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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问题的我见
山西 路直（高沐鸿）
1957.06.00

(路直：即高沐鸿，山西省文联主席)

一

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科学与繁荣艺术的方针，也许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各自抱有其不同理解的。事实证明，便是大家还不敢大放，还不敢大鸣，有所顾虑以至手足无措。虽然这倒不是客观上的政策精神束缚了他们，而是他们主观上对政策的不正确的理解束缚了他们，但这种状态无论如何是不能任其存在下去了。否则将要大大影响我们科学与艺术事业应有的繁荣与发展。

要打破这种状态，我以为首先应该对政策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而不要从反面消极地来看待它。有一种消极的看法，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仿佛只是叫人们发发牢骚，吐吐偏激之词的，这些牢骚与偏激之词，当然不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不过他们认为这也无妨罢了。无妨自然无妨。但你怎能认为人们放出来的尽是牢骚和偏激，尽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不正确的东西呢？这明白是一种宗派主义在作祟呀。既说“百花齐放”本来就应该承认“齐放”的是“花”而不是“草”，而更不是“毒草”；如果认为让他放，放出来的就尽是“草”和“毒草”，只是我们不怕这“草”和“毒草”，我们有的是香花来批判它，那这种放，也就太无意义了，至少是意义减弱了。我们的理解应该是放之中，当然难免放出些“毒草”来，但放之中多数放出来的，还是香花，而不是毒草。这在政策的原词上就讲得非常明白；它是“百花齐放”，而并不是“百毒齐放”。这就是说，既然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繁荣与发展科学艺术的必要方法，那就该承认在“放”和“争”的当中，原来的科学与艺术必然有所前进，有所发展，而不是停留在原地上，只去证明一项已经发现和已经确立了的真理。正相反，它是一定会发现新的真理（虽然是局部的），来丰富和发展已经确立了的真理的。这难道还有疑义么？那种认为放出来、争出来的东西，只能还是已经发现和确立了的东西，即使是对它的一点补正与发挥也不可能的说法，我以为是太保守，太不正确的，至少是太片面的。这将会限制人们放和争的积极性，而使大家停步不前。搞科学搞艺术追求真理的人们，是希望有点新的发现与发明的，不只是希望去证明旧有的教条与保守已经确立了的真理的。真理是无穷无尽的，人们追求它的积极性便在于一步一步地更深地去发现它尚未表现出来的部分，而很少兴趣只去抱残守旧，只限于对它作个注释和加以不断的宣传。因此我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发展与繁荣科学艺术的正面精神，应有充分理解。

有人至今还不敢放，还不敢鸣，这自然是对于政策的怀疑。这自然是表现了自己对政策的无知。然而也不能说这不是被上述那些不正确的说法所引起的。那种只认为：“让他们放去吧，怕什么！又坍不了天！”的话，意思就像只是叫人发牢骚，吐偏激，而不承认人们也会吐出真理来的。这就怨不得人们把政策误解了。这种说法，十分要不得。

不要以为真理常常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不要以为真理天然权利一般老早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底谁真正深刻地接近了真理，谁又只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它，这还在许多场合是个问题。不一定死啃教条便万无一失。也不一定丢开教条便不合乎探讨真理的规矩的。

二

在某种情况下，教条主义是无罪而有功的，而反对教条主义倒是无功而有罪的。要说教条主义是保守，它可是保守了一项过去一贯认为神圣的东西，因此就很不容易遭受到批评。而反对教条主义，当然就是去触犯一贯认为神圣的东西了，因此它之遭到批评，就会不是罕见的事。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在今天还是相当普遍的。

陈其通同志等的四人声明，在他们拥护“工农兵方向”的动机上，当然没有错。直至毛主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之点起，还有人只论及他们的动机不坏。说这话的人担心一个党员作家有时会忘掉了这个方向。他们这种担心，我看就有点和陈其通等的错误相象。为什么他们不去担心过去宣传“工农兵方向”，有人竟作了极其狭隘的解释，以至造成题材与形式不够多样化呢？难道这种担心已经不必要了么？我看未必。掩护在一句已经确立的口号之下，不去理解“百花齐放”的新意义，这也就是不十分欢迎文艺题材与形式上的多种多样，至少是小看了这个多种多样，以为它不会成什么大气候的了。这乃是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在作怪呀。在艺术的创作方法上正等于在花朵的颜色上一样，不可能分别这样那样谁就是最有表现力的与最为鲜艳的。多样的创作方法与花朵颜色倒是各有其高度的表现力与高度的鲜艳。比方说：一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可以达到成功的极峰，为什么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不可以达到同等成功的极峰呢？不把憎爱限制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些流派的区分上，而把眼光放在这样那样的作品所达到的高度的水平上，这样来衡量一篇作品的价值是否好呢？我看是好的。否则徒然在艺术上提倡流派，事实上却以宗派情绪压倒了一切流派，这是要不得的。

