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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
山东大学 陆侃如
1957.06.00

(陆侃如：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任委员)

在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曾建议撤销学校的党委制，并且民盟、九三等民主党派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各地的鸣放座谈会上，常常谈起这一点，意见还不一致，现在我也谈一谈自己的粗浅的看法。

什么是党委制？

解放後几年来我一直在参加山东大学的领导工作，可是就记忆所及，无论在华东教育部、中央教育部或高等教育部指示中，都没有看到“党委制”这个名词。在我所读过的关系苏联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文件中，也没有遇见这个名词。只有最近在报章杂志上，才第一次接触到，所以对于这名词的意义不很明白。

我曾问过山大党委一位负责同志，他说：在工厂里曾实行过“一长制”，後来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简称为“党委制”；把这办法引申到学校里来，就成为学校的党委制。

由此看来，在学校实行党委制那就是对学校一切做最後决定的不是校长(指正校长)，而是党委会，那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者不是校长(指正校长)而是党委书记。

应该分清三件事

在讨论党委制应否撤消的时候，我认为应该的把三件不同的事情分开：

第一是党的领导。这是指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在学校里的贯彻。党的领导在学校里应加强，谈不到撤销。

第二是党委会。这是党在学校里的基层组织；既有党员，必有组织，也谈不到撤销。

第三是党委制。在学校里，正校长与党委书记的关系，应该怎样安排，是值得讨论的。这与前两点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近来在讨论党委制应否撤销的问题时，常把这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混为一谈。某些反对的人说，不应该撤销党委制，为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把第一件事与第三件事混淆起来了。某些赞成的人说，应该撤销党委制，要求党派退出学校，这是把第二件事与第三件事混淆起来了。

事实上，在人民中国的人民大学里，离开党的领导是不能想象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要求教职员和学生中没有党员。所以党的领导不成问题应该加强，党委会也不成问题应该在学校里存在，而且应该发生作用。成问题的只是“党委负责制”这一点。

党委制的利弊

在学校实行党委制，也有有利的一面。大学校长(指正校长)常常不是党员，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时候，可能有不正确、不彻底之处。有党委会在他上边领导着，或许可以少出一些错误、偏差。

但是就目前情形看，弊端可能更多。现在各校党委委员们对文、理、工、农、医各科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常常还不太熟悉，在党委会讨论大学一切工作而作出决定时，可能不太切合实际，使非党的正校长与教师们遇到难于执行，而又不敢不执行的困难。这样就不免损害了老教授、老专家们的积极性，也损害了党群间的感情。

学校工作与全国性的工作稍有不同。宪法与五年计划的起草，显然是党中央比任何人都在行。而且这都关涉到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决定，所以由党起草，向人民和政府推荐，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其他工作，如科学的十二年规划，就不是由党起草，而是邀请全国各方面的科学专家起草的。这个区别，党中央是很懂得的，而且做得极好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党不能领导科学呢！完全不是。党应该领导科学，党能够领导科学，而且已经在领导着科学。不过党在科学上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路线的领导(如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某些具体工作的具体办法的具体决定。在学校里，假使连某门课程该怎么讲授，某个处该设几个“科”都要由党委会来管的话，未免太支节琐碎了。

而且，如果党委书记与正校长是一人兼任(例如山东大学在一九五二年以後就这样)，那么还不至发生麻烦的问题。如果不是一人兼任而是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中间难保不发生重大的意见分歧(例如山东大学在一九五一年就如此)。在正校长是民主人士时，党委书记常常是副校长；那么究竟应该正校长领导副校长呢？还是副校长领导正校长呢？非党的正校长与党员副校长之间发生矛盾的实例，是不只一个的。

除校长外，在其他职务上也常有类似的情况。非党的正教务长形同虚设，一切由党员付教务长指挥。非党的系主任有职无权，一切由党员秘书包办。这种事实，近来报上不是常常揭发着吗？

