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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
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周南士
1957.05.30

在西南美专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要

[编者按：周南士，原名章晶修，男，美专俄文教师。在鸣放运动中，组织小集团，并为右派分子把持的“鸣放大会主席团”多次出策拟谋，积极进行反党活动。在这篇发言里，周把党委制污蔑为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对于他所接触过的党员负责干部极尽其奚落谩骂之能事，并恶毒地诬蔑文艺整风和肃反运动，说“伤害了知识分子的心”，煽动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情绪。]

发言前我有几点声明：前次我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工人日报把“张惊秋小集团”写成“章晶修小集团”，(章晶修是我笔名)这是错误；重庆日报把我讲的主要内容删去了，登出来的也走了样；另外报纸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发言登在前面，小人物的发言总是登在后面，我反对这种等级观念的作法，建议按照发言先后秩序刊登。

过去历次运动都是狂风暴雨，遗留问题不少，打伤了知识分子，现在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很好，但洒上细雨还是痛的。现在说几个问题：

(一)文艺整风后学校领导有顾虑又有抗拒。去年市委检查组来校找我谈过话，以后听说检查组认为学校群众水平太低，只需要开导，开导一下就算了。又有一次王校长谈到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时，很气愤地说：“我校过去反官僚主义是一种歪风”，这说明市委检查组对反官僚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的。抗拒情绪又表现在这次学校所订毛主席报告的学习计划上，其中有一条说“闹事头子可以留下作教师思想不通”，请问那个是闹事的头子？另一条说：“有少数同志对领导的缺点是图个人痛快，一棍子打死，不合乎“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我认为领导如果有三大主义，一棍子打死也是可以的，因为打死的是缺点。这两条不合乎主席报告精神(按周所提这两条是在学习计划后，附件中反映群众在讨论中所提的看法的一部份)，说明领导有抗拒情绪；抗拒情绪又表现在我校在5月13日才传达主席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报告，为什么这样迟？这是主席报告对有三大害的同志是不愉快的。三大害虽是毛病，但可以造成特权，因而领导者就不容易放弃。魏书记(编者按：美专党支书)在传达中，还作了许多有保留性的解释，据说魏在团的干部会议上说：鸣、放中有的要反攻，后来把反攻改口为“翻案”。我认为群众反攻是应该的，是向三大害反攻，向宗派主义反攻，这是为了爱护党。我认为鸣放，说理，就是反攻，这就是战斗，为消灭宗派主义的战斗。我说放鸣应给知识分子以完全的自由，不应该只给他自由的一半。党委要效法上海柯庆施的魄力，小民主不行就搞大民主。张惊秋无耻，不参加文艺界座谈会，后来市委要他参加了，但中途又溜走了，他是自拒于人民。李××是大官僚主义，他不关心美专的问题，也要对他进行严肃处理。希望领导要放弃一切顾虑，领导的抗拒情绪那怕是一点一滴，都会影响运动的开展！

二、我们学校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董时光揭露的西师的问题，与我们学校各有千秋，因为三害所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学校三害渊源从西艺时代就开始有了。邵子南同志反对“无冲突论”受到了围攻，当时围攻他之一的温田丰在市委座谈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是“无冲突论”的发挥者。××过去不学无术，现在我看也没有学到甚么东西。我家雇的媬姆曾告诉过人事科，但在肃反中张效汤同志(前办公主任，党员)公开宣布王琳(周的爱人)雇用没有迁移证的媬姆是“包庇反革命分子”。还有学校鉴定应放在良心上，听说萨公强调去哈尔宾大学后，给他的鉴定很不好，影响他的积极性。组织上过去不知对我作了什么样的鉴定，后来总是根据过去的看法来看待我，以致几次增薪没有我的分。我建议，把过去的鉴定通统来一次复查。不然，是不放心的。过去我们学校在运动中有一群打手，打了很多人，×××对那些不愿打人的人，还动员他们检查右倾思想。一个会计主任被打成伤，省剧院朱伯封被打28次，打手也多，是我们这里去的。在肃反中，我原来以为我们学校没有打人的事，很自豪，昨天听陆其清(教具室主任，讲师)说，他被打了。论打人，我是反对的，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办法，为什么拿来用？仅管只打了一个人，但组织一定要处理。希望党员和我们有良知良心的知识分子，都要教训我们万代子孙不要把拳头放在自己朋友身上！

