注我派是远远望不到这一步的。原因何在？在于今之六经注我派对“学苟知本”这个“本”字理解不同，把它看成是“本本主义”或“一本主义”甚至是“半本主义”的“本”了。他这番话的意思是指某些“獭祭”之作，即一半是引文，另一半是引文的翻版——也算是诠释，也算是发挥，总之是在引文中翻跟斗——的文章。他说，这样的文章，一方面是用引文证明自己的意见的正确，一方面是用自己的意见证明引文的正确，其实是什么也没有说明，抓着“引文”做文章而已。“好处”是文章后面拖着一条用六号字排的尾巴，注明引文的出处，以示作者博览群籍，“无一语无来历”。

几个月过去了。前几天，记者见到这位教授，谈及这段关于“六经注我”的旧话，他笑了。他说那也是一时的感兴之言，不过，这几个月来，这样的文章到底少见了。一则是作者不愿写也不敢写，二则是市场问题，不太受欢迎了。他谈及过去的情况。在旧知识分子中间，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教条”并不是一顶不好的帽子。那时候，有些先生听见人家称他为“教条”，是受宠若惊而私心窃喜的。因为自己以为到底有了一点点“马列”，受到重视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这也说明了知识分子诚心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希望自己的头脑中有点点“马列”。可是后来相习成风，加上一则稍许说了几句不合某些同志的预定意图的话，就有被批评为立场不稳的危险，二则自己也确实时时刻刻在担心自己的立场是不是稳。于是，有些人要说话，要写文章，只有一个保险办法：教条一番。有时候自己要参加论究一个什么问题，为着保险，便把经典著作搬出来，寻找一段切题的“引文”。找到了，才一块石头落地，安心了。这样便造成教条主义的风气。现在，谁也不愿戴这顶帽子了，从前那种“私心窃喜”的心情是没有了。可是，这并不等于教条主义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不存在了。在以往，在某些学术问题的论争上有过这样的事：论争的双方都各自从同一经典著作的不同地方，或是从同一权威作者的不同著作，引述一段话来论证自己的意见的正确，驳斥对方的意见的不正确。结果，把读者连同作者在内弄得糊里糊涂，好像是同一经典著作的作者或同一权威作者自己在驳斥自己。这是有意搬“教条”，不讳言“教条”时的情况。现在在有些学术问题的论争中，仍有着类似的情况，双方不涉及实际问题的内容，双方都搬出经典著作或权威著作中的某一段话，好像在实际问题上的意见的分歧，只是对这一段话的理解不同。争来争去，结果是一场空中大战。这是大家已经讳言“教条”不愿被指为“教条”，可是却不自觉地落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这次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听了毛主席对教条主义的批评，非常高兴，觉得在认识上又开了一次眼界。可是在高兴之中，又有一些惶恐。教条主义是唯心的。自己原本有着唯心思想，为着要批判自己的唯心思想，才去学“马列”，不料学来了一套“教条”，而教条主义又是唯心的，感到这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谁也不愿意来这么一个“否定之否定”。但是不愿意是一回事，而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又是一回事，不能由于不愿意它就会不存在。不少的人都感到自己头脑中多多少少有些教条主义思想。现在要从教条主义的绳子上解放下来，可是如何解放呢，从何着手呢？这是不少知识分子在思索的问题，在高兴之中的惶恐而又急焦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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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怎样批判和克服自己的头脑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

可是，记者在另外两位先生那里，听到他们谈到对教条主义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当时座上有人谈到——为什么人类在某一时期，文化会那么发达，那么光辉灿烂；而在另一时期却又那样暗淡无光，不但没有创造新的知识，连前人积蓄的文化宝库中的东西在他们手中也失去了光采。当时有一位先生说，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是不能论究这个问题的，要从概念上来探讨，那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不过”，他说，“要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教条主义是发展文化的最可怕的阻力。教条主义不但不能创造新的知识，前人的知识在他们手里会变得暗淡无光。”他的看法：人们头脑中的教条主义思想那还好办些，最可怕的是教条主义“面孔”。他说他和几位朋友谈过这个问题，有位朋友认为教条主义在有的知识分子说来是一对拐棍，有了这对拐棍还能将就着走两步，丢掉这对拐棍是一步也不能行了。现在的苦恼是靠这对拐棍走路要受到批评，丢开这对拐棍却又迈不开步。当时有另一位朋友笑着说，健康的人是决不愿意靠着一对拐棍来走路的，因为久而久之，会要变成残废。所以现在的办法是只有狠心丢掉这对拐棍，学习用脚走路，开始可能翻几个跟斗，终久就会学到独立行步。他引述了这段谈话后，依照他的看法，知识分子是在努力要丢掉这对拐棍的，可是必须给知识分子创造丢掉拐棍的条件，这中间最主要的是希望一些教条主义的“方面人物”能够改造过来。因为他们一向自认为唯一正确，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工作方法是要求大家亦步亦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论争，这与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合的，他们担心大家独立行步，岂不会各自纵横，天下大乱。于是，有的人是用眼色表示了不满，有的人便叫起来了。无论是用眼色或是叫起来，都会增重知识分子在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中的顾虑，阻碍知识分子丢拐锟，反对自己的头脑中的教条主义思想。

