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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座谈批评三害！
北京医学院 刘思职 朱聃
1957.05.29

城外教授座谈批评三害！

5月29日下午，党委继续邀请城外教授廿多人座谈。

要搞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一个好动物室

王志均教授着重谈到有关动物室问题，他批评领导上没把动物室放在足够重视的地位上，所以效率很差，到目前为止，动物室离需要还很远。他说，我们生理学教研组没有动物就没法工作。中国要使科学发达，必须大力办好一个像样的动物室，没有一个好的动物室，要搞好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是对医学教育的认识问题。领导要深入学习就可以知道的。我们科内小动物室的狗依靠大动物室送饲料，但送食也要催多少次，送的食物和时间都常有问题，有时晚，有时不熟，40多条手术后的狗吃了生的窝头，要泻好几天肚子，还能进行我们正做的消化生理的研究吗？人要闹肚子能好好工作吗？

不依靠中国专家

他接着说，现在动物室放了一个听说是党员干部——官尚廉(编者按：官尚廉不是党员)去了。这里当然还有个技术问题，不是任何人都能管动物室的。他接着批评了动物室管理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他说，重视不是派一个干部去，或者找来谈谈话就行了要解决具体困难。过去我们曾建议动物室由院长办公室直接领导，但没实现。我科天天为动物的健康担心。在城内时饿得狗吃狗，城外冬天零下37℃狗还在外面的笼子里，第二天拿来作实验，还能算正常的动物吗？我对院长和彭瑞聪同志都谈过，都没下文。三年前提过一个书面建议，二年前以教研组名义建议召集有关各科讨论讨论，都没采纳。苏联专家也提过三次意见，但学校也不采纳。领导到济南去了一次，回来就改狗的食谱，让吃黑窝头，事先没和我们商量，狗都不吃。

动物室的人也成了我们的婆婆

官尚廉还天天要叫狗吃稀饭。同时应给我们狗的数目也克的十分紧，四月份该给16条，催了多次结果在下旬才给了五条。他的作风总是磨咕克扣，能少给就少给。我不积压物资他有没有权力来克扣我们？而且几次要想改我们定的已经是很精简的狗的食谱，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要问，他的任务还没作好，还来干涉我们的工作，对吗！？婆婆这么多，连动物室的人也成了我们的婆婆，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做好。

学校不依靠中国专家，也不听苏联专家的话。我每提起这种事，就非常激动，希望很快解决。我认为主要是领导上思想上不重视动物室的结果。

希望有卫生系的人当副院长

叶恭绍教授说：院对系的领导计划性很不够，院对系的领导是多头布置，系的负担受不住，而且只有一般布置，没有具体领导。马副院长具体领导卫生系，但从来没有主动找卫生系主任谈过话。要找也很难找到。卫生系成立七年，但学校从来找我们一起研究过培养目标，计划，大纲等。书面和口头请马副院长都不来。

朱聃副教授也认为卫生系的问题很严重。他提出三点建议：①卫生系学制延长有很多好处，请赶紧处理，不要再拖。②希望有卫生系的人来当副院长。③不要硬分配助教给卫生系，留助教来一个公开招考。

他对动物的管理问题也提出批评。他还说，现在有些单位的作风和国民党时代一样，就不愿去找，尤其是器材科。

朱聃副教授以他写的“流行病学总论”的出版经过为例，批评人民卫生出版社存在浓厚的宗派主义。他还批评学校对教师写的讲义出版问题丝毫不关心。

刘思职教授也说：过去我写的那本生化学讲义，学生和别校的同志都要求多印些，但在当时的压力下，只好说：“我的书可能有毒素。还是看苏联的教材吧！”说我心里不想说的话，这对自己和学校都是一个讽刺。应该相信系和教研组主任，使他们有职有权，否则就是党自己否定了解放。

苏醒副教授要求给教研组主任处理10元问题的小权力。给教师上下课有十分钟的自由(即早下课五分钟或晚下课五分钟)。

王志均教授还提出作为一个教学机关，还应认真检查学习苏中的教条主义。

朱聃副教授建议：加强对科学研究的领导。

公布暖气上浪费的账目

张昌颖教授要求公布暖气上浪费掉的账目，他说，烧热的暖气流不回来，就往沟里乱里乱放，而且暖气，常漏水，每年浪费多少？决不止一万、二万元，如果把这些钱给我们科学研究，那尽够了。这比买一个汽车，打几个试(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多得多。希望公布账目，希望今年能够改进。

