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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害”在武大的严重性
武汉大学 刘涤源
1957.06.00

（刘涤源：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本文系刘涤源在经济系鸣放大会上的发言。）

一 学校领导的恶劣作风

这里只是根据近日来和今晚大家所揭露的种种恶劣现象，加以综合。别人已经揭露出来的事实，这里不再详细重述。我认为我校领导有下列共同的坏的特点：

（1）外行装内行。领导对各系工作管得很死，而又不好好地负责认真的管。例如，我系李崇淮同志是武汉市的人民代表，教课理应毫无问题。但系里对李崇淮同志的排课问题、要请示党委会。系里向党委会请示，答复是“研究研究”。一再请示，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本来可以在上课大半年以前及早确定，以便充分的准备，而由于党委会这种恶劣作风，一直拖到上课前数周才决定，使李崇淮同志接受教学任务非常仓促。从这件事可说明：①一个担任人民代表的教授，排课还要“研究研究”，这种怀疑完全是盲目的，此中具有严重的宗派主义。②党委会的这些同志根本不懂教学工作的艰苦性，否则为什么不替教课者着想，及早决定，使有充分的时间备课呢？③严重的拖拉作风。又例如，贾植圆同志的问题，长期不作处理。贾植圆同志历史清白，而且是本系毕业，毕业后一直在本系工作，问题很容易搞清楚。但问题一直拖延着。

（2）思想水平低，缺乏政治思想教育。近二、三年以来，我所受党的教育，最主要的是受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发展的鼓舞与教育，如看看长江大桥，看看校区以外许多基本建设的与建，看看报纸杂志上关于各种使人兴奋的报道等。至于本校具体的党的教育，实在微乎其微。

（3）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做错的事情不肯承认错误例如，张副校长作肃反的总结时，对张资琪、段桂棠两先生的问题，自己不承认错误，把责任推向群众，说什么当时领导并没想搞，是群众要搞。这是天大的谎话。试问：当时是谁召开大会的？是谁主持大会、掌握大会的？当时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是谁发动并加以组织的？『停职反省”是谁决定的？是谁宣布的？我认为，这种不能勇于认错，却把责任推向群众的作风，是很恶劣的。

（4）自私自利，不能为群众表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以房子问题为例。我校助教和许多职工住的房间很拥挤，领导漠不关心。他们自己呢？张副校是的房子问题，大家已经揭发。现在我来揭发张希光同志“借住”房子的事实。大概在1954年秋间，校区内空出了一批家眷宿舍房间。常时的房屋管理部门宣布说：空出来的这些房舍要一次统一分配；在统一分配以前，任何人不得占用。宣布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张希光同志以特权享受者自居，巧立名目，要求“暂时借住”，毕竟“借”到了，在未统一分配以前就搬了家。这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恶劣作风。那时许多群众对张希光同志这种作风不满，当时民建的负责人李崇淮同志好心好意地把群众的不满去劝告张希光同志，张希光同志不仅没有接受这种劝告，而且对李崇淮同志发脾气，恶气相加。（此中详细经过情况，可由李崇淮同志揭露。）

（5）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严重的偏差，搞得全校死气沉沉徐懋庸同志在校时，执行党对知识份子的政策有严重偏差，但范围比较狭，当时广大群众还是积极的。现在呢？不仅党内兴奋外之间存在着铜墙铁壁，而且在党员之间也分等级。例如，我系副主任谭崇台同志是党员，但系务上的有许多事情，领导不告诉他。前次高教部李司长在本校的工作检查总结报告，谭崇台同志没有接到听报告的通知；而有的其他系副主任却出席听了这个报告。

二 人事处的黑幕种种

从最近揭露出来关于人事处的种种黑幕，我现在归纳为下列六点：

（1）科长、副科长多。听说人事处十一个干部中，有科长、副科长七人，超过半数。某一科里，共计四人，其中科长一人，副科长二人。这正如一个部队中，背斜皮带的比背枪的要多。这种“官”天下，实在太不象话。

（2）首长爱人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认为此中包含着“公事私办”的很大成分。有人说：人事处是『家”天下，我也有此想法。

（3）工资增加特别多。如叶材值品质恶劣，工资草案上叶的工资是八十多元，在工资会议上有人提出应予降低；但工资定案时，叶的工资竟升到九十多元。如张凡同志的爱人因肺病只半天办公，这次也加了薪资。总之，人事处的党员薪水普遍增加，而且加得一般比别人多。

