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我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议与批评
中国科学院 黄鸣龙
1957.05.28
（学部委员黄鸣龙的发言）
我在应郭院长的鼓励向院方表达一点意见以前我有几句话要声明一下：
(一)本院在科学行政方面在各所的研究工作方面有许多优良成绩，但是我今天的发言是偏重于建议，为节省时间起见，对于优点一概从略。
(二)我希望院方及听众不要把我的话视为牢骚，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上次我在政协会上发言以后有人说我似有牢骚，这实在与事实不符。听者如把好意的建议与批评误解为牢骚则往往便忠言逆耳，视善意为恶意，所以我上次在上海市委会上说明对党的建议与批评以前也先表示我深知党的功绩，我的话并非出发于对抗性的矛盾。
我这次经过几年的斗争及郭院长及其他行政领导的帮助竟能回到科学院来工作，当然觉得万分幸运，工作上的需要及环境都比从前好得多，最令我快意者即经过小小的斗争老友的帮助终能得到本院行政领导的同意不担任所务行政工作，用不着常常完成我不善长的迎送宴会致辞的任务，我已有远比从前较多的时间在实验室及图书室中工作，把我深恐学术落后的包袱大大地减轻。总而言之，一切如我所愿，我只有愉快而无牢骚。
我现在把我对院方的意见述之如下：
一、 院方及各个所方的科学行政领导，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再走上科学路线
不久本院研究员邹承鲁先生在上海市委会上发言中有谓“科学院要由真正的科学家来领导”，他这句话是对的，不过我们应当晓得科学院研究所或大学校都是集合若干专家及教授来提高科学水平及培养科学人才的机构，真正科学本身的领导人是各个专家及教授而非院长、所长或大学校长，他们只是科学行政领导，他们自己固然不应以整个机构的学术领导自居，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领导整个机构的学术。
当然，科学行政的领导虽然并不领导科学工作，但是仍然需要真正的未脱离科学路线的科学工作者来担任(欧美包括苏联都是如此)。因为脱离科学路线多年的人对于科学人才的认识及分配，对科学家的分工合作，对科学计划的内容及评价，科学工作的轻重缓急，科学经费的设计与分配，对于团结各门科学的力量等等都不能正确地体会与处理，因而引起科学界及整个科学上混乱与纠纷，阻碍科学进展，浪费科学人才，所以我恳切地希望本院科学行政领导人员赶快地回到从前走上的科学路线上去(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我们大家一定都晓得郭沫若院长如此的公忙尚能不断地在若干刊物上发表理论性的、创造性的及考古学的论文，足见得他在万忙之中都不肯脱离科学路线，所以我恳切地希望郭院长像毛主席最近在整风运动中大力号召，领导干部归队参加劳动，如此始可真正地明悉实际情况工作的骨情，可以免除官僚主义教条主义。
二、 取消封建残余，不应阶层森严，绝不要以“长”为贵，必须以研究人员为主
在这个标题下所表示的意见大致也是邹承鲁先生在上海市委会上说过的，这正是我久已想向院方建议仅未得其便而已。我最近常听见人家批评科学院是个大衙门，这未免说之太过，他们也许把文津街三号办公厅当作整个科学院，所以有这种不甚确实的批评。不过科学院中阶层森严，以“长”为贵不以研究人员才力为尊，似乎是事实。我举个小小的实例来说，我这次在坚持不肯担任所中行政工作时，有人同我说：“你的拒绝理由可以体会的，但是院中也有困难，例如院中对所长副所长的优待如汽车洋房之类，你如无行政领导名义，院方对你便难处理”(诸位!不要以为我发牢骚，我的房子是从前军事医学科学院把我的，是上海特等公寓，真是太好了)，于此及其他种种事实可以晓得院中确以“长”为贵，不以研究才力为尊。
从前中央研究院有个很好的组织条例，就是所长是由研究员兼任，不做研究工作的人不能当所长。我举个实例来说：在抗战初期因庄长恭先生未到内地，化学研究所由当时总干事(等于现在的副院长)任鸿隽先生暂兼，不久他一定要辞去所长，理由是不做研究工作不应当担任所长。我们大家都晓得任先生是化学界老前辈，对中国科学的鼓励与进展甚多功绩，但是他并不自大，因为脱离了研究路线，不做研究工作，便觉得不合所长资格，如此正直的作风实足令人尊崇。
