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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言论——“我院的宗派主义”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 肖光钤
1957.06.00

（肖光钤：北京地质学院助教）

我院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脱离群众，主要表现在提拔心腹亲信，压制批评（例如评薪），群众意见纷纷，用批评压制来解决，官风十足，评薪时重官不重儒，系主任意见不被采纳，人事科高高在上，不学无术，武断独行。我一向好在大会上提尖锐的意见，过去工作虽然曾经消极过，但后来还是有很多改进，这些进步，领导上是不知道的，评薪时担上了“主观努力不够”的无事实可考的空洞的莫须有的罪名，不知道“主观”指的是领导还是指我，欲加以罪何患无名？闭着眼睛有目无睹，堵上耳朵有耳不闻，盖棺论定，一棍子打入冷宫，我要问领导是我的质量不如别人，或是工作量上和脱产的党员一样松闲呢？或是上课迟到，工作出了差错？上学期备课常常是星期日一天写稿，没有休息，我和很多同志都是同时来的，但同工不同酬。最大原因是“爱在大会上提尖锐意见”，讨不了领导的欢心。

我来了四年升了一级，如此后一帆风顺，再过八年到达九级助教，要想到九级讲师，尚需化上一、二年时光，这就是说李鹏九同志的四年道路我需要十三年走完。薪水是次要的，衔头是次要的，而是对群众青年助教无培养前途，枉度去金钱买不到的青春。党员同志脱产，我们背上沉重的工作量，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他人铺平“专家道路”。关英同志仅仅为了复习物化微积分，每月拿百分之八十的薪水。郑用熙为了副博士，李鹏九为钻研科学而脱产了，奇怪的是有德的人，偏偏没有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因为领导把他们的教学任务交给别人，科研交给他们，所以不会闹情绪的人，偏偏无情绪可闹，那些为他们分担了沉重工作量的人每个星期天还在埋头改练习，当然会有教学与科研的矛盾。这正是尹凤翔汇报的好材料了。

某些人来地院几年中相当的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实际工作，而是脱产进修，即使参加了实际工作，也不见得有什么带头的出色成绩，但是某些人工作积极，成绩好，业务水平高，埋头苦干，但他们却同时升了讲师，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某些人无功而受禄，某些人甚至带着过错当成绩，带过受禄，到时取薪，按时升级，凭什么向人民索取过于自己贡献的报酬呢？这还能说对这现象提意见的人是从个人争钱利益出发吗？这怎能说服天下一切正真人士？《中国青年》上有一句话：“如果亏都让群众去吃，便宜却独党员占，这还叫什么革命？”想一想多少的英雄烈士，象黄继光、刘胡兰、董存瑞，还有许多由党培养出来的无名英雄本着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可贵精神，多么令人感动的事迹吧，我们有理由要求地质学院的全体党员同志向他们学习，不要再作暖房中的名花贵草，不要与领导一同高高在上站在一边，不要把领导偶象化，在许多丑恶事实已经揭发出来的今天，这个偶象应该是打碎它。用独立思考，拿出自己的正义感，不要在群众面前敷衍，背面就把群众的微言大意，断章取义反映给上级组织，以取得信任，博得欢心，而在他人的档案上却背了一生用尽西江之水也洗不清的冤枉鉴定。我要求郑用熙同志检查一下你在教研室获得比主任还大的实权，是通过什么取得的？如果是由于你的“德”取得的，“德”表现在那里？如果是由于你运动中的“成绩”取得的，“成绩”在那里？这里有没有包含了这样的因素在内，那就是，利用屡次运动中使得其他同志无辜受到精神侮辱的痛苦的代价来换取你现在的地位。这不过是一个疑问，结论当然是由郑用熙本人去下。对于关英同志，要求不要再尽一切能事用最尖酸刻薄的毒辣的字眼例如恶劣，肮脏，……等来伤害无辜同志的心了。

来源：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会宣传部编《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第二编：右派言论汇编》，1957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