（4）工作差错多。如失掉别人的档案材料，如别人的材料应寄到江西去的，而寄到广西去了。拖拉作风的严重在全校中是最突出的。

（5）工作态度傲慢，不把别人当人。张希光同志把脚翘在桌上和别人谈话，傲慢无礼，审干时，我系体弱多病的某教授亲自把“干部调查表”送到人事处，忘记把填表的说明书带去。该处人员限令这位教授立即回家去把说明书送来，而且态度非常傲慢。他们把自己看成高人一头，把别人看成低人一等。对别人采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礼态度。把人事处变成一个使人望而生畏的“小王国”。

（6）文化水平一般的低，而又不好好学习。人事处的党员文化水平一般是小学程度，连初中程度的都很少。但他们不进业余夜校，自己也不好好学习。这一点也包括张希光同志在内。试问，这样的干部如何能了解高级知识份子的业务水平和学术修养呢？

关于人事处的黑幕，一向是包裹在组织上“严肃认真、大公无私”的掩护之下。人事处一向在神秘主义中，我们局外人对其内幕知道得很少，我建议党委和上极领导组织一个专门的检查组，来仔细检查工作。我认为，问题很严重，恐怕非改组不足整治这种歪风。

三 关于我自已在肃反中的问题

在肃反中，经济系的追查中心是“反革命的宗派小集团”，我被认为是这“小集团”的首领，然后进而追查我的历史。查了一年半以上，已作出结论，没有这“小集团”，并且证实我在1952年以前已把自己的历史详细交代，没有什么隐瞒。关于这次追查，我提出下列几个问题。

我是长期在武大。肃反前我在武大已14年半的时间。过去同级同学、高一班和低一班的同学，现在在武大服务者很多。在美国留学时代，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谭崇台、王治梁等同志当时和我同学，现在均在武大任职。总之，了解我的人，在武大校内是很多的。而现在的领导在肃反前早已到校。前任人事科科长苏烈同志来校更早。毛主席提出的注重调查研究，和“新三反”，在肃反前早已成为办事的原则。我校人事部门事先不加了解，这是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在开始追查“宗派小集团”以后，从来没有向我了解关于我过去任系行政时工作的情况；我自己主动地陈述一些情况，也不倾听，反而认为这是“不老实”的“辩护”。这是不是严重的主观主义？

我的反动历史问题早已交代，在解放前加入武汉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时起，我即开始交代我的反动历史。到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中，我在经济系小组会上口头交代六、七小时（当时组织上派人记录）。陈洽卿同志告诉我，我的档案袋中没有这份记录。试问：人事部门对这种丢失材料的事件应负何种责任？我现在正式提出：要求追查这个责任？

在斗争过程中非常粗暴，严重的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当时的斗争使系内一些同志有“人人自危”、“兔死狐悲”、“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也怕鬼敲门”的沈闷感觉。在斗争会上，当时工作组长余志宏同志作小结说：『经济系有宗派小集团是肯定了的。有领导、有核心，有骨干、有外围。现在要追查的，是有没有政治背景的问题”。我现在要追问余志宏同志！你当时是根据什么作出这种草率得使人可怕的小结的？你这小结究竟百分之几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斗争过后，长期拖拉。斗争后拖拉了很久，把我悬起来达一年半以上。直到高教部检查组来校，我找李司长陈述情况，要求处理。然后才作出结论。这种拖拉作风是非常严重的。但张副校长在肃反总结报告中，强调干部的辛劳，强调复查，对拖拉作风的严重只字未提。我认为，拖拉作风严重是政治责任感薄弱的一种具体表现。

结论作得莫名其妙。陈洽卿同志到我家里第—次对我说：“在运动中，歪歪倒倒，有偏差，受了委曲”。第二次对我说：“从结果看，搞错了”。但在经济系全体会议上宣布结论时，却说搞对了。试问，这是不是两面作法？这究竟是骗我呢，还是骗群众呢？

总之，在肃反中，由于事先准备工作做到极差，平时对干部缺乏调查了解，“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从头摸起，算一笔总帐。有人说，这真像是演“三叉口”。我认为这个比喻真是巧合。

来源：《武汉大学右派言论汇编》（中共武汉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