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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员的意见
西北农学院 吴新
1957.06.00
党内领导三害严重，有些党员喜欢拍马吹牛。
学会拍马吹牛，升官发财样样不愁。
如果提出反面意见，落个思想落后品质不行。
我是一个党员，我是一个不识时务，爱提意见的人，在党委和支部某些人的眼中成了落后分子党员，几年来落后分子的帽子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现在幸亏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否则象我这样的人只有淘汰。现在我想谈谈我对党委的意见。
学会拍马吹牛，样样不愁
在三反以前党委给孔繁朴的结论：不愿学习政治，工作方法粗暴，是比较落后的党员，三反以后，被党认为是唯一的骨干，提升为党委委员：实际情况怎么样，请参看198期院刊，不知什么身份，骑个自行车几个场合乱跑，自封为作政治工作的(群众给了一个外号，叫他游手好闲)，对别人都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却是自由主义，这些孔繁朴的缺点在党的领导上看来一点都没有了，剩下都是优点，升为科长、副场长，一升再升，为什么对在我院毕业很早工作经验丰富的孙经文、张履道、李凤歧不予提升？我自己认为可能是繁朴同志在三反运动中学会了一套工作方法，利用党员的威信拉拢一部分不三不四的人，作些假报告，来迎合奉承领导的意图，得到一帆风顺。
另外赵世明在解放初比我工资低，现在一跃为84元的科长级干部，董振民、刘正杰是三反后由工人提升的，凭什么一下能拿60几和70几元的高薪呢？在我院工作了多年的老职员，从工作质量和数量看，都比他强，但是拿的薪金甚至比他们还低，什么原因呢？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是党员罢了，而我自己呢可能是不识时务，爱提意见，使得领导讨厌。
宗派情绪的一例
孔繁朴取得领导欢喜后，一升再升，五三年提升为农场技术科长，而让工作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李凤岐作副科长，当时我向康迪同志提出建议，康迪同志不但不接受，而把繁朴怎么好怎么好表榜了一番，当时我不同意康迪的解释，但是康迪言外之意，你现在和李凤歧有亲戚关系，所以为李讲话，因此我就无法再提意见了。我希望康迪同志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宗派情绪在作怪？
莫名其妙的调职
三反以后，组织是以工作需要调我去西安奶场工作，我是以服从组织调动，离开了植物病虫害室，去西安经营奶业。当时西安和武功畜牧场之间的关系坏得无法形容，李震中对刘主任写信大部分不是讽刺就是谩骂。刘主任到西安确实抬不起头，刘主任要想在西安直接贯澈他的意图，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当时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我取得李震中的同意，贯澈他的意图，但是我为了搞好工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改善他们两个的关系，西安奶场的工作不管业务、团结和对工人的教育都是有成绩，这是大家所知道，并受到总场表扬的。我并不认为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西安所有同志团结努力的结果。
人常说好事不久，刚搞好刘李之间的关系，我不知什么原因李震中就对我意见很多，我要作的事情，大部分行不通。当然我和震中之间的不团结引起了工人之间的许多意见，总场为了解决问题，派了身为总支委员和农场技术科科长的孔繁朴来到西安听了些流言蜚语，(当时我曾对孔在西安的作风提出批评)不知给我搞了个怎么罪名把我调回武功，回到武功后，康迪同志找我谈话，提不出什么理由，就象周嘉霖先生在198期院刊所说的把我安慰了一下，我提出意见后，康迪声色具厉，有理三十板，无理板三十，由于我给所谓当时党的总支委员提了意见。康迪给我戴了一个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大帽子，结束了这次谈话。我现在要问康迪，西安的情况你是否了解？我犯了什么错误你把我调回？给党的领导是否可以提意见。
不会迎合奉承的结果
五三年回校，五四年因为许多党员要出外进修，让我搞支部工作，在一年多的工作时间内，看到了许多问题，给党的工作提了意见，给党的一些干部提了些意见，反映了群众的意见(这些是染三害的干部所不喜欢听的)。因此，先撤消党内工作(名义改选，实际上党委决定)，然后布置，一呼百应的干部来作吴新的思想工泎，结果就有些应声虫(我恨死这些不了解情况)，盲目服从的干部把好事弄成坏事一拥而上把我团团围住，因为理由不足个个无法下手，辛义恒看无法下台，在党员大会上利用职权，宣判一面之词，在群众中宣传吴新缺乏谦虚，造成不良影响。如果不是毛主席英明提出解决内部矛盾，我只好背上行李回乡，因为我不会在这些大人面前迎合奉承。
对党委的画象
康陈领导高高在上，只听汇报不了解实际情况；
真实情况送上门来，用马列主义一挡。
作实际工作的辛邓二将，主观片面宗派寻常。
要求下面干部，一呼百应。
若有相反意见，就是思想不正常。
最后因为我的缺点很多，希同志们给我多提些意见，让我改正。
| | 来源：《西北农学院右派言论及错误言论汇集》(西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编印，195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