当时又有评议会，等于现在的学部，但是聘任的评议员都是能做研究工作的。例如化学方面的评议员为吴宪、赵承嘏、庄长恭先生等，据说当时规定最高级的科学行政领导如总干事(等于现在的副院长)并不作为当然的评议员，至若所长则是当然的评议员，因为所长是研究员兼的。当时为什么有这种条例极易了解，就是(一)防止投机取巧的政客混入科学集团；(二)鼓励科学工作者努力钻研，使大家晓得在科学上不可能投机取巧；(三)尊重研究人员重视研究工作。
现在科学院中不但最高科学行政领导，就是各所内若干所长副所长也是因为多年不做研究工作甚而至于多年不能阅读各国的科学报告(若干“长”苦作脸告诉我的)。也如邹承鲁先生所说“对外行来说还算内行，但是对内行来说已是外行”。就我所知最初他们都很焦急，恐怕科学落后不久便不能做研究工作，但是后来似已习以为常，我深恐他们鉴于院内甚多以资格或社会活动求得名位，并非以才力及研究成绩而受尊崇，同时院中也不要求做研究工作，于是便安于“长”的位置，可希逐渐增高资格，一方面也乐于社会活动，借以求名。诸位！这种现象和风气如果长期存在的话，我们如何能有希望提高科学水平，如何能向科学进军。所以我很沉痛地恳切地向院方建议，万勿以“长”为尊，必须以研究成绩为重，勿以老资格而应以才力为贵。最好恢复从前的条例，即以研究员为主体，研究员才可兼所长或院长(如不以“长”为高，其实副研究员亦可当所长)，最好照从前德国各大学的办法(现在各地如何不得而知)，即大学中以教授为尊，至若校长是各教授轮流兼任的，任期三年，本院如照此办法实行，则各个院所负科学行政的“长”便不至于学术落后，可以一同向科学进军，如此才有希望很快地提高科学水平。
三、 级别须以真才实学研究成绩为标准，万勿以资格为高低
现在院中各研究人员及“长”的级别大都根据资格或虚名，或传说由院中行政领导评定，并非真正地以真才实学研究成绩为标准。欲知真才实学须走群众路线，因为科学工作者的才力及研究成绩同他在一处的群众最为清楚。
谈到级别我想反映一种影响争取留学生回国的情况，希望院方注意。近两年从美国回来的学者若干在得到博士后更做了研究工作多年，有的在他这一门国内几无人可与比拟，才力极其优良，但是因为他回来得迟，他的级别便较早几年回国的为低，往往与初得博士回国的相差无几。我建议为争取留美多年的学生回国，赶快以才力及研究成绩为标准地规定级别。
研究人员既根据研究成绩规定了级别，则一切的待遇照顾即可按级别行事，不必因“长”不“长”而有区别。
四、 对党要真心爱护，真心真意的帮助，不要见风转舵，一意迎合，不努力纠正偏差
解放后，党在各种建设上、改革上的功绩确是惊人，但是在提高自然科学水平上效果甚微。我觉得这是一向没有得到真正的肯纠正偏差的科学家之帮助。在若干有职无权的机构发生种种错误与偏差，我们应当原谅。但是在中国科学院我们应当原谅。但是在中国科学院我觉得颇有令人难解之处，据我所知(也许太主观)党政对科学院极为信任，党领导并不要专政。尤其对各个专门部分的科学行政领导极其信任，最肯接受建议与批评，希望快点提高科学水平，但结果院中仍不免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所有妨碍科学进展的偏差一律未能避免。例如从前不注重提高科学水平，不晓得迎头赶上而重视仿造，又一向不知克服形式主义，致使科学家费去无数的宝贵时间参加不可实行的会议，做了无数的不能照做不能准确的计划(因为时间、人员、工具、经费都不能掌握)。又如去年院中竟限令我们几天内完成12年科学计划草案(到后来才由国务院延长几个月)，我当时即大声疾呼不可如此马胡形式，但院中置若罔闻。又有解放后学术界有一面倒的偏差，虽然周总理及陈副总理在第一次学都会议上很明显地表示学习不能一面倒，但是本院若干措施仍不免教条式地倒在一边。例如最近本院发出的国内研究生的暂行条例上仍载有学习外文以俄文为必要的规定，我想不要说曾走上实验科学研究路线的人，就连在实验室中做过实验的学生，都晓得做实验非参考文献不可，而那些大都是用英文或德文写的。
凡上述种种偏差出之于不懂科学的干部尚可原谅，但是出之于有职有权的极易向党政建议及纠正偏差的曾走上过科学路线的自然科学行政领导人员，实在令人难解，是不是明知故昧一意迎合我不敢断言，不过我想我总可以拿本节标题的意思来相劝勉，假如觉得我的建议与批评有不合理及太主观之处，请勿视为恶意或认为牢骚，不胜盼切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