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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党组邀请北京师大部分教授、副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 董渭川
1957.05.30

(董渭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校委会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

（一）高师教育是由高教部领导好，还是教育部领导好

这个问题希望部里结合整风加以研究。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属于制度，一方面是属于人事。

为什么现在高师教育不放在高教部而放在教育部呢？我体会这是由于高师是为中学培养教师的，与中学教育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放在教育部内。

但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放在教育部意义不大，高师与普通教育似乎是没有关系似的。举些例子来说说。

报纸上报导致育部党组的整风的消息里就完全没有与高等师范教育有关的东西。

部里召集的教育行政会议讨论中学教学计划变动时，并没有请师大各系的人员参加及发表意见，只是在报纸上登出来后才知道，变动的过程就一点也不知道。最近听说中学教学计划的修改意见已送国务院了，有些系的学生对此很有意见。例如一方面中学取消了制图课，伹另一方面师大制图专业却想改成系；学生们想： “到底培养我们干什么呢？另外，系里师生都反映，今后高中毕业生大量不能升学，要就业，如果就的业与工业有关，那么他们不会制图就“寸步难行”。

政治系科取消合并了，还动员学生改行，但最近部里又指示要招收政治专业学生60名；忽而这样，忽而那样，很使人不解。

又如中学的经济地理课取消了，现在师大地理系的学生要“请愿”。

中学的达尔文主义也取消了，那么生物系四年级不知是不是要去实习?

上面这些例子都说明这个问题：高师放在教育部应该是为了密切与普通教育的联系，但结果普通教育这样变邮样变，高师却一点也不知道。

关于附校的问题，师大原有四个附中，二个附小，去年却只留下了一个附中。据说这是由于苏联专家的建议，说苏联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是由于苏联的师院规模小，而且多数师院没有教育系；我们的情况却不同，我们的科学研究及实习都要靠附中，教育系去小学实习时也不得不去东找西找，找小学。最近教育系学生到过去师大一附小去实习时，附小教师们伤感地说：“我们和师大有几十年的血肉联系，现在却把我们踢开不要了。”现在教育系师生一再呼吁要收回附小，但已收不回来了，市教育局说什么经费问题等等不好解决。

这说明是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

另一方面，高师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的一种，可是现在偏偏要把它硬拉出来放在教育部，其实，它又与其他高等学校有关，结果孤立在教育部里，有许多问题就没有能得到充分的、全面的考虑。杨部长在有一次会议上做报告时说到任何问题时都说“除去高师”。

再，还要考虑高师与综合性大学两者的情况。高师是培养中等师资的，而综合性大学今后也将渐渐走上培养中学师资的道路。这两种学校是否应有区别？如不应有区别，那么就应该合并，如果有区别，那么区别又何在？这个问题部里一直马马虎虎，没有研宄。

师范大学内现在教育的意味越来越淡薄了。我接到物理系二午级学生的一封信说：“我们进高师都是自愿报考的，自愿将来当教师，但到师大两年来却没有体会到如何当教师。昨天化四的同学到我那里去，说就要毕业了，但没有信心，学校在培养他们当教师方面做得很差。

总的来说，高师的方向应该如何，现在很模糊。

(二)关于教育实习的问题

我直接负责这工作，这个问题对我有“切肤之痛”。

自从1952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之下开始搞教育实习以来，除教育部林副部长来看过一次外，其他部长，司长从来没有来看过，但忽然来浇冷水了。

在第五(或六)次准备实习开会时，教育部李司长来了，上台讲话，对学生说： “你们晓得吗？你们实习完了、校长送了礼品后转拉脸来就要骂你们，去年武汉市为了指导实习就死了两个班主任”。请问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后来崔可夫专家上台讲话时就说：“教育实习刚刚培养出一些幼苗来，又被风刮坏了。但这时李司长已和何副校长谈天去了，根本没有听。结果教师和学生都很丧气。

教育实习是—件复杂的工作，有很多困难，有很多问题。三年前我建议由部里召集几个有经验的学校交流经验，解决些困难问题，制定实习大纲，李司长口头答应了，但结果没有召集，说是“没有条件”。

