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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
北京大学 黄继忠
1957.05.29

（黄继忠：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

最近在报纸上和我们学校的座谈会上揭露了不少人民内部的矛盾，我认为其中最基本、最尖锐的矛盾是党群关系，因此想在这方面发表点粗浅的意见。

解放初期党群关系比现在好

党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经过一些演变的。在解放初期，党和党员在群众中亨有至高无上的威信。而今天呢，党的威信当然还是很高，但是由于下面要谈到的种种原因，党群关系恶化了，党员和群众之间竖立起了一堵堵的高墙，群众见了党员有一种疑惧和敬而远之的心理，跟党员不谈真心话。傅鹰先生说，和朋友在家里谈知心话，看见党员进来就把话题扯开，谈些无关痛痒的话，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日前我去看一位以前在我们西语系的老先生，他说党群搞得很不好，在这方面简直是怨声载道。我认为这话并不过分。下面我要谈谈党群关系恶化的原因。

党员有了党性，好象就不能兼有人性

首先，这几年来，党员(当然不是全体，但也不是个别，可以说是一般的，恕不仔细区分)对于群众渐渐由最真诚的人而变成虚假的人。他们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改造人的道学面孔；在会上专等别人暴露思想问题，好给他批判一通，而自己却在对任何问题不发表个人的意见，从来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问题。实际上有没有思想问题呢？当然有。今天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一部分是非常高的，但大多数是解放后入党的，其中有的在思想上比群众只是先走一步，略胜一筹，有的恐怕还不如群众。不肯暴露，只是表现他们的虚假而已。群众觉得党员跟他们不是一样的人，群众有的问题，他们没有，因此对他们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党员同志压抑着自己的人性，不让它跟群众见面，他们和群众只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一点也没有，更谈不上友情。有的人入了党便跟以前无所不谈的朋友疏远起来，见了面僵得无话可谈；有的党员原先和群众格格不入，群众关系恶劣，但因为某种原因取消了党籍，反而变得很可亲，也和大家交起朋友来了。这种情形我们系里就有，真是令人不解。这是一阴森可怕的风气，它扼杀共产党员的人性，好象党员有了党性，就不能兼有人性似的。这种情况在年轻人身上起的作用尤其令人寒心。我系的党员大都是刚毕业两三年的同志，年龄都很小，他们做学生的时候，活泼可爱，生气勃勃。一毕业留在系里工作，当上了支部书记或委员，立刻就一副老气横秋的党员面孔，青春的热情与活力都给埋葬起来了，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在他们身上一点也嗅不到。这种气氛在同学党员中也有，好些活泼而真挚的年轻学生，入党之后使得少年老成，对同学和先生不随便说一句话，不随便笑一声。我校党委会中不少年纪很轻的的男女同志，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一群小和尚和小尼姑，一个个沉默寡言，老成持重，仿佛都已看破红尘，和五情六欲都已绝了缘似的。把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弄得这样暮气沉沉，这能说不是扼杀人性吗？其次，今天有些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毛主席明明说，国家是人民大众的国家，国家大事几个共产党员包办不下来的。而事实上，今天共产党员大权独揽、包办国家大事的情况相当普遍，从最高政府机构到机关、学校、农村、工厂、军队，在在皆是。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无权，报纸上天天可以看到。有的机关主管人是党外人士，副的是党员；有的正的是党员，副的是非党员。但无论正、副，权总是在党员手中。拿我们学校来说，就给人这种印象：真正的领导人是江副校长，而不是马校长。教务处、总务处、也是如此。各系的总指挥也不是各该系的系主任，而是年轻的党员系秘书：昨天我系系主任冯至先生的发言中提到他以前在西语系是应声虫，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事，大家也都心中有数。连作为群众组织的工会中也是这样，我在北大工会当过几届委员知道的比较清楚。工会有好几位主席，但他们都是不大问事的，实际上决策的是党委会派来的秘书长。