如前所述，教条主义的无罪，是因为他是服务于保守的。而保守的事物，在一定时期，常被人们所公认。因此谁一旦批评了这些公认的东西，就要受到指责，说你忘了基本的东西，至少也说你讲得太片面了。片面，片面！仿佛在什么场合，即使是只谈问题的片面或一面，也不准你讲得片面或一面。你要讲话，就非讲得全面不可。仿佛问题的其它方面本来已经肯定而为众所周知，你也非来重复讲它一次以至二次三次不可！这不是公式主义是什么！这种公式主义，要求文字上，口头上，完全可以不讲节约，不讲技巧。因此讲缺点就必须讲优点，讲反面就必须讲正面，仿佛艺术性的文字非抄袭一般工作报告和对人事处理的方法不可，一定得强求一律，以至抹煞思想方法、艺术方法上的特点。这种办法，不单是粗野而且也真正够幼稚的了。为什么在小品文上可以主张不要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呢？小品文即使顾名思义，你如何能叫它臃臃肿肿，罗罗嗦嗦，包括一切呢？请问古今中外小品、散文，那一篇有讲全面问题的？那个不是单刀直入，直闯问题的核心（作者以为这一点是当时当地的问题所在。），予以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的呢？要求小品文来搭个四平八稳的架子，仿佛一面桌子的四条腿子似的，那就导致出一种起承转合的八股方式来。这除了在思想上训练些虚伪矫饰，在文字上训练些扭揑作态，又会有什么积极结果！假使一个至亲的朋友有了错误，我们来直接批评他的错误好了。又何必向这位至亲的人讲客气话呢？假使你劝诫他，批评他，而劝诫批评得又好，那他是会接受的，不会说你埋没了他的什么好处的。最好，我们背面的话和当面的话要讲得一致点！最好，我们口头上和笔头下说得要一致点。道理是要讲好的，方式自然也要讲究的。不过只要道理上你不把一个至亲的朋友误认作敌人，即使在方式上生硬了一点，大致也是无妨的。我们不能作思想上的暴君，同样也不作艺术上的怯夫，以至不敢单刀直入地谈谈问题的症结所在！

教条主义的严重，竟严重到有人谈论小品文出生死存亡的问题了。可见问题并不简单！为什么人们竟这样喜欢教条主义呢？我以为就是因为教条主义在一定时期，不但无罪，而且是有功的。讲什么作品歪曲了现实，有时这意思竟是说这作品写了这个那个人。不理解艺术的讽刺是典型讽刺，不是讽刺个人；不理解艺术的塑造是典型塑造，不是塑造一个具体的真人；不理解艺术的方法，最好是单刀直入而不拖泥带水，而要求去搭架子，讲全面。诸如此类的教条还多的很。它们实在是烦人不过的了，应予取消的了。

三

我们应该克服一下官僚主义了。但官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有人还大睁眼看不见，或者佯作看不见，或者有意蒙混，企图模糊了它的存在与它的面貌。这种现象，就有点“贼嚷捉贼”的形态，值得指出一下。

我们提倡干部们脱鞋撩衣，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一块儿劳动了。这件事情本身就令人领会到，官僚主义首先表现在我们某些同志们曾经忘记了艰苦朴素的传统。在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权利不去脱鞋撩衣，参加劳动和人民同甘共苦呢？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可以脚上穿着不可脱之鞋，身上穿着不可撩之衣呢？问题还在：我们过去竟有些同志，脚上就老实穿了不可脱之鞋，身上就老实穿了不可撩之衣！如果说今天我们穿的鞋和穿的衣，实际上还有点不便脱，不便撩；这也就是说他们还比较体面一点，精致一点，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将来穿的不太体面点，更粗劣一点，以便于脱和撩呢？我倒希望有一天我们大家都穿得朴实一点，以便于不是一时临渴掘井地去把它们脱下或撩起，仿佛专做个样子给人看似的；而是不必经过脱与撩，便直接可以参加劳动的了。我衷心祷祝这个时期的到来，否则另一个时期也该到来：那便是工人农民在参加劳动的时候，是脱了经常穿的鞋，撩了经常穿的衣的。可惜这个时期，在我们国家里还很遥远。只有苏联是已经来到了。

