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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科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学 陈振汉
1957.05.26

（陈振汉：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这是他在他所召集的第一次经济科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记录整理。）

过去学经济学还有点劲，不是这样自卑，比政治学有劲；与自然科学相比，虽然不是纯粹科学(Pure acience)，经济还实际一些，院系调整后感觉没有什么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一)与学问不相称，(二)即令作为一门纯粹学问也不象有什么科学价值的东西，教的不是我们从前了解的科学，科学总是说明因果关系的，而现在只是些Dictums(语录、金言)，有些东西没有接触，不懂。例如什么是规则、规律，规律应为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规律只是Stalin dictum(斯大林的金口玉言，斯大林的语录)，斯大林的话是主要内容，只是替大人物做些注解说明，作为一门学问似乎不象，至于教学，以综合大学为例，教为了什么？且不谈作为其他系科的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只谈本系的政治经济学，此专业人数很少，30—40人一班，在校学生150人左右，其他综合大学经济系也大概相似，与理科或其他文科比人少，培养目标为大学教员，科学研究理论工作干部，目前的科学研究徐(毓枬)说是概念游戏，似乎为文字游戏(Play of words)目前有此感觉。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许多组，政治经济学组，搞各种社会规律，还有其他组，也提不出一个方向来，据目前说对这一行，究竟这些工作究竟有多大意义。罗(志如)教国民经济计划，感触可能很多，究竟有多少实践意义，在现在制度情况下，经济学可有可无，可以说没有。政策的制订者国家计划委员会，除了他们的工作外是否还有经济学？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对他们有什么关系？陈云，李富春要一些材料也就是他们那些机关的材料，经济学家和经济科学是否还有这些东西？实际也不坏，解放后的财政经济搞得也不坏，很平稳，也没有用什么高等学校的经济学家，也许解放后，有这些旧为，有人因这种科学，因此要搞下去但究竟要不要搞？

另外，我们的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同，我们集中领导，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也简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自由竞争，谁也不晓得对方，有些东西复杂，如对外贸易和银行，因此有分析，为资本主义服务，为其国计民生服务。我们有计划有平衡不复杂，搞坏了没有多大关系，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物价生产变动影响那样大；我们不同，有些变动关系不大，物资少，顶多多排队。

过去旧大学的人，有些确有抱负想作些有用工作，这些人的积极性，不能发挥，这一行处处低人一等，这些人关系或许也不大，从党看，人数既不多，积极性未发挥影响也不多，财经方面的人未作适当安排，未开课的有2000多人，恐怕即令都使出来也不过如此，现在虽未使出来，也还做些翻译工作，可以研究，如果作用不大，是否可以取消经济专业，让这些人搞些翻译，整理国故是否更实事求是一些，我与费孝通不同，费孝通想恢复旧社会学。这些人搞些翻译，整理国故，不找这些人，专业也不必要。现在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是施的情况，我们不否认，究竟重要不重要应有一个说法。

每年增加二、三百人，只就数量说，如此，就质量说，每况愈下，能学理工农医的就不来学经济，剩下的才学经济，这样下去更没有劲头，和徐毓枬、罗志如谈过，对问题看法分析不同，但总的看法还相似，我们的看法还片面，业务部门或许有二种情况：(一)重要的，(二)直接接触业务的领导同志就表示出来，其中存在很大问题，因此请宁嘉风、谷春帆来谈谈，是否他们也有类似想法或完全不同的想法，想请计划委员会的人，但没有朋友，说得乱，请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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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四十年来，理论应用成绩不大，在历史经济史方面，除了列宁、斯大林全集外，还提出什么来供后世后代？很少，人数相当多，书、文章也不少，也不全是没有搞，这方面劳动还是不少，替这些人想好象是很悲惨的局面，四十年来到底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什么作用，只培养一些教学宣教人员，一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四十年的回忆不是欢欣鼓舞的。

罗森贝为一旧人，勒雅申柯也是一个旧人，功夫下得不少，至少还渊博(Sekoeanokin)。这些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物，四十年来划时代(monumentae)的东西少。

按教科书一套搞不下去。

计划委员会研究目标明确，但科学院与学校搞什么不清楚，可以取消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其他组，只留经济史及思想史。

经济科学的障碍物排队：(1)材料，(2)教条主义，其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一套东西，实践走在前面，掌握实际政策的人心目中有没有经济科学，有没有经济学家？如果问题要用科学原则、原理来解决，便可以相互发展，相互为因，相互为果。掌握实际政策的人如果认识有这样的必要，对他们工作有帮助，则资料便不成问题，也不会感到向他们要材料的人是负担。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