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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兰匈牙利事件的谬论
北京政法学院 章文岳 罗典荣 王明欣 尹孝松 傅成章 章天惠 陈述庆 陈守铭 陆绍祁
1957.06.00

歪曲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

章文岳说：“我同情的是广大的匈牙利青年看到了劳动党的错误(他们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而起来斗争，他们的愿望是为了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纠正错误，为此而起来斗争。这种精神是值得同情的。但被反革命利用，用大民主的形式是不对的，这不能不给国家带来损失，但他们的精神与愿望是值得同情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青年更须要这种精神，我认为这是比唯唯诺诺的人好得多——这些人对我们社会的进步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英勇斗争是指拿枪杆子，并不是指错误的行动，我不同情拉科西，格罗之流，而同情这部分人。”有人问，你说的“英勇究竟包含那些内容？”章说：“包含有：愿望、目的和行动。英勇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提意见、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拿起枪杆等。‘十月事件’中就是指拿起枪杆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斗争的目的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使社会主义在匈牙利实现。”有人问：杀共产党人的愿望也是好的吗？章文岳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人拿枪去把共产党员的一家人都杀了，这些人愿望是不好的，行动也是不好的；另一种是：一些青年用枪杆去反对政府，而一些共产党员也拿起枪来保卫政府，那么这些青年杀了这些共产党员，他们的愿望是好的。”“不好的效果，不能说动机就不好，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同情的，在斗争中错误的杀了共产党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的愿望不好。”他还恶毒地说：“中国大学生的政治作用太小了，我国大学生就是作用小嘛！中国大学生没有自己的刊物，越南大学生有自己的全国性的刊物，政治影响非常大，匈牙利青年也有自己的组织，在十月事件上起了很大作用。”有同学说：“我国大学生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不和党与政府闹对立，这正是我国大学生政治上成熟的表现。”章回答说：“这正是我国大学生政治上幼稚的表现。”

章文岳还说：“这些人非常无知，把一切都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挑拨，不去检查自己，实际上帝国主义在波匈事件中并没有什么挑拨。”

罗典荣说：“群众起来推翻匈牙利政府，这说明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这很自然，因为共产党搞得不好嘛，群众起来推翻你。”他还说：“匈牙利事件是官僚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有错误的领袖，没有错误的群众。”“领导的错误严重，而不在于群众被反革命欺骗和利用的错误。”所以他对匈牙利的流血事件是不是反革命煽动起来的表示怀疑和反对，他说：“一下子那么多的群众都跑到街上去反对政府，能说是少数反动分子煽动起来的吗？”又说：“领导上不犯错误，反革命又怎能控制那样多的群众呢？”他同时还认为：“波匈事件是波匈党内发生了内哄，是党内派别互相排斥，一派上来了又打击另一派，党内斗争太残酷了，以致产生了党内不团结。”他说：“哥穆尔卡过去在党内就一直受排斥，卡达尔过去也受监禁，他们过去在党内不得势，所以他们上台了，就又要还一手。”还利用这一事件挑起对苏联的怀疑和不满。说：“大家反苏(波匈事件)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嘛，而那些小国的自尊心又很强，加上贸易上的不等价交换，那还不反对”。并说：“人民民主国家有许多领袖都不是在国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苏联把这些人拿到这些国家去，人民当然不拥护。”

王明欣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优越，匈牙利事件就是社会制度不优越所造成的。”又说：“匈牙利十月事件是“革命”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自由不够，波匈事件之后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民主的，所以，匈牙利事件就是人民起来争民主争自由，如果有民主有自由，人民为什么要那样来对待政府呢？”“‘再论’里说，国际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一定吧？这并无事实作根据，这是拉科西无能，把事情搞糟了。把责任推给帝国主义。”(尹孝松)

傅成章说：“你不给他们(指地主、资本家，霍尔蒂分子)执政，当然他们要闹事，那些闹事的匈牙利青年是好青年。”

章天惠说：“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可以用大民主，如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认为党既是存在缺点，使用大民主是可以的。”张京华也说：“如果我在匈牙利，我就拿枪杆起来了。”黄盛叶就说：“我得看情况，是反对拉科西就干，是霍尔蒂分子就不参加了。”

陈述庆说：“匈牙利很多记者被逮捕，作家协会解散，我就不相信，这都是帝国主义搞的，我认为，是因为匈牙利政府错误很大，人家反对了，就说成是反革命罢了，我想共产党衡量人就是一个标准，你拥护我，生活工作都有保证，不拥护我，你就危险，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无真正的人权。”

陈守铭说：“参加反革命暴乱的人敢于斗争，是觉悟高的表现。”并说：“我国新闻不自由，不敢发表事件的真相，是党的控制，封锁新闻，这比不上资产阶级的报纸。”又说：“各兄弟党都发表了文章，只有中国党胆小怕事，不敢出来讲话。南斯拉夫的一些领导者的发言很有独特的见解，不像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那样教条。”

陆绍祁说：“铁托对匈牙利事件的评论是合理的，正确的，我党中央再论对铁托的批评有些片面。”又说：“人家说纳吉是叛徒，我就不能马上下结论，纳吉作的事情是客观上造成的，他的主观意识不一定想叛党，他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条件下已经不能起作用，因此不能肯定他有叛党的愿望。”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1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