有些党员对本门业务一窍不通却居高位拿高薪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风气，对党的威信大有损害。那就是今天有些党员借着共产党这块招牌吃饭。他们对于本门业务一窍不通，不学无术，却居高位，拿高薪，而且当之无愧。有的人居然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老子根本不靠业务吃饭，老子是靠革命吃饭。今天党内似有一种按革命资厉封官的风气，比如说，一个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分配工作时就要看看他同时的党员是个什么长，如果一般都是司长，那他也得封个司长，一个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就必分配他个科长，诸如此类。这种风气对学生党员也有影响，有的学生党员业务不行，但毫不感到恐慌着急，仿佛毕业后做领导干部满有握似的。共产党员亨有的特权还不止于此，比如说出国留学就是他们的特权，非党员是没有份的。当然，共产党员如果板起面孔来算帐，说老子革命这么多年，亨受这点权利还不应该吗？如果今天的问题单是论功行赏，那你尽管亨受特权，大家没有话说。不过，共产党还要不要保持为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呢？你还想不想维护党在人民大众中崇高的威信呢？这种特权思想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形成另一个脱离人民大众的统治阶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毛主席今天提出整风的号召，真是最英明不过的措施。说到这里，我想向我校的党委会提一个问题：去年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之后，我校一阵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我听到的一些名字是严仁赓、侯仁之、冯至、陈定民、季羡林、曹靖华等……。一分析，这些同志不是教务长，就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领导干部。这给我一种错觉，好象是专门吸收领导干部入党似的。(对这些同志个人是否合党员标准，我不了解情况，无发言权。)这到底是一种偶合呢，还是有一种什么思想在作崇呢？提出来供党委会参考。

在学术上，让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

总之，这几年来党员居功自大，排斥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作风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这几年来，党的改造、团结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完全正确，但通过党员干部执行的结果，却产生了很不好的副效果。共产党员的表现，叫知识分子有一种做仆从的感觉，似乎自己不是在直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而是受雇于党员似的；党员似乎不相信知识分子有主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愿望，仿佛他们非要共产党员拿着鞭子在后面监督着才肯好好工作似的。这种态度使知识分子心里很不痛快。历史系有位先生对系主任助理夏自强同志(党员)说：“我们之间，你是主人，我是奴仆。”这句话是值得全党的同志细细寻思的。要知道作为一个国民，每一个人和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密得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任何人也不喜欢这种关系给第三者间隔开来；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效劳，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每人神圣的天职和权利，也是大家热切的愿望。因此，大家不愿意受做客的待遇，大家热烈要求以主人公的身份主动、直接地为国家尽一分力量。大家要求真正的主人地位。

这里我想顺便谈一谈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到如今，我还不懂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整个国家，确立社会主义方向，制定政策，这是没有一个人民不拥护的事。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的科学及高教机构每一个单位行政、学术上(除了党委)都必须是共产党员直接领导呢？我看不可能也不必要。这些地方让各该行的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难道这就不是党领导了么？难道今天知识分子不是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吗？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些，但是我确实不了解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

年轻党员不宜做领导工作不如回到业务单位做点实际工作

此外，我想谈谈年轻党员能不能领导的问题。我们系里的老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总说能领导，毫无问题。我个人则认为大有问题。这些年来年轻人(主要是党团员)与老年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年轻党员领导的直接后果。首先，这种领导关系不自然。拿我们系来说，这几年来党员系秘书、党支部书记及委员们大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毕业前受先生们的教诲，对老师很尊敬，一毕业就大模大样对系主任及全系教师摆出一付领导面孔，这怎能自然呢？他们无论在业务、经验、常识哪一方面都不如先生们，即使在政治觉悟方面，高得也极有限，只是比大家先走一步而已。结果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方都感到别扭，工作不易做好。第二，年轻人居高位易助长青年得志、目中无人的官僚作风。第三，年轻得志，还会助长不知艰苦、不肯老老实实去钻本门业务的歪风。凡此种种说明年轻党员居领导地位不但工作不易搞好，就是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害处。为了爱护年轻的共产党员，不如叫他们回到自己的业务单位上老老实实地去刻苦钻研，做点实际工作。 (摘自5月29日北京日报)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