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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委召集的民主党派系主任等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 董渭川 陈友松 武兆发 胡明
1957.05.28

(董渭川：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陈友松：教育系教授、系副主任；武兆发：生物系一级教授、系主任；胡明：俄语系教授、系主任)

董渭川：

我希望能边整边改，这样好一些，不要严格划分阶段。有些问题及时改正是有困难的，有些问题是可以及时解决的，这可以鼓励大家的情绪绪，以免党委老背一些包袱。像左企云的问题，并不是复杂的问题，现在拖下来又有几天了。有人说她走私的干部，她来了，系主任不知道，校长也不知道。说不知道，这思想就是“官官相护”。因为她是顶头上司的爱人，大家都不讲，老拖着。这是什么？我想，首先是“家天下"的思想，总觉得“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她是我的爱人，就要安插进来。李司长的收音机坏了，也要拿到师大来修，把师大看成是他的 “家”了。其次是老干部“万能”的思想。她只是在老解放区当过几天托儿所所长，水平低，一到师大就要当学前教研组副主任，这就是看不起学术，玩弄学术。还有半个月又要发薪了，我们拿国家的钱来逢迎土司，这是什么思想？这件事，李司长不能没有责任，他也要检查。这个问题要早一点解决。

还有一例，后面的六幢小楼，据群众的传说是高干宿舍。在一次会上，总务长作了解释，但受到大家的批评。傅副校长说得对，说是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高潮下盖的。很多教师需要房子住，为什么不分配呢？有一次会上，房产科科长说看谁住，要我们介绍，住房子还要我们介绍吗？交给工会来分配不也可以嘛！

陈友松：

同意运动是健康的的说法，群众也发动起来了。但有两点不大理解：现在揭露的事实都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只是整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教条主义还没有接触到。教条主义在过去是危害很大的，现在还没有揭露。这个问题涉及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其次，过去的运动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只是听我们的意见，而党员没有主动的检查，特别是下层，系一级，现在只是向系主任提意见，而对于支书、系秘书还未接触到，他们也顾虑重重。党总支书记处处是在辩护。因此要特别教育他们大鸣大放。

运动的方向问题：这个运动是党委领导的，整个运动是要揭露事实，除掉“三害。根本问题是党如何领导高等学校的问题，要抓住主要问题，不能弄些枝节问题来搪塞群众。现在还是有顾虑，接近党员的同志不说话，说话也是不着边际。自已有宗派主义毛病的人也不谈。新入党入团的也不说。过去有冤的也有顾虑。过去王焕勋同志给夏聿德、冯可大、朱启贤摘帽子，只是在很少的几个人的会上宣布的，在会上还说从前是作得对的，后来发现是错了。这样做是不对的，像对挺朱启贤，至今还有人以为他是“老子天下第六”。因此要把结论在广大的群众会上宣布。对于邱椿先生也还有些问题，总认为人家有病不能工作。邱先生说，看到党员就害怕，他说的像母亲把一个小孩用开水烫了，忘了用冷水泡一下，现在是一看到开水就发抖。都说他有病不能工作，其实他最近还写了十三万多字的东西。从前在“人民教育“上是把他作为典型批判的。在南方的孟献承先生就很被重视，邱先生比他的书读得更多，然而在师大不被重视。

学生要求老教师出马，要老教师补课，作辅导，青年教师讲课学生不满意。下半年老教师都开课，人不够分配。要给系主任一些权，能够处理教师的问题，开课问题，和在校外请老教师兼课的问题。

学生要求只考一门，我们的意见是考两门，如果同学不同意，我们只好请示校部。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是在本系，还涉及外系。

学生积极要求收回附小、附中，附小应该收回，请党委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问题，现在用不着急于作解释。在最后作总结的时候，还应是两点论，说缺点也说优点。

武兆发：

关于如何开展“鸣”“放”的问题：现在有些人还有思想顾虑，一是在党员方面，党员过去是整人的，现在是整自己，因此就不敢大胆地谈，从校刊、大字报上已反映出来，党员“放”的很不够。顾虑主要是在党员方面。二是群众有顾虑，有人说，“现在说不报复不打击，谁知道两三年后不报复不打击？”怕将来反过来挨整。生物系有一位先生，过去被管制了四个月，三年没有工作，现在是一言不发，涉及到他的问题，他只是说：“我感谢党，我感谢政府。”这是真心话吗？“三反”中党组织对他作的结论是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是不科学的，教师同学表示不满，我也不满意。在结论的时候，应当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否则，作结论是有危险的。要他敢于说话，要很好地“边整边改”。

关于鼓励“鸣”“放”的问题：出大字报当然很好，但不很雅观。学校能不能让学生自己办个报。这样可以经常听到下面的意见。外国大学也有学生自己办的报纸。如何让学生把“鸣”“放”经常化，还是一个问题。

学生问我为什么不发言，我说我发言最多，我的意见最尖锐，但是没有见报，可能是“师大教学”还没有排上队。是不是校刊可考虑增加些篇幅。

生物系的问题，主要的是年轻党员把事情包办起来了，原来是请人家来参加学习的，结果是把人家关起来。他们原来都是教训人的，整人的，很积极。现在不是这样了。有位党员原来是搞运动的主要的一员，这几天听说是病了，住了医院，但她的预产期是在八月间。正要整风时候躲开了，这样影响很不好。

