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北京市 吴祖光
1957.05.31
[编者按：这是吴祖光在五月三十一日文联第二次整风座谈会上发言摘要，经文联再三核对记录后交文艺报和本刊同时发表。吴祖光在本刊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只是这篇纲领性的发言在戏剧问题上的具体化，这篇发言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和分析吴祖光的错误思想。吴祖光应该诚恳地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当作箭靶子，也来参加这个反右派的庄严战斗。
(题目是编者根据他发言中的话给加上的。)]
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这活到40岁了，从没看到象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象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轻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这样说可能片面，但很具体。过去没有过，也希望今后不再有。
象这种情况，我想在我们的工作中总有个主要的关键问题。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这是需要的、必要的。革命成功是把群众组织起来的结果。解放后，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如被扣上无组织无纪律就很成问题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在战场上，服从分配完全必要。在工农战线上我不熟悉，但在文艺工作上，强调组织分配就对不上头了。许多工作的失败经验都与此有关。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当时马思聪院长在座——编者)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解放八年，抗战也是八年。今天舞台上话别、戏曲……给人印象最深的演员是解放前的个人奋斗出来的，还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呢?中国戏曲学校最近在一次公演中演了三个节目，就出了三个乱子。演员在台上第一次出乱子，观众还忍耐；第二次又出乱子，观众已耐不住了；第三次再出乱子，观众哗然。看起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曲艺，在解放前，是一枝自生自灭了好几百年的花，而现在后继无人了。艺人想自己带徒弟也受排挤。是谁在做着这种不合艺术规律的工作呢?恐怕是组织、领导。
很多有称号的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他们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量组织制度。
组织制度还产生等级制度，这再没有比解放后这样突出了。上级管中级，中级管下级。中央管省，省管县……这么一来，产生了另一个严重问题。除了北京，地方就绝对出不了人材。人材再高也高不过北京的。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 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毛主席告诫我们防止大国主义，我看现在也有大北京主义，大官主义。这是非常害人的。在任何工作上都应当是平等的，文艺工作更是如此。现在显然不平等，非常严重的不平等。一切看北京，看中央，造成千篇一律。戏演不演，批评不批评，也都要看北京。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文联是人民团体，但是也和文化部一样衙门化了，今天的政府机构和过去封建统治的机构有什么两样呢?今天叫部长、副部长，从前叫次长……局长……。这一套行政机构基本上是承继过去那一套。机构不变，关系也就难变，工作也很难做好了。
文艺评级也是等级制度。不评还好，一评意见就大了。毛主席来也没法子公平。由于文艺评级，造成了许多隔阂。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我和蔡楚生同志，过去是朋友，对于艺术问题常常争论。可是，现在他是局长，是领导，他说的我只能照办。
关于吸收党员问题：
有人攻击积极分子，这样提出来是必要的。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党对知识分子估计错误，否定了知识分子的清高。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孤高梗直的个性，很难想像他们能作这种整天给党写汇报的积极分子。另外，有些同志解放前就靠近了党，现在提入党，怕被说为投机。党应该考虑这种情况。
关于肃反问题：
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这些同志若想出卖党，在解放前是轻而易举的；出卖了党还能做官，而且无人知晓。他们过去不出卖党，在解放后如何会反革命？在旧社会受冤枉，被国民党冤枉，死了，千千万万人民同情他。今天不然，人民政府代表人民，你被冤为反革命，则人民都会说他是反革命，他会死不瞑目了，如不予昭雪，那真是很残忍的事。肃反这种斗争方式，即使在专制时代，也都是罪恶的。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建议文联出一个小册子，把文艺界内受冤枉者的名单，通知大家，让大家知道，这是党的公平，是党一向的作风。
关于文化部工作：
现在文化部有点枪法大乱。“杀子报”应当禁，反而解了禁。让言慧珠担任戏曲学校副校长，也有点过分。她是不是有这样的威望呢？照顾了她一人，她满意了，但是上海京剧院十个名旦中其他九个就会因此不满。校长是崇高的职位，不能拿来随便统战人。文化部这样作，是旧乱未平，新乱又起。
最后建议由北京带头办一个社会新闻性质的小报，以社会新闻为主再加上戏剧电影的新闻，一定会受老百姓欢迎。今天的报纸也是脱离群众的。拉三轮的、烤白薯的都不看报。这种社会新闻小报会对社会风气有很大扭转作用。没有社会新闻，社会是非不分，只靠内部批评，可以有恃无恐。
来源：李辉编著《依稀碧庐——亦奇亦悲“二流堂”》(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