这是根据什么？

朱聃副教授说：我51年来校任讲师，而48年在广西是教授，我个人没任何意见，服从分配，现在任副教授，自己还感到不够。但相差如此之远，是根据什么定我的职位？党的政策是：原职原薪。但我的问题就与政策不符。我想知道标准是什么？我被提升后科内党员说：“朱大夫该提升了，如不提升，太不像话，吃得那么苦，小孩瘦得不像样！”这是什么话？如果因这点升我是不对的，应有个标准。使人心服口服。第二次评薪搞了六、七个月，使人心不安定，制造思想斗争，结果是徒劳无功。

应该互相信任

他对人事处来通过教研组就把林大夫和钱宇平调走一事提出批评，他说，这样的人事制度应改变。刘思职教授也提出干部处应多征求教研组的意见，互相信任。

要不要党委负责制？

朱聃副教授说：从报纸上很多人的发言中看来可以肯定党委负责制不太好，但这不等于否定党的领导。昨天化学家黄鸣龙说得对，不懂业务的人来领导，就领导不好。领导人一定要懂业务。不要党委制也不好，恢复以前的办法也不行。教授负责制现在来说有好处，当然也有缺点，因此应有监督的方法。刘思职教授说：党委负责制我赞成，不赞成教授治校。党可以领导科学。教授治校如果包办也可以出毛病。一个好制度还要一个好的人。党委负责是好的，这样可以使教授多花些时间在教学和研究上，减除行政工作的负担，但一定要铲除党委包办制。党委不信任有三美(亲美等三美)思想的人，教授也有不信任的：“你们山沟来的，懂什么？”墙就这样愈筑愈高。应该在党委负责制的基础上扩大民主。

这是什么主义？

林振纲教授发言说：前几年我最好说话，因总没有答复，也没受批评，自己莫明其妙，后来就不提了，算了。现在感到应该说，帮助党整风，下面谈几个问题：

①学校对教师的意见重视不够：如基建很多人有意见，建议房子不要对称，因各科研室的内容不一致。不行，还是对称了。盖房子，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是内行。他们的意见你们不听，我不知叫什么主义？

设备问题，过去买了一架照相机。照标本不行，照风景像倒最适宜，真是“无名火三千丈”。我管照像室，但买照相机时我却不知道。有人说：那是买给专家照相用的。我要问：是为专家照像的学校？还是为科学研究的学校？我不能做为光绪年间的一个古玩，摆着看。

什么主义都有

②医学院的传统作风：是“轻而易举的意见容易接受，要费点脑筋的不接受”，过去在城内学生提意见：不要践踏草坪。立即用草絮把草坪拦了，学校就怕群众而且不用花钱，一句话就办了。但同学又提出伙食的问题，答复中说了许多困难，办不到。国外订货也是这样，要这儿联系那儿联系就办不到了。这种例子多得很，不客气地，什么主义都有。

脚削烂了也没法穿鞋

③掌握政策太片面：向科学进军，确曾轰轰烈烈过一阵，但精简节约后，研究经费削得很少了，脚都削烂了也没法穿鞋。如果不对，要给我们答复。

微生物学教研组的特殊人物

朱聃副教授还批评方亮教授(党员)不能和人合作，他说：我们同去北安调查克山病，回来后观点不一致。但不知方大夫为什么不参加克山病的研究委员会。这个病是须要各科专家合作的。一人怎能都解决问题的各方面。是否方大夫各种专业都擅长？方大夫在科学会议上报告的资料为何没有通过教研组？学校是否有制度？方大夫发现党分八个型。但不知根据是什么？有无统计数字？多少病人？方大夫的报告已在中华医学杂志第5期上发表。有许多人质问，请卫生部处理。

黎希干教授说：克山病现在搞两个摊子，是党的宗派主义。56．1卫生部要教研组派一个人去调查。教研组决定派郑大夫去，他也很高兴，但临走时决定换方大夫。未交待原因。郑大夫感到从日本逃回来，党还不信任他。调查回来卫生部召集会未找陶大夫和郑大夫，而只找方，卫生部也未通过院长和教研组，又叫方去河北。中华医学杂志发表方的报告也未在克山病委员会讨论，这说明是党的宗派主义。问题党委知道，但已六个月没解决。让我们自生自灭。明智在我们有不团结。

陶善敏教授说：一提到微生物教研组，领导总说：你们教研组是特殊的。连卫生部做总结时也这样说。我们为什么特殊，因为有特殊人物，他什么话都不听，甚至闹得教研组会都不能开，决议都得推翻。而学校有事总不通过教研组，只和特殊人物谈，我们请求领导帮助，结果没有。卫生部偏听偏信，真是“天高皇帝远。”我们提意见最好把我调走，否则影响教研组工作。

刘思职教授认为细菌教研组的问题应该即行处理。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