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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难免”（杂文）
武汉大学 邓福鹏
1957.04.21
（邓福鹏：武汉大学历史系）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9日和12月30日先后发表了蔚迟葵同志的〈说难免〉和柳小如同志的〈也说难免〉两篇杂文，表现了对待肃反干部在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宫僚主义错误和肃反善后工作上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由于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生活中，关于民主的争论和在“难免”之后“不免”者义愤的增长，因而有必要让我再来对“难免”论“啰嗦”一番。
蔚同志认为：某些肃反领导干部在结束运动时，确是“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一这同样是缺乏人道主义的表观。”（原载文汇报石渠同志语）蔚同志还认为：这种缺乏人道主义乃是和这些领导者的“粗枝大叶”、“安间得很”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为他们事前“早就预期着难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而他们在善后工作中的“草草了之”和对无辜的“不免”者毫不感到“疚心”，也正是这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高度表现而已。因此蔚同志在愤激之中，也就向“难免”论者推荐了老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希望他们从这里学到一些东西。
蔚同志的文章对“难免”的“偏激”和谴责，以及为“不免的同志鸣不平的思想”（这是柳同志赠给他的），是可以被我们理解和赞许的。我除了同意他的论点以外，还必须在下面对柳小如同志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辩护的“也说难免”，来一个“啰嗦”，又一个“啰嗦”！
“看来”，柳同志也承认过蔚同志的谴责，是“这番意思是好的”，但“可惜”和“令人遗憾的是”，柳同志在承认“是好的”的同时，却又不惜搬来了“客观的真实的难免之所在”的说教，搬来了党中央“不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政策，企图以此来把干部的错误，扮成“客观的”和合法的性质，从而为否定蔚迟葵同志的全部论点制造借口。至于如何恢复那些“受了不免之屈的同志”的政治前途呢？则对不起，在柳同志看来，原是“此中有什难事”？！原是“如此说来”，“都是在所难免的了”。
好一套经过“事非”又“知难”的说教！好一付“客观的”咀脸！
但是我还必须指出：在“难免”思想支配下所造成的肃反中的混乱和肃反善后工作“草草了之”的严重恶果。据我所知道的武大在1955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由于某些肃反干部为了制造肃反典型和高潮，仅在一个系里（同学组）就错斗了8个同学；（该系共斗过10同学）而且这些无辜的同学还遭到了和反革命分子一样的打骂、集中管制和长期剥夺政治权利的待迂；有些被错斗过的同学直到今年肃反总结时，还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被斗，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在“免”之列，因而在“不免了一番”之后，痛定思痛，落得只好自己关在寝室要痛哭了一场。像这些新中国的大学生的这种不幸的遭遇，难道柳小如同志也可用“人为的”、“臆构的”、“难免”，来一概加以抹杀么？！难道“如此说来，受了不免之屈的同志”，在“不免”了一番之后，还必须向肃反干部承认“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了”，承认这也是“客观的”必然法则么？！难道这些破坏法制和侵害公民的人身和政治自由，也能说是党中央的政策和合法的么？！难道这不应该引起我们对“难免”的痛恨而申张一下“不平之鸣”么？！
是的，柳同志并不敢完全抹杀真实，可能也看到这种悲剧的严重性，因而表面上也不得不承认“在肃反斗争中受到不免的同志”的“心有不平”，和“不平则鸣”，是“理所当然”；认为向“不免”者“虚心听取他们申屈，乃至向他们赔情道歉，这都是必要的应该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柳同志的“难免”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说教，实际上也就完全堵塞了“不免”者“申屈”和消除“委屈”的可能；事实上那些经过“不免了一番”之后而仍然生活在社会主义下的“活”的人们——特别是上述那些无辜的大学生们，又怎能满意于柳小如同志的这种偷偷摸摸的私人“道歉”和纸上奉承！
也许这种“客观的”“难免”论是由来很久了罢！鲁迅在他的华盖集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
死于敌手的锋刀，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这是我们伟大的文学革命导师和闯将，在30年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药”和“流弹”所发出的“悲苦”的革命战斗！“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毒药”和“流弹”，并没有由于全国的解放而澈底消减，反而由于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难免”论，又一次造成了“不免搜了自己人的腰包”的历史悲剧；而且更奇怪的是，这种“流弹”和“搜了自己人的腰包”的错误行为，居然也能得到像柳小如同志这样“客观的”“难免的”同情和支持！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居心？！我不知道这种调究竟是有利于谁的“团结”和“谅解”？
也许柳同志是为了领导威信而强调“改造”的罢？但是我想，这种片面强调，除了使“威信”更僵化以外，是什么也不会得到；而且这种强调是不是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相合呢？在这里，我必须提请一切“难免”论者注意：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知识分子（包括在肃反中被错斗而在运动结束时又没有被正式恢复政治名誉地位的青年大学生），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仰慕往古的”、“魂灵要离开肉体的”僵尸早已风化了，人们强烈的执着于社会主义的“现在”！所有“受过不免之屈”的同志，都应该而且完全懂得，要“在自己内心找出微笑的力量，找出鄙视不幸的力量”（马卡连柯语）。假如有谁还试图利用党对非党知识分子的改造，而硬要他们“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硬要“不免”者“先存诸已，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已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那就不仅是对党的政策的严重歪曲，而且是对知识分子的污蔑和犯罪！
最后还是让我把蔚迟葵同志所引用的“泷罔阡表”，向一切“难免”论者“馈赠”一番吧。虽然“无功受禄”，但我总觉得比容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并不那么“恐怕”和“可惜”！（完）
来源：《武汉大学右派言论汇编》（中共武汉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