三、建党问题。安春振同志在建党宣传中，充满了谩骂讽刺的情调，说：“知识分子在六腊之战中，生活很不稳定，现在大家都安定了，应该感谢党”，会后有人问我，你是否考虑恢复党籍？我说20年后再考虑。我宁愿再来—个六腊之战，只要有本事就不会饿死！我见了新党员入党喜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在宗派主义统治下，很多不够标准的人都入了党，这是按×××、××的德才标准，来吸收的。入党后不管德才好坏都可以做官，昨天会上有同志反映“学校党组织是有限公司，党员的党性是建筑在公司的利润上”，我很同意这种看法。

对失掉组织关系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我认为知识分子有软骨，但大多数在敌人面前是英勇不屈的，我在洛阳集中营里，感得速死比慢慢受折磨还好。我离开党十多年了，一直为党工作，我曾写过四万多字的材料，希望恢复党籍，在坦白运动中，对我历史不作结论，这就是怀疑我，这么多年，还未搞清楚，这不是其他原因，这只能说党的工作无能！我过去是战斗过的，在新社会里，反而在被怀疑下生活，有甚么意思。××曾在大会上影射着我说：“新社会只有同志关系，那有朋友关系，”“你的朋友是党员，你不是党员，你过去是党员，你现在不是党员”。这反映××有“老子天下第一思想，可以使人贵，可以使人贱”。

四、对郭生、朱丹西等同志的看法

××当校长(编者按：美专附中校长)，过去我说不称职，现在还是说他不称职。他在肃反中是领导人，但为什么不禁止打人(激昂，拍桌)，曹忠贤讲课模仿他老师何剑薰的腔调和态度，在肃反中就被狠狠地整了一下，这是什么逻辑！学生不满意郭生罢了课，他说“是党叫我来作校长的，我怎能不当校长呢？”其实党是叫他来办好学校的，为什么他不检查，这就是耍无赖！郭只顾自己孩子，不管工作，爱摆老资格，夸耀自己的汗马功劳。

前不久，陆其清同志要发展我入工会，我拒绝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西艺时期参加中苏友协和工会的名单都要由领导指定，我过去参加过党又是俄文教员，连中苏友协都不能参加(后经袁柯介绍才参加)，这虽然是小问题，但说明宗派主义十分严重，现在，工会的大门是打开了，但今天工会工作仍是一塌糊涂，故还是不愿参加。

王道一(编者按：王道一，党员，美专办公室主任)是朱丹西、肖秦一伙的，有高人一等思想，文艺整风后，我被编在职工组学习，王道一讲政治课，头两次还用心，后来便不成话了，把字都读错了，又无勇气纠正。王道一作人民代表大家都有意见。有人反映他表面笑嘻嘻，背后搞小圈子，应作检查。

刘昭全作团总支书记以后，骄傲自大，和作学生时显然不同了，他品质很恶劣，这里领导教育他不够。

××不懂装懂把巴尔扎克，福禄尔的作品扯来扯去分不清楚，西南音专×××也是如此，往往以高傲来遮蔽自己卑鄙的那一面，沙汀和我有说有笑，很熟悉，后来一步一步地升了官，瞧不起人了。荒煤过去和我很好，现在他们是领导，我是低级讲师，也各奔前途了。西艺时我和朱丹西坐一个车子进城，只说了一句话，下车时他召呼也没有打就走了，后来他到北京开会回来，学乖了，在和平电影院门口，他主动召呼和我握手，看起来很亲热，后来我想了一下，这是假的！(击桌)斯大林说，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话对毛主席来说是对的，对一般党员来说就不对了。我们学校曾有党员说你们找模范党员去那里找，朱丹西就是的，有一个党员说“共产党员比其他人都要高”，我看这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朱丹西爱摆架子，试问“究竟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老党员要重新作人，到群众中来。过去很多党员朋友，现在都无来往了，见了面不讲话，现在只有×××(市委党校教员)和×××(光明日报编辑)两个党员朋友和我说得来，经常通信联系。