去年开教育经验交流会，其中之一要总结教育实习工作，叫师大搞，但对报告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到开会时纪司长却说：“把你们的‘霸王别姬’拿出来，‘小放牛’就甭拿了”。对报告临时又提出种种限制、要求、还要求不超一小时的发言时间，结果师大仓促地搞了出来，别的学校反映说不解决问题，部里也批评我们说没有总结出东西来，到华东师大去还批评我们。

关于教育实习是一次还是两次的问题，去年柳部长在召集一个座谈会时和我说：“教育实习外面搞得人仰马翻，考虑考虑把实习搞成一次，怎么样？”这虽然是疑问商量的口气，但就近于部长的指示了，于是我们就下去讨论研究。我所写的“师范大学往哪里去”的文章里提出要实习两次，但后来秋天实习时却发现了困难，甚至连进行一次都觉得困难，原因是学生大部分迁出城外，上千个学生进城实习交通困难；实习学生多，要用40多个学校；实习学校的学生水平又参差不齐，这些情况使学生实习收获很少。于是我仍就考虑改成一次。

后来召开了分区教育实习座谈会，又开全国教育实习会议在会议上李司长做报告，还是引导大家研究是否改为一次，但是两、三天后忽然急转直下要改成两次，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了什么。李司长甚至说：“我开始做的报告不算，因为全国十个区的报告，我只看了五个”，请问为什么只看五个呢？而柳部长也说： “我从来没有主张过一次，搞两次是科学的结论。”

当时我就提出了困难：交通问题不好解决；实习学校不够；90％以上的教师都倾向于改为一次。但是柳部长说交通问题可以用住学校的课堂来解决；可是学生还要做功课呢!在目前的情况下用打游击时的做法是做不通的。柳部长又说虽然大多数教师倾向一次，但只要做到组织上服从就行了，思想上服从要慢慢来。后来部里并且说全国都“唯师大的马首是瞻”，因此师大必须贯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赶着把实习大纲搞出来了，可是部里却说 “这是机动灵活性的文件”，又说“原则上订为两次，但搞一次并不意味着反对两次”，这真是聊以解嘲的说话。

在以上这件事的过程中部里始终是摇来摆去，并没有深入掌握情况后再作决定。

(三)几件具体事情

批判杜威的工作开始后柳部长指示师大教育系应做杜威著作的摘批工作，杜威重要著作未译出来的要译。我们动员了很多人着手做，雇了人抄写，花费了不少劳力，但结果都付之东流了。先后翻译了300页的东西送到部里，如石沉大海，而且丢了。批判杜威开展得不好与这些情况也有关系。

这学期开始，部里布置下来总结解放以来七年的教育经验及旧师大的经验，定于10月份缴卷。学校很郑重地布置、开会、研究，但后来部里把日期一天天挪前，最后叫学校5月份报。学校真正做不出来，打电话给部里，部里说：“你们能搞些什么就搞些什么吧!”请问这与国务院布置的总结的精神又差到哪里去了呢？

对这次的修订教学计划很多人也存在着怀疑。去年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提出修订教学计划是正确的；但一年来情况有了变化：中学课程正在更动，教育部又在考虑修改学制等等，现在修订教学计划可靠的根据就很薄弱，是不是带有盲目性呢?

去年有学生向部里反映负担重，要求不考教育史，结果柳部长打了一个电话就把考试取消了。这是“权威主义”，用“官僚主义”来形容，还远不够。

一个月以前附中有迫切问题要解决，校长要我找柳部长谈，我写信打电话，但部长置之不理，当然柳部长工作很忙，但如果柳部长真正看得起群众的话，可以让秘书打电话叫我找别的负责同志谈。这是作风问题。后来有一次在师大的饭厅里遇到纪司长，我就找纪司长谈，纪司长很不愿听，当时我就象是“叫花子向大腹贾要钱”的表情似的。纪司长的答复是：“这问题属於计划财务司，我替你打听打听。”我感到教育部是衙门，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使小民接近不上。

另外就是走私进来一位教研室副主任的问题，她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李司长的爱人左企云。系主任、校长都说不知道是如何进来的，这表明了“官官相护”，事实上那个教研室已经有一正一副两个主任了。这位同志是老干部、老党员，但文化水平实在不行。她是来监工的，不是来做工的，人事工作上搞出很多问题，造成很多损失。听说走私进来的还有呢？教育部有位司长的爱人不顾制度来当研究生了。这些情况体现了 “家天下”的思想，“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摘自座谈会记录)，载《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

来源：见《“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