胡明：

我说的话可能过多了，但还是有谈的必要。刚才何副校长说在前一阶段出了一些偏差，这种表现很好，敢于承认错误，这是党委正确的作法。张斧同志的报告的影响的确是非常恶劣的。他说是为了党员的威信，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把党员个人犯的错误讹成是党的错误，把党与个别党员混同起来，这是不对的，如果把党与个别党员混同起来，就是说党要对他—个人所犯的错误负责。这样就无法使有错误的同志及早纠正。很多人把党与个别党员混同起来，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而去保护一个党员的威信，这是错误的。

在运动中群众的顾虑还是有的。从大字报说起，大字报出了很多，一方面是揭露了一些事实，一方面是掩盖了一些事实。有一些大字报贴在板子上，很整齐，而揭露事实的大字报却贴在墙上，从中就可以看出党委在鼓励什么。这点提请党委的同志注意。要给它们以平等的待遇，要在时间，物质等方面给以支持，而且要对揭发事实的大字报多加照顾。

在“师大教学”上，把张刚同志的答辩放在显著地位，把朱启贤的书面谈话放在不显著的地位，这是不妥当的。张刚同志发表的记录是事后根据回忆写的，他可以说成东，他可以说成西，这不是可靠的，值得怀疑。现在只有各凭良心，要凭我们党员的品质来说话，事实总归是事实。要分析当时的动机，要看具体条件，要求党委以辩证唯物主义来进行分析。我看当时张刚同志的动机是不纯的，虽不能完全说与整风有关，可能与人民代表来校视察有关。他这样作很引起年轻人的注意，他们会怀疑；入党是靠个人拉拢，还是要靠共产主义的品质？我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一定要把事实真象弄清楚，要张刚同志凭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坦白的交代出来。

有一次我参加市委统战部的一个会议，要我们提意见，我们提了会后听有的党委说：“无党派人士就是牢骚多”。既然请我们说，我们说了，又说我们牢骚多。究竟是歌功颂德好，还是提意见好？

人民代表来校视察，与无党派人士也座谈过，我在会土说的是原则问题，说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问题也是从原则上说的。有些人就加以引伸，把问题就扩大了。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市政协都有些反映。有人认为给学校增加了不少麻烦，因此我们学校党委对我不满意。这怎样能让人愉快地工作呢？

这些都不能不使人产生顾虑。在肃反中碰过的人顾虑就更大。因此不是一句话说要“放’’就“放”，要收就收，所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顾虑问题，一般人顾虑不大，顾虑大的是碰伤过的人。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沉默妩言，不敢说，—种是过分激烈。顾虑最多的党员，包括党委委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同志。他们的顾虑不下于群众，这从张纲、张斧的问题就可以看得出来。一般党员顾虑也大，以往的运动直接于群众接触的是这些人，现在如果搞得不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因为他们直接接近群众，就好比国民党的区，乡长那样，在下面直接接触群众，民愤就大些，厅、局长因为是发号施舍的，在上面，民愤就小些。因此，怕群众揭自己。他们也不敢把党委的问题揭出来，党委并不直接执行党的政策，而直接执行者是一般党员，党委的问题与他们有更直接的关系。团员的顾虑也不小，在教职员中的团员大部分都是超龄的，他们不愿意长期作超龄团员，要求解决入党的问题，他们在玻璃墙外，能看见你们，对于顶头上司不敢揭露，怕的是影响入党。这些人的顾虑不解除，不动起来，运动就很难很好的开展，问题也无法揭得深、透。

同学们来访问我，我都说要他们正确地站稳党的整风的立场。不论党员团员群众都应该这样。同学中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人是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但他们对事情的视察不是很深入的：另一种人是在历次运动中碰伤了的，或本人并未碰伤，而是家里人碰伤了的，他们有情绪，这也是很自然的；更多的一种人是随声附和的。对这些人要分别的引导，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引导第一种人。对待他们千万不要夹杂个人主义成分，这一点值得党委同志的警惕。我们要提倡民族传统的“浩然正气”。关于何副校长的问题，对他本人来讲是一个打击，不能把这件事放在整风运动的重要地位，否则，就会把运动引向歧路。穆木天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是把问题引向了偏差的一方面。

师大的问题揭得并不彻底，要鼓励大家继续“放”，这不是何副校长在大礼堂作一次报告所能解决问题的，而要作很多的工作，要对敢于提意见的人加以爱护。在揭发问题时，只揭现象还不行，要找到本质的东西，将来要把问题集中起来，提出专题进行讨论，展开争鸣，吸收合理的东西。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我觉得一些重大问题在没有搞明确以前不要急于去处理，否则，可能愈处理愈乱。在党委的同志不明确的情况下，而要求及时处理问题，那会造成专断，会出偏差。当然明确了的问题，是可以边整边改的。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要夹杂有个人的得失。我不是要那些有冤的人不鸣冤。现在的运动是自发的，党委对运动的发展估计不足，目前应该逐步的变为有领导的运动。

加何处理？谁来处理？有权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同志是不是会把问题处理得好，就要看他能不能克服思想中错误的东西，否则，在处理时个人打算还会露出来。不能克服错误思想，就不能处理问题。

我们不是不允许党员同志解释，在解释过程中，可以看出党员的水平、觉悟，愈有矛盾，愈有鬼，你愈解释就愈会暴露缺点，如果不让他解释，反而会使他掩盖缺点。

我同意何副校长的意见，重心不能放在学生方面，而应该放在教师方面，否则，就是形式主义的作法。如果光搞学生，又可能把运动引向另外一种偏差。

任何提意见的人都是为了党的整风，而提供意见，不是为了对某些党员进行打击、报复。这在党员的思想意识上应该弄清楚这一点，我们一再的提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原载“师大教学”123期)

来源：见《“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