党群关系问题。主要是党员要向群众靠拢，特别是向知识分子靠拢，不要把知识分子丢掉，如果把知识分子丢掉了，社会主义就建不成。党员要提倡“忍让，爱才，大公无私，不要只重德。”

过去我们学校文艺整风，基本上是错了的，只是大家不敢讲而已。今天知识分子已经不是旧知识分子了，否则便是否定了几年来党的教育。我们知识分子也不要自卑！

五、关于“草木篇”，流沙河才25岁，我不认识他，我看他是很有才华，很有前途的青年。从他在文汇报发表的谈话看，政治上是比较成熟的，党应该很好的爱护他。“草木篇”发表后，受到围剿，四川日报开展了讨论，大多数人肯定“草木篇”是坏作品，是向党进攻，张默生说寓言诗可作不好解释，我基本同意张的看法，但洪钟的文章是对他大砍大杀，有的人还硬要往政治上拉，我觉得草木篇是可以肯定的作品。草木篇是寓言诗，可作这样解释，也可作那样解释，如“藤”它是可解释为有的领导同志的三大害，象藤一样缠在自己身上，高高在上，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变成了井底之蛙，如果不改正，就要被藤缠死！某些领导同志，你说他不是知识分子，也是知识分子，由于三大害的侵蚀，变成半知识分子，所接触的只是一小群人，对于广大群众的良知良能无所了解。这次党提出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好好体会，但决不是象×××，××那样，一去就照了个象，就算完事了。今天应以刻苦的精神恢复地下时期的艰苦朴素作风。

我不同意肖华清“沟和墙早就有了”的说法，因为靠拢的主动权在党，走群众路线与否，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些人老想把它拉成半斤八两，但党是执政党，放和收，都有权，能放，丢下架子，大家就会真诚相交，捧，那只是假威信，只有在心悦诚服的基础上的团结才是真的。

有些问题如保密制度虽然小，但也会成为搞好党群关系的障碍，学校指定的肃反小组长都是历史清白，则其他广大教师是历史不清白，我不同意。在肃反中还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戒条，如出校要请假，不准用有学校头衔的信封，怕弄假作伪，造成了不必要的紧张。

党要注意一个问题。肃反运动打击面太宽，而且非常迅猛，知识分子没有准备，大家认为伤感情最深。我们学校很多与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这与肃反不能无关，仅管事情过了很久，想起那些搞肃反的人，总是有些反感，希望党对知识分子作出正确的估价，他们有潜力，应该支持他们，不应该歧视和虐待他们，我主张对肃反工作应来一个善后，进行一次复查，恢复名誉，免得背着包袱。如都燕嘉，杜显清，过去的遭遇谁都知道；我在作协碰见一个作家，谈起肃反问题，伤口一下打开，整夜都没有睡，在作协座谈会上，有的谈哭了，这说明错误的作法，怎样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心！有许多人还不相信这次整风会整好。

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运动中搞错了的，不管自觉，不自觉，应作适当检讨。我今天毫无顾虑，任何方面对我的打击，我都要坚决的给予反击，我反击的不是党，而是宗派主义，如果领导不放弃三大害，我就要斗争到底！

解放后许多作家不敢写东西了，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开始敢于写了，但也有一种人认为现在我看穿了，我走我这条道路，仍然可以到共产主义！

关于党委制问题，我主张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因它是产生以上错误的根源。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