座中的另一位先生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不过他对这个问题作了有趣的分析。他说信仰唯物论与信仰宗教不同，信仰宗教靠虔诚的皈依，而信仰唯物论则靠认识，对具体的真理的认识。如果只是希望自己也同样要求人家重复前人的语言，而自己没有语言而且也不准人家有自己的语言，这样的“唯物论者”又有什么用处呢。靠教条主义的“脸孔”是不能使人信服做好工作的。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只是历史中的所谓“佳话”。半部论语是治不了天下的，赵普也决不至于只懂半部论语而且死扣这半部论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就是对教条主义同时也是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斗自己的，也斗人家的。因为“放”与“鸣”，是要求不要徒然去重复前人的语言，而要有自己的语言，这就要求学，要求思，要老老实实地学，要切切实实地思。这样一来，教条主义的市场自然就会缩小了。当然，大家诚心希望以后所谓教条主义的“脸孔”不会再出现了，就是再有，也没有什么关系。毛主席的讲话说得很明白，足以解除知识分子的顾虑。再要摆“脸孔”，是与中央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中央是不会允许的；而所谓“群众基础”也慢慢地会失去的。这样，“上下交征”，“脸孔”就会“危矣”。所以，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教条主义思想，也不必有惶恐的心理，对教条主义的“脸孔”也不必再有什么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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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记者去访问了一位高等学校的系主任，谈到这个问题，他拉长着声音说：“教条主义总是有的啰！顾虑也总是有的啰!”他谈到他最近见到一位在南方任教的朋友，那位朋友认为去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在江南地区看来，是报纸上说得多，实际上做得少；风是有一点点，但风力不大，不足以震荡原来的空气。他说起当地一个医学院的教授，由于讲课超出了教案的范围，结果受了很大的批评，这样，当然大家只好“发言如读报，讲课是念书”了。他希望听了这次毛主席的讲话后，能够“春风吹绿江南岸”。这位系主任的意见：过去教书，几个人用一个教案，不能逾越范围，这是过去的事。过去不这样作，也有困难。现在再这样作，便不对了。不能老拿过去的事来衡量现在的事。因为去年到底是去年，今年到底是今年。一切要看现在。各单位的领导人，应当了解知识分子的心情。知识分子是有顾虑的，这就应当帮助知识分子解除顾虑，丢掉教条主义思想。领导人对于有人说了不合己意的话，写了不合己意的文章，应当鼓舞大家讨论，特别是要尽量鼓舞这位说话或写文章的人尽量发表意见。当批评的自然要批评，但不要摆“脸孔”。如果稍不洽意，便表示不满，是会把人吓着的。而且还可能有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出来，那就更吓人了。这对“放”与“鸣”，对自己，对说话的人，对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都没有好处。因为说话的人以及还没有说话的人，包括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在内，并不是因为你正确而信服的，而是习惯于把你的意见当作“官方”意见了。“官方”，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名词，它是与我们的社会制度，与党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不过——”，这位系主任又补述了另外一方面的意见。他说各单位的领导人也有他的困难。不说话不行；说了话，大家又习惯于缄默，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可是不说话，说话也只是说说“完全同意”、“我没有意见”之类的话，这又怎么办？还有，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存在有教条主义思想，习惯于单纯地依靠自己的政治地位来领导工作，现在开展百家争鸣，他们认为他们的领导工作不好做了，认为“涝岁蛙鸣”，没有人听他们的话了。在思想上没有完全打通之前，他们是会有情绪的。人谁能保证没有“情绪”呢。这位系主任说，前一项是“事实上的困难”，后一项是“情绪上的困难”。知识分子应当看到这种情况，不要老是提旧事，“过去如何如何”，“不开放”，“我有顾虑我只好教条一番”。而应当以己之心度人，体会一下领导人的心情。有人要求各方面的领导人先从教条主义的绳子上解放下来，自己才能丢掉教条主义，这只是要求，事实上，恐怕是要上上下下大家伸出手来，从互助互爱出发，帮助自己，也帮助人家，才能跳出教条主义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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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教条主义——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别人的，都是抱着强烈的反感的。有些人谈到自己在过去写的有教条气味的文章，私心是有些难过的。不过，比较起来，对别人的所谓教条主义“脸孔”，反感更深一些。这恐怕也是人情之所难免。有一位先生说，他也知道，要反掉自己头脑中的教条主义，就不能单靠记忆而要靠思索，不能依赖别人的大脑而要认识自己也有一个大脑。他说，“马克思传”的作者弗·梅林说自己非常厌恶“粗暴的思想家”，“他们因为要毁谤可敬的伏尔太而说只有一本正经的可厌的文体才是可以容许的文体”。这位先生认为这种“粗暴的思想家”和不知道自己有大脑的懒汉至少是同样可怕。大家对教条主义的反感，应当说这是好现象。这正说明了知识界思想上的跃进。思想在斗争中，心情是不免会激动的。这里所记，前面说过，不过是就记者所闻的一鳞牛爪而已。(光明日报4月20日第1、2版)

来源：《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