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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官僚主义的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 杨一枫 政军 冯海 梁其璞 林希翎 顾佩弦 章广延
1957.05.00

“国家机关的官僚化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因素之一。从中央到地方都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而且存在着党委和政府二套平行的机构。这就更显得机构重迭臃肿。

因为以党代政问题很普遍，这样很多事都由党委作了，政府行政部门实际上也就没有什么事可作……

……行政机构是可以大大削减的。现在的一个部有几千人，一个厅有好几百人，县里一个局也有好几十人……越到上面的领导干部也就越高高在上了。他们怎能不官僚主义？我看中央的领导机关简直比以前的故宫还难进。这样就脱离群众，墙愈来愈高……”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斯大林的问题，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直得怀疑。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搞不清，斯大林的错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是有关系的，这与官僚主义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专政的本身值得怀疑的，为什么监督和法制不能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呢？我觉得铁托提的是有道理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杨一枫）

“党员以党员自豪，团员以党的助手而骄傲，所以出现了如今的‘三害’，如不彻底改变这种带有遗传性的顽固的统治基础，不以广泛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虽然谦虚，但也避免不了将来出现四害或多害，以致不可设想的后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政军）（大字报）

“机构庞大产生官僚主义，是事实。右派言论也有对的，如贺安的发言说：三害根源有内因，外因，内因是主要的，外因起一定作用。所以，机构庞大就有产生官僚主义的可能。”（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冯海）

“专政太厉害了，让人人对领袖实行偶象式的崇拜，对领袖的言论，当做金科玉律似的崇拜，其结果必然产生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员 梁其璞）

“解放前我国上层建筑是有买办封建性，三害我认为与教条主义买办性有联系的。解放后提出一边倒，我不反对学苏联，苏联很多东西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学，苏联很多地方有教条，而我们就搬来了，教学中，人民大学别人说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我认为是教条主义的策源地，很多马列主义教员是人民大学出去了。我在人民大学四年深受教条主义之害不浅，我们四年课程二年就可学会，四年浪费我们青春，念讲稿，实在难受，潘静成讲‘为了满足垄断阶级最大限度利润’这句话一堂讲了七、八句。有人问我为何有这多时间写东西，我只利用了上课时间，很多同学生了小孩回来一背笔记三、四分不成问题，这说明这种教条主义学习方法有问题，法权史我仅记住了哈木拉比法典一词其他什么都忘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三害根源是生产力低下，总的趋势是三害和生产力水平成反比，但三害表现出来是波浪式的发展”。

“按不同的制度美国的三害比我们多的多，但在一个独立的垄断组织之内的各个企业，互相协作的水平就比我们高，因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官僚主义比我们企业同协作的官僚主义少。三害产生于人们的思想方法，但是思想方法是人们脑力劳动的工具，思想意识是思想方法在人与人之间的运用，都属于生产力范畴，而思想意识在文字上，语言上的运用，才是上层建筑物，故克服三害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对于马列主义的掌握会随着生产力提高而自然提高。基本矛盾（按指主要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编者）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客观可能性，三害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如果没有三害，也就没有人民内部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 顾佩弦）

由于他主张“三害”与我们的社会制度有一定联系，因此他主张大鸣大放政府永远不要收，为了克服党群脱离为了使领导与群众结合，应该给人民以充分发言的机会，应该设立起根本性的制度如：

“1．目前高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没有很好实行不过是‘装洋相’，应动员群众监督。

2．允许公民公开集会谈论国家大事，国家政策，批评领导人，学生可以对群众发表演说，阐述自己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章广延的材料）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