不知道我们同志们怎么体会中央要叫领导同志们参加劳动的指示。但我以为我们的体会竟可以宽些而不要太窄了。我们不可以简单体会为：只是鞋要脱，衣要撩的。其他一切生活方式，也值得脱一脱，撩一撩。工资多了，吃喝玩乐随之多了，有的竟出乎正常需要之外，这就是还可以脱一脱，撩一撩的地方。而尤其是在思想上那种怕打破太平生活的观念，那种要求平衡稳定这样生活的观点是要脱一脱、撩一撩的。因为我以为那就是官僚主义的一种思想根源。

不知民间疾苦，首先是官僚主义！认定自己的生活理应比人民高出若干倍，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服帖于这一观点，从而淡忘了和人民同甘共苦是宝贵传统，这就是官僚主义！反对人们反对这种官僚主义，我以为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当然不是两句空话，而是要有事实上的表现的。事实上的表现，当然表现在现实的措施上最好。但一时在现实中做不到，精神上倒常挂念它，来点这样的表现也是好的。今有人仿佛很讲究事实上的表现，而一旦事实表现做不到（或者根本没想去做到），他们倒干脆连精神上的表现也不见了；回头来反而指责精神上有点表现的人，是神经衰弱。你说这说过去说不过去！但我倒相信他们的神经是很坚强的！至于坚强得正常不正常，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种人，假使他们积存了几个钱，自然是安心的。假如他们有的是吃穿，有的是老婆孩子在一起过好日子，自然是安心的。假使他们一旦生活上有了困难还可以受到救济，那自然是安心的。事实上这种人，比一般劳动人民可以安心的地方是不少的，因此他们的神经就坚强起来了。

但他们坚强起来也好。为什么要骂不坚强起来的人是害了神经病呢？仿佛非在这个场合，分出个宗派不可。自封自己是行动的巨人，别人倒被斥为说空话的！我以为这就太会掩护缺点了。肯定一切的教条主义，必然形成看不见别人的是处的宗派主义；也必然形成不肯克服缺点、改正错误以致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者最喜欢抓别人的小辫子，借以反对你来反对他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者也最喜欢抓别人的小辫子，借以反对你来反对他的教条主义。他们的宗派主义就表现在这里。他们不是和你来研究问题，探讨真理的。他们是来专门在别人和自己中间筑一堵墙借以保卫自己的。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觉得只有自己是对的。却也害怕得不得了，时刻防止别人讲他们的“坏话”。这就是官僚主义之特色。

四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针被提出的今天，我们无疑都应来讲讲话的。否则便显得我们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负责任，对于“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不感兴趣。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存在，便反映了自己思想上的衰颓和停顿，对真理不再热烈追求，甚至有了一种不应有的圆滑态度。

时至今天，也未必啃教条还会不受到批评的了。相反，也许抛开教条讲点新鲜的但又老实的话语，倒也无妨。如果以为有妨，而始终在思想上忐上忑下，无时无地不去要求摸出个底来然后再说话，而一旦摸了底就又大大叫卖起来，这就未必有点乡愿气了。思想上的乡愿，表现在艺术上就一定是创作的平庸，以至于不敢创造一个真实的典型，大胆地来反映事物的本质。

这种乡愿态度的形成，当然有个因素是怕挨整的。然而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便是企图求得自己永远在思想上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你说东时他也在说东，你说西时他也在说西。这就仿佛正确的东西永远不离开它，而它就成为正确的本身了。这种足以应付千变万化的人竟有的是，当然他们也就妨碍了我们的争鸣。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来争鸣的，他们只在等待你争鸣得有了个结论，形成个新教条，才来拥护这个新教条，显示他的能力！

这般人，有时在艺术创作上，就不得不表现为实际上的为艺术而艺术。因为他们不敢大胆对生活进行干预，于是就只好阉割生活中一切矛盾，而披着干预生活的外衣，实际上却成为吟风弄月之类了。虽然他们的作品中也许还谈到生活问题，那只是“生活”两个字眼，而再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有之，则还是一种被教条主义所承认的旧的生活气息而不是被自己大胆地、精细地创造出来的新鲜的生活气息。这在实质上已然近乎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超然派的作风了。

叫人放叫人争的人，必须打破教条主义的认识，真心承认“放”和“争”会放出和争出好东西来，因而可以推动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有参加放和争的义务的人，必须站起来大胆参加这一运动，从而克服自己的动摇妥协，以至于某些乡愿气，锻炼自己成为一个思想战线上的真正战士！（载1957年6月《火花》月刊）

来源：《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太原：山西省文联，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