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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政治与人情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姚北桦
1957.05.29

（姚北桦：新闻班第三班第一支部学员；入学前为江苏《新华日报》副刊主编）

[原编者按：这篇杂文署名李兆青，发表在1957年5月29日的新华日报上，杂文开头讲的那个故事，其中有一部分是5月初校党委召开支委联席会议时杨校长讲过的。当时，杨校长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后来谈到和党外人士接触时要注意人情。这时，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同志病了，他的下级送点钱给他，后来他竟批评那位下级同志对他收买拉拢，这样做太不通人情了。杨校长举的例子仅此而已。但经姚北桦加枝添叶之后，竟然有了时间，而且有两个人送钱，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非党人士，因而一个受了表扬，一个受了批评。姚北桦就这样揑造事实，借题发挥，辱骂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小集团，辱骂共产党不通人情，共产党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政治。下面是这篇杂文的全文。]

让我先讲一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1952年，某机关，一个党员科长病了，因为当时还是供给制，生活就未免有些困难。这时，有一位在他领导下工作的非党同志，知道他需要钱用，就赶到医院里送给他五万元（旧币）。不久后，“三反”开始了。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这位党员科长声色俱厉地责问那位非党同志说：“你送钱给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来拉拢我？”而另外有一位同志，在这位科长病的时候也曾送过五万元，却被表扬为“有阶级友爱精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党员。……

不要以为我是在说笑话。这类不近人情的事情，近来党外人士揭发了很多，这个故事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这类不近人情的事情，现在听起来也许令人发笑，可是在过去几年间，在事情发生的当时，谁也没有笑过。有些党员干部，对于自己的不近人情的行为，不但不感到可笑，而且还认为“绝对正确”哩。譬如，我就认识这样一位党员负责干部，他和他领导下的同志们一块相处了六、七年，知心朋友连一个也没有。后来他调走了，他不想念人家，人家也从来不想念他，路上相遇，点头而过。——你以为这位负责干部会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缺点么？恰恰相反，他还常常以此自夸呢：“瞧，我和同志们的关系多么正常！”我们的这位负责干部的生活格言，大概是“人生得一知己，死了见不得马克思”吧？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不知当如何理解？

这样的党员负责干部，如果仅仅是以此律己，到也罢了。他们偏偏还要以自己的不近人情为“楷模”，要别人都来师法他们。谁要是不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么瞧吧，一连串的“帽子”就会雪片般飞来。同志间的关系亲密一些，就被说成是“小圈子”，“拉拉扯扯”；星期天偶而在一起吃次饭，喝两杯酒，就被斥为“吃吃喝喝”、“生活庸俗”；大家相处合得来一些，就有“臭味相投”、“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嫌疑；……再严重一些，就成了“小集团活动”，有反革命的危险了。

这种不加区别的“棍子”式的批评，把不少人吓住了。于是人们只好向那些不近人情的人看齐——除了工作以外，谢绝一切私人往来，星期天尽可能闭门不出，同一幢宿舍的人老死不相往来。朋友们见面，点头哈腰而过。总之，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较好的处世哲学。

最近人们都在说：在党与非党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横着一条深沟，一道高墙。深沟高墙是怎样造成的呢？原因当然很多。而缺乏人情，甚至不近人情，总是原因之一吧？在最近“放”“鸣”之中，人们说我们的某些党员干部“对人冷若冰霜”，“可敬而不可亲”；说我们的某些党员“六亲不认”；说我们的风气好象是“人情薄似纸”，“没有人情味”……就是证明。

这仅仅是某一个党员，或某一些党员个人的问题么？当然不是。应当承认，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缺乏人情，已成为一种风气。一位党员曾向我诉说他的苦闷：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为了工作的需要，他曾结识了许多朋友，得到许多朋友的掩护和帮助。解放后，在最初一两年间，他还常常去探望他们，找他们聊聊工作、思想和生活上的情况。可是，后来却一天一天疏远了，甚至几年不上门。为什么呢？原来这位党员在机关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批评，批评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批评他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来往。这位党员对这些批评当然想不通。他想：“一个地下党员的社会关系如果简单了，在那样复杂的旧社会里如何进行革命活动呢？“难道共产党员只能接近进步分子么？那么落后的人又让谁去接近帮助呢？”“难道解放前人家那样帮助我们，不顾生命危险地掩护我们，现在我们胜利了，就反脸不认人么？”……他想不通，又没有办法，只得和朋友们疏远了。

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生活经验，所谓“不通人情世故”，是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之一。但更加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是不少同志对政治与人情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理解。

什么是政治？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政治就是板起面孔，政治就是“公事公办”，政治就是与人情绝不可调和的东西。好象讲政治，就不讲人情；讲了人情，就不能讲政治。

这些自以为自己处处从政治、原则出发的同志，其实最不懂得政治。什么是政治？我们的政治，归根结底就是争取、团结最广大的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可是你整天板起面孔，冷冰冰地，拒人于千里之外，那么谁还愿意团结在你的周围呢？谁还能在你的领导下积极愉快的工作呢？你的所谓“政治”，岂不是一句空话了么？

其实，马列主义是最合乎人情的，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是最合乎人情的。譬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基本方针，绝不能违背。但通过什么方法呢？和平改造，所谓“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是完全合乎人情的。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又是合乎人情的。就连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对低头认罪了的反革命分子，在处理上也贯彻着“仁至义尽”的精神。所以，如果谁以为马克思主义只讲原则，不讲人情，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错，而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

在旧社会，盛行的是“人情政治”，人情大于一切。解放后，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彻底扭转这种坏风气，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矫枉过正，某些人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抹煞了人情，政治变成一切，政治代替一切。

政治就是政治，人情就是人情，二者绝然对立，丝毫不能调和：这是形而上学的看法。在某些同志的头脑中，正是这种思想方法在作怪。正确的思想方法，应当把政治与人情看作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统一的关系。它们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人情必须服从政治，在政治原则下讲人情；脱离立场原则去讲人情，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但政治又必须合乎人情；不近人情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政治，是行不通的政治。（着重点是编者加的）不近人情，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犯“左”倾错误的危险。古人常说：做任何事情一定要顺乎天理（符合客观规律），合乎人情。这是古人对客观辩证法的认识。这句古训，我以为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印；共印1800份，发全校学员和有关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