一句话，党委制容易导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使党群之间的墙与沟加高、加深。

假使撤销了党委制

为了在党群之间做好拆墙填沟的工作，撤消学校的党委制，建立校长(指正校长)负责制，是必要的。

假使撤销了党委制，是不是会损害了党在高等学校里的领导呢？我想不会的。如果正校长是党员，他应该能够很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如果正校长不是党员，那一定也是一位忠实于国家，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他应该也能够很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如果他不能贯彻，那我们就不要任用他做正校长；既然任用他，那就该相信他，不必用党委制来在他头上再摆一个党委书记。如果解放初期有这个必要的话，在现在是应该改变了。

无论是党员或非党员，正校长一个人独立领导一个大学，总是困难的。撤销了党委制，建立了校长负责制以後，正校长还是应该集思广益，走群众路线。谁可以做校长的辅助呢？我认为苏联的学术委员会的办法是比较合适的。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并不妨碍党委会同时也起协助的作用。

学术委员会包含学校的领导人员，也包含教学人员；包含党员，也包含非党人士。学术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懂得如何办好大学的人，他们的大多数的意见，虽然对校长无法律上的制约性，但校长应该尊重，考虑执行。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是不会不一致的。因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既然懂得如何办好大学，必然对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有一定的认识。即使个别成员看法不免主观、片面，但经过集体讨论以後，结论总是比较正确的。

学术委员会与现在的校务委员会相似，而有所不同。解放前的校务委员会是完全行政性的机构，解放後逐渐增加了学术性，但就目前大多数的学校情况看来，行政性还嫌过重。今後应该把行政性减少至最低限度，把学术性提高到更大的地步。为了正名，我赞成改用学术委员会的名称。

学术委员会的制度与“教授治校”是不一样的。“教授治校”始于北京大学蔡元培做校长的时候；他主张由教授选举组成“评议会”，由评议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教务长、总务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个制度曾一度起过进步的作用。蔡元培离校後，北大的“评议会”就成了教授们宗派斗争的场所。以後别的学校的教授会，也为许多人所诟病。现左一提起“教授治校”，马上会联想到当年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而且现在学校中除教授外还有别的许多人员，把治校的责任只交给教授也是不恰当的。所以我认为目前实行民主办校的最好办法，不是教授治校，而是采用苏联的学术委员会的制度。

附带说几句

学校党委制应否撤销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需要大家来讨论，才能逐渐得出比较好的答案来。

在青岛一次座谈会上，我曾提出这个问题，报纸上也发表了我的发言的摘要。某一单位的党委书记看见後，就说：这种发言是“毒草”。为什么是“毒草”呢？因为他认为党委制是天经地义，不容许讨论撤消问题。原来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的内容，在民主党派内早已传达。而那个党委会却不知道，党委书记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棵所谓“毒草”还是毛主席亲手种下的。

光明日报所载陈望道先生关于复旦大学撤销党委制的谈话，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後来新华社专电更正，青岛日报在头栏上登载，有些人也奔走相告：“那消息是假的呵！”近来报上所发表的许多人的谈话记录，常常有与实际情况不太符合之处，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一条的更正呢？有一位老教授向我说：“尽管毛主席提出撤销党委制的建议，我看个别党员还没在思想上搞通。算了罢，还是不发表意见为妙。”我深望这位老教授没有猜对。

写到这里，有位朋友读了给我提意见：“你赞成(此处二字辨认不出)的理由，主要根据目前的情况。将来教授入党的渐渐多了，党员助教也渐渐变成老专家了，到那时党委决定一切有什么弊病呢？”当然，我们讨论一个制度的存废问题：眼光应该看远一点。不过，目前的迫切的问题还是应该事实求是地解决。而且将来党内专他教授越越多以後，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党员也会越来越多。到那时还要在正校长上边再放一位党委书记，不是有点多余吗？(原载新山大268期)

来源：《山东大学右派言论汇编》第一集（山大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编，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