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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言论——攻击肃反运动
四川大学 袁家驹 戴星如 杨继勃 何双全 许存信
1957.06.00

“肃反认为95％是好人，5％是反革命分子，因此各单位来找5％的反革命分子，没有也要凑数，形成偏差，经过肃反运动后，出现了一种情况，逢人只说三分话，‘六亲不认’，大家认为朋友越少越好。肃反运动是残酷的神经战，如需要，直接逮捕就算了，何必发动大家呢？”（四川大学 袁家驹）

“肃反扩大化了，肃反提出的‘大胆怀疑’和百分比是反马列主义的，是胡适的方法论，当然有偏差。”（四川大学 戴星如）

“为什么会产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呢？

（一）教条主义横行，搬用了斯大林的错误理论：

斯大林错误未揭发前，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愈进步，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一直为党对敌斗争的金科玉律。‘肃反’前，国内恰好又揭露了胡风事件，李万铭事件和高饶反党联盟，这就使得教条主义者看来完全适合我国当前情况了，于是产生了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化了的‘肃反’运动。他们用怀疑的眼光和粗率的手段审查一切人。这种以一般理论代替具体性的事物，是犯错误的根源，更何况这个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

（二）宗派主义横行，‘肃反’运动并未与政法部门密切联系：

‘肃反’的工作干部很多都是非政法部门的党员干部。他们既不通晓调查研究，又缺乏法制知识，这样便产生了材料粗糙；甚至有些虚假的现象。加之有些部门急于想把‘肃反’推向高潮，不惜损伤人民的民主权利，企图借群众压力获得调研中所没有的材料，结果几乎各单位都产生了‘压’、‘逼’、‘追’等不合法制的事件。

（三）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也不及时弥补错误之恶劣影响：

‘肃反’明明有错误、有付作用，但有些领导不敢承认，企图用时间来冲淡那些被斗错者的记忆。我认为党领导在‘肃反’中是犯了一些损伤积极因素的错误的，现在正是改正的时候了。”（四川大学 杨继勃）

“（一）造谣言吓唬同学

从肃反一开始党委就放出了一种气氛，使人感到我校的反革命分子很多。上行下效的教条主义使党支部更加紧在同学中制造紧张局面，领导在肃反动员大会上宣布：我们级上就有反革命分子！使同学们在同学中去找谁是反革命，且有同学被看管起来了。

肃反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也没有宣布谁是反革命。

（二）划禁地，软囚群众

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限制了我们，寝室变成了我们的囚房，禁地。为了肃反纪律，负责人专门召开大会进行指责，那种蛮横的态度确实使人生气。我们要质问肃反的领导者，这是违反宪法，侵犯人身自由，也违反党中央的肃反的方针。

（三）肃反形成了两批人——肃反中突出是形成了以党员为中心的宗派主义集团，这就是当时的所谓的积极分子集团，这些是能听从命令，指东不去西的人，这些人特别是他们中所谓的核心分子成了同学的统治者，在群众面前盛气凌人，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然而还有另外一批人，这就是当时被囚禁的广大同学，这些人被剥夺自由公民权利，而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本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此时成了被专政的对象，这就出现了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

“……党中央对情况的分析和认识是犯有重大错误的。例如中央在肃反时指出，在我们中间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这就是说还有百分之几是坏人。党中央提出的比例是主观的结论，是有肃反扩大思想的表现，也是造成肃反中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中央的这种扩大化思想对下面的影响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把它奉为“圣旨”，因此在我校一开始就造成了紧张空气，党委完全捕风捉影的乱下决定，就是我校党委不仅教条主义执行了百分之几的指示，而且还在自作聪明的发展，不分情况地要求达到百分之几的比例。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优良作风，但是党委在肃反中却严重的破坏了这一路线，压制其他组织的作用，党委独行单干。我们青年团是党所一手培养起来的有力助手之一。在党的任何工作中，青年团总是走在前面。然而在群众的肃反运动中，党委不仅没有发挥青年团的组织作用，而实际上撤消了团的组织，停止团的一切活动，严重地破坏了青年团的独立性，因此使各组织处于旁观的地位，也大大发展了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由于党委严重的脱离群众，没有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党内浓重的宗派主义，使肃反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而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四川大学 何双全）

“肃反是在三个错误理论根据下进行的。1．大胆怀疑，2．凑百分比，3．坦白无罪。上面先确定了反革命分子占5％，下面就来凑数字，先作一个框框安上，然后再来找反革命分子。

在肃反中硬要搞一个思想批判，把思想批判和历史问题夹在一起，从思想批评中，右一批判，左一批判，就把反革命分子批判出来了，思想批判中，群众路线有很大问题，材料都装在党员包包内，群众只是摇旗呐喊，临阵助威。批判的方式狂风暴雨，人格侮辱，非常粗暴，造成人人过关，被批判者都被划了一副非常难看的脸谱。

肃反的后果很坏，在运动中领导上有些说法，实际上起了精神隔离作用，肃反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更加不相信了，肃反以前，非党团员还可作教研组主任，肃反后都被取下来了，周总理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有所转变，但转变不大。”（四川大学 许存信）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